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权威的多元与公正的寻求

羊城咏儿
2011-03-28 23:55:33 看过
乡土社会权威的多元与公正的寻求
                                            ————《权利与公正》读后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变迁策略的制定,需要基于“坚实的知识基础”,“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损任何财富和能量。”《权利与公正》的作者赵旭东正是秉承着费先生的教导,以法律人类学作为其理论基础,通过对纠纷解决的实际案例的分析,提出共处于一个场域之中的国家权利机构的权威与民间社会的权威是如何共同对一起纠纷的解决发生效力的。从乡土社会纠纷的解决入手,探求乡土中国农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威的多元化,寻找在农村村民心目中的公正是怎样的,这种公正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与手段获得的。
一.互惠——公正的“母体”
(一)乡土社会公正的本质
互惠的关系是村落社区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这种纯粹互惠的关系,可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相互馈赠礼物上表现出来。对这种互惠的冒犯是人们评判事件公正与否的前提条件。这种对相互都有利的“作为互惠的正义”的追求,也成为人们社会行动出现的前提。纠纷不过是作为互惠的正义原则受到侵犯的一种表现而已,解决纠纷则是试图使受到损害的互惠原则得以恢复。一般来说,个人之间对互惠原则的冒犯,会使得社区中互惠的“给予和还回”的原则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就会诉诸权威以寻求调解,恢复互惠的秩序。(P134)
如果联系到当地人对争端解决的理解,那么所谓公正地解决一起纠纷,实际的意义应当是双方都觉得“有所获得”;而所谓纠纷的不公正解决,其实质含义应当是,双方都觉得“有所失去”;而一起无法判决的纠纷就应当是双方都觉得“存在风险”。(P198)
从制度层面来看,乡村的经济活动是最不在乎有无正规化和组织性的了。一般来说,村民都会遵守信誉原则。在乡土社会除了信誉原则外,更深层的还有一个公平的原则,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但这只是在习俗的原则不被冒犯的情形下,此种公平才有意义。一旦习俗的原则受到外来权利的干扰,或者习俗的原则充斥到这种权力的结构当中成为获取权力资源的手段时,原有的公平观念就会因为受到蛀蚀而瓦解。(P135)
(二)村落权利格局的变迁
 反观中国的现代史,晚清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在这样两个前提下开展起来的。首先是推翻了帝国政体,废除了皇权统治;另一方面,就是对民众思想的改造。在乡土社会,这种变革首先表现在国家权力向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断渗透过程之中;而与此同步进行的是一种基层国家政权的建设,这种建设又是对农村通过所谓“落后”、“家族统治”以及“愚昧”这样与“现代性”对立的“传统性”的特征进行不断改造的过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对乡土社会的习俗的排斥与改造,成为现代基层政权建设的一种重要途径。(P215—216)
在国家对民间社会的习俗监控极强的时候,习俗会消失或隐藏。一旦这种监控稍有放松,习俗又会慢慢复苏起来,当复苏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强烈控制,而被再一次地压制下去。这种“监控与复苏”的循环,成为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个表现。(P244)
总而言之,通过差不多三十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造,乡土社会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通过向农民做出“翻身”的承诺和实践,国家权利完全控制了乡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非制度化的民间权威体系和民间宗教的权威体系转入地下,国家的意识形态通过布于乡村的国家政权的权威体系,来取代非制度化的乃至制度化的法律权威体系,并通过改造思想的所谓“群众运动”来去掉个人的“私”的观念,以统一到“中华民族”这样的国家意识之下。(P247)
二.重建——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
(一)村民间的纠纷的解决
社会人类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是一种“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同时它亦是一种文化整体论观点的具体体现。社会人类学者认为,社会之为网络,使得我们不可能游离于这个网络之外来讨论问题。若是考察乡村的纠纷解决问题,我们将会发现,纠纷的产生以及解决纠纷的方式都是与当地的婚姻安排、家族势力、法庭、村政府以及村庙的仪式活动等的社会制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P9)
在赵旭东所调查的河北省李村,村民间的纠纷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分家、老人的赡养、婚姻、财产权、经济纠纷。地方干部充当了国家权利代理人的角色,他们与村民的冲突主要在计划生育、收税、权力的滥用等方面。
在李村,一般分家时会订立一个契约来决定财产的分配与老人的赡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家中的纠纷,往往是赡养老人纠纷的先导。契约作为分家与赡养关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之间的某种默契。它不是文字上的条款,但却是公理式的不言自明的生活习俗。一旦有一方触犯了这些规则,那么,两个人之间的默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便会受到破坏,这个时候,人们会诉诸三种不同层次的权威来恢复先前的默契。(P71)
第一个层次的权威就是寻找民间的权威出面调解,调解失效的时候,人们会寻找第二个层次的权威,即作为国家权利代表的村民调解委员会来出面调解;一旦这种调解不起作用的话,才会诉诸第三个层次的权威,这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利并不是独立运作的,它与村落国家政权的权威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构成的非正式权威,通过一种做工作的方式,对纠纷进行调解。如果对裁决不满意,自认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村民会寻求神判来求得心理的平衡。(P71)
其他村民间纠纷的解决也一般依照上述的程序进行。
(二)村民与国家的纠纷
现代国家政权在向基层延伸时,农民向国家给予的多,做的贡献多,但是国家回馈农民的实在少之又少。乡土社会注重互惠。单向度地从他人那里抽取财富,结果只能使相互和谐秩序基础的互惠关系出现断裂,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同时也适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农民一方面是要“给予”,但他们也希望国家给予他们财富上或荣誉上的“回馈”。(P146—147)
当农业税的抽取,所采取的并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采取“只抽取不回报”的原则时,村民对赋税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由此而引发了种种村民抗税行为的出现。其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相互默契的互惠原则受到了挑战,当农民意识到收入与税收之间出现负数的时候,致使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变相的以及公开的对国家代理人的惩罚措施就是“弱者的武器”——抗税不交。(P149—150)
三.跋涉——找寻公正
(一)权威的多元
1村庙的权威
在现今的乡村权利格局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就是,民间宗教作为一种权威所具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与农村改革以来的民间宗教的复兴有关,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民间权威的村庙,同时还担当着“乡村法庭”的功能。它可以使在国家权力之下无法判决,或是判决不公正的案件,在这里借助神给予公正的解决。因而,这种民间的权威,又是民间如何看待公正的一种表述体系。(P202)
在李村,之所以把村庙仪式的象征性表达当成乡土社会中的一种权威,主要原因是人们需要一种可以直接参与进去的与国家权力可以保持对话关系的场域。但相对于国家权力实际运作的行政场域而言,是近乎不存在的。显然,是国家给他们安排的,可以直接用来对话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因而,在这种制度化的场域之外,他们还试图建构一个可以和国家权力进行有益对话的公共空间,以此来展示一种民间的权力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可竞争性。同时,借助这样的空间建构,来获得一种民间的对政治的想像。(P203)
换言之,民间权威所要表述的是,自己一样有把村落社区资源调动起来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国家权力向乡土社会渗透的无意识的文化反应。因而,也就成为乡土社会中的权利格局中所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P204)
2树立新权威
国家权利落实到村落一级就是指村委会和村支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一方面具有支配村民行为的国家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要通过与村民保持互惠式的回馈关系,而获得其在村民中的一种权威。(P268)
随着1983年李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个人逐渐在脱离集体的监督式的领导。但村干部的权威并没有随着这一过程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权威形式出现。村干部的角色在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并与农民建立起了一种“承包商”式的契约关系,由此,乡村权威多元的格局得以出现。(P268)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村干部新权威的树立,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通过变通地落实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以及合理地解决村里不时出现的纠纷而实现的。国家的许多农村政策都是通过村干部制定具体的措施(当地人称为“土政策”)来获得实现的。这些规则的实际运作,是通过村政权利与农民自古相沿的习俗之间达成相互让步来实现的。这种在国家与村民利益之间周旋的方式,使国家的政策打了折扣,让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在这样的过程中,村干部的新权威才可以逐步地树立起来。也可以说,在时下的农村,村干部起着国家与村民之间关系的“润滑剂”的作用。(P262)
树立村干部新权威的另一个渠道便是合理而又有效地解决村里因利益分配而出现的各种冲突。一般来说,这种冲突不是靠家族的族长地位,也不是靠村民对国家权利的完全认同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序公正而实现的。村干部只需操弄一种为村落社区的人所认可的办事程序,那么,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地位就被提升上来了。(P268)
3法律与民俗
(1) 现代法制与传统民俗的渗透与融合
基层法院对分家造成纠纷这类案件的解决中所采取的基本决策原则有如下两条:(1)家庭私下订立的分单,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并依照分单中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法律判决;(2)对实际造成损失的,才给予法律的补偿;对看不出实际损失的,不予以赔偿。(P75)
法官在对婚姻纠纷的案件作出判决时,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几条:(1)财产权的划分要以可以查验的事实为依据。(2)对于可查验的财产应当在男女双方之间均分。(3)孩子应当由男女双方进行抚育。(4)对于无法查验的诉争,法律是不涉足的。(P104)
习俗与法律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习俗的原则进入到法律当中,法律的裁决默认习俗的规则。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规则,这些规则的制定是通过小地方的习俗惯例与大的社会环境中的原则、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长期的互动来实现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决不是疏离于整个乡土社会生活的外在力量,它可以也确实是一种国家权利的表征,但它的具体运作则是与其他文化和生活原则相一致、相呼应的。(P81)在基层法院的判决依据于习俗原则。通过法院的判决将习俗中本来濒临崩溃的反馈式的结构重新建立起来,也使乡土社会的秩序得到重新恢复。但在一般的案件裁决上,法官只是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在主诉人与应诉人所提要求之间做了些折中的处理,根本看不出在哪一点上是依据法律的某一条款,凭借法官的“睿智”作出判决,倒是诉讼的费用不可缺少,难怪百姓更乐于“私了”而不大肯于求助法官了。(P112、P113)
(2) 现代法制与传统民俗的冲突
乡土社会是遵循互惠原则的,纠纷一般通过社区内部的力量解决。但当国家的权力成为调解的第三方力量之后,这种乡民履行义务的约束力不再来自乡间社会,而是来自于国家的法律了。在通过法律来达成社会控制的法律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如果没有一种极为精密的监督机制,这种社会的控制就有可能成为对待农民的不公平以及对正常习俗秩序的破坏。(P135)
由于民事纠纷中事实的不易查验清楚,但法律的审判又要求对事实查验清楚,这就会使得一些所谓“冤案”和“错案”在乡间出现。为了使事实查验有利于自己的这一方面,民间社会中久以存在的关系网就会轻而易举地渗透到法律制度的运作中。(P105)
当纠纷上诉到法院来解决的时候,法院的逻辑是要“证据”。这样一来,靠社会来承认权利归属权的习俗观念就行不通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都遵照习俗也会相安无事,但是如果有一方冒犯了习俗,不承认某一方的权利,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法庭其实也不大好评判了,只能是避开权利的问题不谈,或者是拿国家法律条文中要求有“可查验的事实”这样的行政程序,来作为为与自己关系近的人谋取私利的一种权力资源。当乡村的互惠一旦被渗入国家权力的因素之后,国家制度化的权力就可能成为具体执行这种权利的人获得回馈的资源。这种回馈本身置换了一种权利资源,它与想得到这种资源的人构成了互惠的关系,这种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权力的滥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由于它的介入使得原本互惠的公平关系被打破,出现的是一种不均衡的权力交换关系。(P135—136)
因而,作为国家法律代表的法庭与民间社会习俗的冲突,在这里是能够看到的。法官在判定案件时,遵守的是社会事实越简单明白越好的原则,而民间的权利关系形式却是多种多样,不可简约为明白易见或者说可查验的法律事实,这也恰恰是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极好例证。同时,权力的滥用也导致了乡土社会本身的互惠秩序的失衡。(P106)
(3)法律——权威的第三元
当纠纷一旦到了法庭这一场域中来,国家的法律以及民间的习俗都会被当成一种自我保护的资源而被当事人双方调动起来。调解一旦不能实现,法庭则会依照法律条文和习俗惯例来对纠纷进行最终的判决,使习俗中的互惠关系得到重新恢复,而法律在这里成了一种使这种互惠关系的恢复得以实现的强制力量。(P287)
因而,法庭的纠纷解决不应当是独立于国家和色花卉之外的“第三领域”,而应当是多种权威中的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划定了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既有国家法律条文的具体化,也有民间习俗惯例的展示。(P288)
总体上来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家的法律条文、政府的权力运作、民间的习俗惯例以及村庙的超验权威都对民间的纠纷起到化解和平息的作用。
(二)差序的正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乡土社会中人们对于互惠原则的追求构成了乡土社会公平观念的基础。人们恰是在这种互惠原则的基础上来理解这种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而这样一种原则,由于相互给对方所带来利益的差异,因而表现在相互关系的远近也会有所不同。概而言之,这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序格局下的一种差序性的互惠关系。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在这种差序的互惠关系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可以评判公正与否的“差序的正义”的观念。(P303)
“差序的正义”这一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指,在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做出评价时,当事人所依据的是对方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以及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或便利的多少。一句话,正义与否是要依据相互“交情”的多少来厘定。在中国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下,人们的正义观念可以表述为:正义是针对不同人所具有的不同关系而言的,即正义观念是依照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来获得实际意义的。(P304)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在重在“人情”两字,并试图以“差序格局”的思考方式来实践其所倡导的“五伦”。如果依照差序格局中关系距离的远近来获得相应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就应该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义的。实际上,在熟人乃至亲人之间,公平的原则也一样起作用,因为在公平原则背后的互惠原则使得这种公平原则可能普遍地存在。更进一步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的存在,使得这种互惠的公平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P306)
(三)灵魂的出口——失去公正之后
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于其对不可预测或存有争议的事件的判决上。在宗教仪式中,村庙成了李村民事纠纷的调解机构,通过神的权威来调解纠纷。有时,当地人也会把神当成判官来对一些民间不公平的事作出裁决。在村里常常存在所谓无法解决,或者解决之后有一方不满意的纠纷存在。在这些纠纷中,不满意的一放会在非正式的场合向同村人表述他们的冤屈,同时,他们也会到正式的村庙仪式当中寻求神对他们的冤屈或不公正对待的公正裁决。他们把神庙看成是人间善恶的终极裁判所。他们会以向法官诉说事件的不公正一样的方式来向神诉说他们的不满意,并希望神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判决。(P194)
在这里,如果说神判具有一种魔力,那么这种魔力恰恰是应当表现在其一视同仁的公正性上,至少当地人的理想中对神的期望是这样的。李村人相信,在村子里的纠纷解决不了时,最终还是要由神来做裁决。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神是不会偏袒纠纷中的任何一方的,因而神的裁决才是最公正的。很明显,神的这种公正性是通过神的灵验来得到体现的。(P195)
通过仪式来判定生活中所无法确定的风险或不公正的待遇,这种神判裁决的灵验性,反过来又会加强神灵在地域崇拜中的权威性,通过神判来把一种关于是非纠纷这样的“无序状态”恢复到大家和气一团的“有序状态”。或者是因为“有序状态”受到突发事件的干扰,过渡到了不稳定的“中间状态”,接着又会转变为社会混乱不堪的“无序状态”,这种“无序状态”最终还会通过神判的仪式活动来加以调解,从而再恢复到有序的平和状态。(P199)
 
 
《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
赵旭东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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