创造美丽新世界
创造美丽新世界
——西西《我城》与香港意识的滥觞
西西《我城》在大陆的出版距小说面世已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之中，国人的阅读经验与阅读视野随着经济社会转型遽变中的国家一同增容、扩界、转化、新生，似乎到了“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境遇，然而从《我城》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读起，到收笔的最后一句“再见白日再见，再见草地再见”，短短十数万字的“小东西”，竟然让我们以为如此独特、如此愉悦；更进一步，西西早在三十五年前唱呼的“创造美丽新世界”，在异时异地的大陆，竟然具有如此对应、如此贴切的当下的意义，多少会让如今钟情于治熊（《缝熊志》）、治猿（《猿猴志》）的西西产生些意外吧。这位彼时（37岁）为香港意识代言的青年女作家，在《我城》之中以形式与内容两端体认香港意识，进而为香港社会青年主体鼓与呼，开创的是一段于沉寂中发声、于未然中见然的文学—社会历史。
《我城》是从出殡与搬家写起的。小说主人公一家（在西西“群像”写法之下，并无主人公/主角的设置，姑妄称之）我母秀秀、我姨悠悠、阿果（“我”）与我妹阿髮因父亲的殁去继承一座大屋，从此开始一段新的时间、地点的人生旅程。西西这样开始她的小说叙事，显然着意而为：与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现实相对应，小说主人公们与香港都市芸芸众生一道辞别旧的时间和地点，在新的时间和地点开始新的人生，是一种继承（时间与空间的继承），更是一种断裂，断裂始于继承，却与继承在叙事中话别。搬家后的一家人开始新的生活，西西笔下着重书写了阿果、阿髮、麦快乐、阿北、阿傻、阿游数位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阿果于毕业间歇寻找工作、阿髮忙于学习与玩乐、麦快乐在不同工作之间流离最后栖身电话局“种电话柱”、阿北手工做门并任大屋看门人、阿傻与阿果麦快乐远足、阿游在海轮上担任电工周游世界。西西用快乐、乐观的笔法书写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用散点的、流动的笔法突出这些年轻人快乐、乐观的性格，好比麦快乐，不被世俗规范约束而辗转于不同工作，最后欣然找到电话局的工作，此过程固然有不如意、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西西更多地关注年轻人屡败屡战的奋发精神；再如海轮上担任电工的阿游，千里之外，心系香港，发问“我们的城怎样了呢”；更重要的，西西不分主次轻重刻画年轻人群像，倾心于自食其力的现代资讯社会的基层工作人员，既是对香港七十年代社会青年主体的认可与赞颂，更是将“我”纳入这一群体之中，抒发“我”对香港的呵护之情，是西西作为香港城民对“我城”的自曝心怀。始于《我城》，发端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新的社会心理意识——香港意识正式登上文学—历史舞台。
回溯香港文学历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中国现代作家寓居、流转香港，创作出“在”香港的文学作品，到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与一些播迁香港的大陆南来作家力求创作体现香港本土色彩的“属”香港的文学作品，如舒巷城《太阳下山了》（1961年）、刘以鬯《酒徒》（1962年），再到七十年代以西西、也斯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创作的体现香港意识的文学作品，香港文学主体性发衍的脉络清晰可见。1950年西西随父母南迁香港，至《我城》最初在《快报》连载之时，生活了25年，25年之中，西西与香港一同成长，广泛参与香港文化艺术发展流向，以个体之文学实践表现城民与城市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对应关系。六七十年代港台多受西方文学、哲学、社会思潮影响，西西创作出了明显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三部中篇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和《草图》），至七十年代中期，一扫此前的沉郁感伤，创作出明亮光彩、乐观快乐的《我城》，这其中固然包含西西创作态度、写作方法的革新，作用更巨的却是融个体于群体的香港社会心理意识。
《我城》并没有明晰的故事情节、主体人物和叙事结构，熟稔现代文学各种技巧的西西，不仅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一炉而冶、发扬西方现代文学所长，更在小说写作中体认六七十年代滋生的香港意识，融形式与内容为一体。黄继持曾指出，某个地区文学个性或说“主体性”的形成，一是本地经验之写入，从表层的地方色彩、生活方式，到深层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另一则是形式的突破，新形式带出对生活的新的切入，并为此地的“生存情境”作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揭示。《我城》用不合传统的形式端写香港社会青年主体，写他们的价值观和共同社会心理意识，写他们对社会、对“我城”的体认，彰显的是他们与老一辈香港人、同时期大陆人的不同；小说固然也书写了种种社会现实，如商业文化对人的异化、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却有意偏离现实主义作家惯用的批判内核，并创立“童话写实”的创作方法将社会现实“陌生化”、“奇特化”，保持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距离。西西自己说过，“一般小说都写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脸孔，写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写写青年人的生活，活泼些，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呢……写小说，我希望能够提供读者一样东西：新内容，或者新手法。”《我城》的书写或许暗合了“反抗父权”的现代文学叙事母题，投诸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纠葛，却是西西为香港意识—香港社会青年主体正名的企图。
难得的是，《我城》之中抒发的城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既包含着如阿游这般身在异地、心系“我城”的主体顺向情感，也包含着如阿果这般对社会现实批判后仍呵护、爱惜、认同“我城”（“天佑我城”）的复杂情感，同时也包含着在初步探讨“城籍”与国籍这一西西日后将重点写作主题时表达的城民与大陆国家之间的情感、文化建构。尤其动容的是西西解构“自我”的努力，《我城》本身是西西代言香港社会青年主体的发声之作，是将主体情感投诸“我城”的鼓与呼，却并没有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反将“自我”也随着社会现实一同纳入批判的视野，对“自我”作出建构与解构：“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但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新世界。”至此，为香港意识代言的《我城》，从体认、归属的位阶提升到永无止尽的、变动不居的“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水平上，市民与城市本质的交互关系于焉铭刻。
《我城》之后，西西创作的“肥土镇系列”惯写不同时空下城镇、城市的独特命运，时空编织下的二维空间里，点与点之间的悬浮关联，或许并没有孰重孰轻的顺次关系，然而也惟其具体而细微的命运刻画，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可以关注、可以比较的样板。而今亦如香港发展的衮衮大陆城市，如何在各城的文学书写中寻找并找到属于城市与市民本质的性格与特色，并参与城市塑造与城市空间拓展的漫长而艰苦的跋涉，成为三十五年之后阅读《我城》不可回避的命题。西西以《我城》及系列作品在香港文学史上镌刻了婉转流动的坐标体系，放之中国当代文学流变的视野，读者与作者共同期待表现“市民—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声之作，那是否也应该是一部“创造美丽新世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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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我城》与香港意识的滥觞
西西《我城》在大陆的出版距小说面世已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之中，国人的阅读经验与阅读视野随着经济社会转型遽变中的国家一同增容、扩界、转化、新生，似乎到了“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境遇，然而从《我城》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读起，到收笔的最后一句“再见白日再见，再见草地再见”，短短十数万字的“小东西”，竟然让我们以为如此独特、如此愉悦；更进一步，西西早在三十五年前唱呼的“创造美丽新世界”，在异时异地的大陆，竟然具有如此对应、如此贴切的当下的意义，多少会让如今钟情于治熊（《缝熊志》）、治猿（《猿猴志》）的西西产生些意外吧。这位彼时（37岁）为香港意识代言的青年女作家，在《我城》之中以形式与内容两端体认香港意识，进而为香港社会青年主体鼓与呼，开创的是一段于沉寂中发声、于未然中见然的文学—社会历史。
《我城》是从出殡与搬家写起的。小说主人公一家（在西西“群像”写法之下，并无主人公/主角的设置，姑妄称之）我母秀秀、我姨悠悠、阿果（“我”）与我妹阿髮因父亲的殁去继承一座大屋，从此开始一段新的时间、地点的人生旅程。西西这样开始她的小说叙事，显然着意而为：与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现实相对应，小说主人公们与香港都市芸芸众生一道辞别旧的时间和地点，在新的时间和地点开始新的人生，是一种继承（时间与空间的继承），更是一种断裂，断裂始于继承，却与继承在叙事中话别。搬家后的一家人开始新的生活，西西笔下着重书写了阿果、阿髮、麦快乐、阿北、阿傻、阿游数位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阿果于毕业间歇寻找工作、阿髮忙于学习与玩乐、麦快乐在不同工作之间流离最后栖身电话局“种电话柱”、阿北手工做门并任大屋看门人、阿傻与阿果麦快乐远足、阿游在海轮上担任电工周游世界。西西用快乐、乐观的笔法书写这些年轻人的言行，用散点的、流动的笔法突出这些年轻人快乐、乐观的性格，好比麦快乐，不被世俗规范约束而辗转于不同工作，最后欣然找到电话局的工作，此过程固然有不如意、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西西更多地关注年轻人屡败屡战的奋发精神；再如海轮上担任电工的阿游，千里之外，心系香港，发问“我们的城怎样了呢”；更重要的，西西不分主次轻重刻画年轻人群像，倾心于自食其力的现代资讯社会的基层工作人员，既是对香港七十年代社会青年主体的认可与赞颂，更是将“我”纳入这一群体之中，抒发“我”对香港的呵护之情，是西西作为香港城民对“我城”的自曝心怀。始于《我城》，发端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新的社会心理意识——香港意识正式登上文学—历史舞台。
回溯香港文学历史，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中国现代作家寓居、流转香港，创作出“在”香港的文学作品，到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与一些播迁香港的大陆南来作家力求创作体现香港本土色彩的“属”香港的文学作品，如舒巷城《太阳下山了》（1961年）、刘以鬯《酒徒》（1962年），再到七十年代以西西、也斯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创作的体现香港意识的文学作品，香港文学主体性发衍的脉络清晰可见。1950年西西随父母南迁香港，至《我城》最初在《快报》连载之时，生活了25年，25年之中，西西与香港一同成长，广泛参与香港文化艺术发展流向，以个体之文学实践表现城民与城市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对应关系。六七十年代港台多受西方文学、哲学、社会思潮影响，西西创作出了明显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三部中篇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和《草图》），至七十年代中期，一扫此前的沉郁感伤，创作出明亮光彩、乐观快乐的《我城》，这其中固然包含西西创作态度、写作方法的革新，作用更巨的却是融个体于群体的香港社会心理意识。
《我城》并没有明晰的故事情节、主体人物和叙事结构，熟稔现代文学各种技巧的西西，不仅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一炉而冶、发扬西方现代文学所长，更在小说写作中体认六七十年代滋生的香港意识，融形式与内容为一体。黄继持曾指出，某个地区文学个性或说“主体性”的形成，一是本地经验之写入，从表层的地方色彩、生活方式，到深层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另一则是形式的突破，新形式带出对生活的新的切入，并为此地的“生存情境”作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揭示。《我城》用不合传统的形式端写香港社会青年主体，写他们的价值观和共同社会心理意识，写他们对社会、对“我城”的体认，彰显的是他们与老一辈香港人、同时期大陆人的不同；小说固然也书写了种种社会现实，如商业文化对人的异化、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却有意偏离现实主义作家惯用的批判内核，并创立“童话写实”的创作方法将社会现实“陌生化”、“奇特化”，保持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距离。西西自己说过，“一般小说都写成年人，悲哀愁苦，板起脸孔，写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写写青年人的生活，活泼些，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呢……写小说，我希望能够提供读者一样东西：新内容，或者新手法。”《我城》的书写或许暗合了“反抗父权”的现代文学叙事母题，投诸文学与社会现实的纠葛，却是西西为香港意识—香港社会青年主体正名的企图。
难得的是，《我城》之中抒发的城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既包含着如阿游这般身在异地、心系“我城”的主体顺向情感，也包含着如阿果这般对社会现实批判后仍呵护、爱惜、认同“我城”（“天佑我城”）的复杂情感，同时也包含着在初步探讨“城籍”与国籍这一西西日后将重点写作主题时表达的城民与大陆国家之间的情感、文化建构。尤其动容的是西西解构“自我”的努力，《我城》本身是西西代言香港社会青年主体的发声之作，是将主体情感投诸“我城”的鼓与呼，却并没有唯我独尊、固步自封，反将“自我”也随着社会现实一同纳入批判的视野，对“自我”作出建构与解构：“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但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新世界。”至此，为香港意识代言的《我城》，从体认、归属的位阶提升到永无止尽的、变动不居的“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水平上，市民与城市本质的交互关系于焉铭刻。
《我城》之后，西西创作的“肥土镇系列”惯写不同时空下城镇、城市的独特命运，时空编织下的二维空间里，点与点之间的悬浮关联，或许并没有孰重孰轻的顺次关系，然而也惟其具体而细微的命运刻画，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可以关注、可以比较的样板。而今亦如香港发展的衮衮大陆城市，如何在各城的文学书写中寻找并找到属于城市与市民本质的性格与特色，并参与城市塑造与城市空间拓展的漫长而艰苦的跋涉，成为三十五年之后阅读《我城》不可回避的命题。西西以《我城》及系列作品在香港文学史上镌刻了婉转流动的坐标体系，放之中国当代文学流变的视野，读者与作者共同期待表现“市民—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声之作，那是否也应该是一部“创造美丽新世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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