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汉志》“篇”、“卷”问题与李零先生商榷——读《兰台万卷》札记

彭浩仁
2011-03-21 看过
就《汉志》“篇”、“卷”问题与李零先生商榷
——读《兰台万卷》札记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对先秦秦汉典籍的总结,也是后人读先秦秦汉典籍的津梁,清人金榜云:“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1李零先生也说 “读最早的古书,先秦古书和西汉古书,此书(《汉书•艺文志》)是必读书。” 2《汉志》的重要性可得而知。是以,自古就多有《汉志》的注释、考证之作 3,现在,李零先生的大作《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兰台万卷》)又对《汉志》作了一番深入地梳理,为我们学习、研究《汉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李零先生在《兰台万卷•序言》中说“班志中的书是以竹书为主,帛书贵,比较少。但什么书用竹,什么书用帛,分布规律如何,太值得研究了。” 4但在正文中,李零先生并没有讨论为什么此书用竹、彼书用帛以及《汉志》著录的规律,而且笔者以为李零先生《兰台万卷》一文中对《汉志》著录“篇”“卷”问题的认识有误,笔者不揣鄙陋,试述如下。

一、历代学者对《汉志》“篇”“卷”问题的理解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所著《汉书》“十志”中的一篇,系根据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编写而成。 5“‘篇’‘卷’作为计量单位词出现在同一部《艺文志》或《经籍志》之中《汉志》可以说既是开创者也是终结者,自《隋书•经籍志》始,则基本上以‘卷’来计。”6 由于《汉志》本文及历代注解对班固何以此书以“篇”计、彼书以“卷”计多未作解释,使此问题始终无一确凿可信的解释。
历来学者对“篇”、“卷”的理解较为统一,即“篇字从竹,故竹书曰篇;帛可卷舒,故帛书曰卷。”7 “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 8这一观点也为现代学者所接受,如程焕文先生言“在古代是以‘卷’来作为帛书的计量单位。”9 相应的,“篇”就是简牍的计量单位。
历代学者也以此为依据,一直以简牍、帛书这一载体差异作为《汉志》著录书籍单位不同的原因。如叶德辉自注曰:“《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10 “顾《汉书•艺文志》,多计卷数,此必以帛为之,可舒可卷,故云卷。” 11“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记。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12 直至现在,著名书史研究学者钱存训先生仍认为《汉志》“‘篇’和‘卷’既然分列,当系材料和单位不同。”13 “历代史书目录上的记载亦可表示出书写材料变迁的趋势,即时代愈后,则用作简牍单位的‘篇’字渐少,而用作帛书单位的‘卷’字渐增。《汉书•艺文志》中四分之三皆著录为‘篇’,仅四分之一为‘卷’。到了东汉,著录之篇、卷各占半数。至三国时代,卷轴之数已超过简牍。及至晋代,纸已普遍使用,简牍之书已不经见,显然全为卷轴所取代。” 14
李零先生在此书中也采取了这种说法,即“目中所录,凡称篇者,都是竹书;凡称卷者,都是帛书或帛图。”15 从全书来看,李先生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如其言“此类(易)皆竹书,唯‘《神输》五篇’下有‘图一’,属于帛书,小计未统计……此类全以篇计,都是竹书。” 16“此类(书),唯《尚书古文经》、《(尚书)经》、《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刘向五行传记》五书以卷计,是帛书,其他以篇计者,都是竹书。”17 “此类(诗)以卷计,所录都是帛书。” 18

二、以竹帛载体差别为“篇”、“卷”著录不同之依据的不合理性
现试述这种以竹帛载体差别为“篇”、“卷”著录不同之依据的不合理性如下:
首先,现代大量的考古发现早已指出这种以简牍、帛书的形制不同为依据,来确定简牍的计量单位为“篇”、帛书的计量单位为“卷”是存在问题的。陈梦家先生在《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中,通过对出土简牍的研究指出“写成的编册,平日存放是成卷的。编册即由编帘式所编缀,其收卷一如卷帘式或卷画式,以最后一轴为中轴、有字一面在内,背在外,卷完后首简在最外一层的头上。……编册成卷,而‘卷’之起不始于帛书、纸本。” 19
李零先生自己也曾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指出“卷起来的简……与卷轴的收卷大同小异。” 20而“出土帛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折叠式,一类是卷轴式。折叠式是像叠手绢那样,横折一下,再竖折一下(或顺序相反),最后叠成一小块。……它和竹简很不一样。而卷轴式则是像竹简那样,卷起来放。”21 陈梦家先生亦有相似的论述。
是以,至少可以说“卷”作为图书的计量单位,是随着缣帛书的出现而产生的这一论断是不合理的。22 那么,《汉志》以“卷”为单位著录的书籍能否直接看作帛书也就有疑问了。
第二,刘向校书的定本都是帛书。应劭《风俗通义》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以火上炙干之。陈、楚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23 “竹”者,竹简也;“素”者,缣帛也。以是可知,刘向校书,先书之于竹,待刊定之后,再缮写于缣帛之上。而最终所上之书当是帛书。而所谓“今东观书,竹素也”者,并不是说刘向校定的文本是竹素掺杂的。这里所谓的竹书当是指东观所藏刘向所校定以外的书籍或不同的本子。《汉志》由《七略》改写而来,而《七略》又依据刘向《别录》,溯而言之,《汉志》著录之“篇”、“卷”当袭自《别录》。24 也就是说,《汉志》“篇”、“卷”著录的差异是不可能由载体不同而产生的。
第三,从《汉志》著录书籍的重要性来看,将“篇”、“卷”分指“竹书”、“帛书”也是不合理的。李零先生说:“班志中的书是以竹书为主,帛书贵,比较少。”钱存训先生也认为“竹简常用作草稿,而缣帛则用于最后的定本。竹简虽亦用为定本,但因其上文字易于修改,且价格亦较便宜,故尤宜作为草稿之用。……但缣帛的这种用途,大概仅限于价值重要且需要永久保存的一类书籍。” 25
那么,什么书的价值重要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特出于百家之上,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意识。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六艺”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书籍。李零先生也说:“《七略》排序有贵贱,《晋中经簿》和《隋志》以四部分图书,经部是群书之首,在最前;史部是经部的附庸,排在经部后;子部是经、史之附庸,又在史部后;诸子是儒家之附庸,又在儒家后;兵书、数术、方技是诸子之附庸,排在最后。这个排序,源自班志。”26 并说“《汉志》的排序,是反映汉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中国学术影响至为深远。中国辨伪学,尊经贬子,尊儒子贬诸子,尊文学贬方术,根子在这里。”27 是以,从重要性来讲,《汉志》六略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六艺略”,其次是“诸子略”中的“儒家类”,最次才是数术略和方技略。故而,若以重要性为其标准来确定何者以帛书著录的话,必然首选是“六艺略”中的书籍。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汉志•六艺略》除“诗经类”全以“卷”为单位,“书类”、“春秋类”各五种以 “卷”著录外,基本都以“篇”为单位;“诸子略”除“小说家类”《百家》以“卷”著录外,全以“篇”为单位;反观《数术略》、《方技略》,除一二种外,率皆以“卷”为单位。是以,从重要性来看,将“篇”、“卷”分属于竹书、帛书也是不合理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汉志》“篇”、“卷”著录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竹书、帛书的单位不同,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但由于去古久远,《汉志》之作离现在已有两千余年,许多可能当时认为是常识的东西,现在早已无法理解了。而《汉志》著录的书籍大部已亡佚,而流传下来的书籍,其篇卷也多为后人改作,不可得见班固作《汉志》时的原貌。28 是以,《汉志》的许多问题聚讼千载而无的解。《汉志》的“篇”、“卷”问题也是如此,其著录“篇”、“卷”的标准究竟为何、其规律何在只能留待博雅君子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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