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重就轻的“自由”

瘦竹
2011-03-28 看过
我对王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时的世故和圆滑是颇不以为然的(见本人拙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王蒙》),但他也有我深以然的时候,比如他在对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的表现发表看法时说:“知识精英从西方发达国家趸进了那么多知识观念,却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多元制社会大异其趣,精英们便只能吞吞吐吐,磨磨叽叽,不能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感觉或找错了对象,他们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如赵本山。”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但刚好我的手头有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只好以此为例来证实一下王蒙老先生的观点,希望培云不要觉得冤枉。

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热卖,获奖无数。熊培云的获奖可谓实至名归,虽然他所讲的无非是已经被西方社会广泛认同并且作为治政理念正在实施的观点,《重新发现社会》厚厚四百多页,其实无非说的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虽然说的都是“常识”,但因为触及了中国的“根本”,还是足见熊培云的勇气,他的书能得以出版,也足见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开明。

比如在在《“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一文中,熊培云说:“由于时代的原因或者局限,今日的政治改革一次次被‘矮化’为行政体制改革。”、“如果说政治学的一些重要原则在中国也能适用的话,那么让一个无须问责的政府自我革新,并不会比让一个人抓住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更为容易。”、“只有政治权利能够在公民之间平等地分配,才会有契约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管理者并不固定地在某一集团,并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在《民间是个好东西》一文中熊培云又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于对民间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压制;而所谓新一轮思想解放,最需要解放思想的并非广大民众,而是执政理念落后又失去深化改革愿望的官员,是那些在第二阶段的改革发展中获取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等等等等。

熟悉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的读者知道,熊培云的这些观点,无非是先哲们论述的转述,但无论是熊培云的所思所想还是转述,因为中国还未通过“历史三峡”,这些观点的价值对于中国的进步都是无法衡量的,只有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并且成为一种共识,中国的进步才有希望。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抓理性应该从孩子们开始,等我们这些人全部在这个世界死光光了,这个世界肯定是个理性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在天堂里看着这个理性的世界是该哭,还是该笑?”这里的“理性”几乎可以换成任何一个美好的词,比如自由、民间、平等、博爱什么的,这些其实也正是熊培云所有宣讲的。

让人奇怪的是,熊培云在他的《重新发现社会》获得无数掌声之后,并没有“欲将剩勇追穷寇”,而是突然变得温和与理性起来(他一再强调他是温和理性的),说什么“不自由,仍可活”、“相信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想象的自由。”,他没有对中国人不自由的根源展开猛烈的批判,而是告诉那些不自由者,即使你带着镣铐,你仍然可以舞蹈,区别是,有些人舞得好,有些人舞得不好。生生地把“自由”这样美好的词,弄成了“不自由者”的一锅不温不火的心灵鸡汤,或许《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虽自由无以言说》、《要新闻联播,还是宣传联播》等少数篇章可以除外。

与《重新发现社会》大段大段地引用先哲观点与历史资料借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是,除前面的自序与后面的几篇演讲,《自由在高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事一议,或者一点一议,即使这样,按照熊培云章节的分类,还是可以疏理出一些脉络来。

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想说的是即使是战争都挡不住人们对生活本身的热爱,生活本身是有力量的;第二部分《自救与自由》想表达的就是熊培云一再强调的观点,“不自由,仍可活”;第三部分《演讲与独白》是对“不自由,仍可活”的进一步阐述,以及熊培云截止目前的心灵成长史。

我说熊培云把“自由”做成了心灵鸡汤,在第一部分《面包与玫瑰》里就可以找到许多现成的例子,比如在第一篇《国家与玫瑰》里得先是举古罗马的军队挡不住生活的诱惑、即使纳粹的铁蹄都踩不碎巴黎人对于生活本身的热爱,文章最后说:“偶尔走失,从未失去。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这样的话,可以是毫无新意,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错的,永远“政治正确”而又等于没说。

在《梭罗的树林》里在批判了物质对现代人的奴役之后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象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可以我们可以碎步徜徉在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于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穷。”,这样的句子美则美矣,但在拆迁而导致自焚时有频发的时代和国度,多少有些娇情,魏晋时代政治黑暗,不是有竹林七贤已经过上这样的生活了吗?

其他的几篇也无不“政治正确”而了无新意,比如在《为情侣求饶》里批判的是校方对学生情侣的隐私权的侵犯、在《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里倡导的是我们应该共享人类文明而不是排斥它、在《好色关乎心灵》里赞美人的本能、在《绑架为什么流行》里告诉你一些让绑匪不能得逞的技巧、在《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及《开公司还是开法院》里揭露和批判公权对私权的侵犯等,这些或许几乎都和公民的自由沾得上边,问题是,谁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必要把众所周知的道理再讲一遍吗?如果这些是为了稻草谋,挣稿费,我倒可以理解,但如果为了伸张正义,我倒理解不了了。

《一个人中国人的不高兴》大多数网友或者读者看着比较解气,如果作者只是一个不知“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的”普通中国人,或许是值得赞许的,但熊培云是个受过西贤训练的中国知识精英,一口气列举了十几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他几乎一眼就能看出症结所在,却止言于“不高兴”,未免也有些娇情。

如果以上还谈不上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的话,那么熊培云一再强调的“不自由,仍可活”则最有可能把读者引向犬儒主义,虽然他一再担心过中国的犬儒主义。

“即使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强加的。”、“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即使是在集中营里,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推毁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这些话在不少的篇章里以不同的面丰出现过多次,可以看出,正是熊培云所强调的,但这实在是“态度决定一切”的无限放大版,不仅犬儒,而且“唯心”了。

应该承认的是以上观点又“政治正解”了一次,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写“心灵鸡汤”的作者都可以写出来,而如果出自以“重新发现社会及改造社会”自诩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笔下,我就会很失望。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面对限制人自由的“集中营”、“围墙”,“镣铐”,是击碎它,并且防止它们永远不会再生重要,还是只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逃出来,还是暂时营造一个游乐场重要,这其实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乎千成颗人头会不会落地的问题,而熊培云帮“不自由者”选择了一个乖巧的方式,所以,我说他所称的自由是避重就轻。

相对于熊培云的避重就轻,我更喜欢崔卫平老师的深入“幽暗”,让我搞不懂的是崔卫平的《思想与乡愁》相对于《重新发现社会》和《自由在高处》为何显得如此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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