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大江健三郎：面對巨大災害，文學何為？
為了對抗即將到來的新威脅，需要告訴人們如何從巨大的悲慘中恢復過來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壞的文化，這種教育當然是必要的。即便作為正確進行這種教育的教科書，文學也是人們行之有效的經營活動。
1
我還要說起我的另一個記憶，那是我不到20歲時，通過文學作品感受到的，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不可思議和恐懼的記憶——人們如何應對巨大災害并生存下去。
日本那時還處于占領之下，四國的地方城市也有占領軍的民間情報教育局設立的圖書館。 當時，我是一個對英語的詩歌和小說開始產生興趣的高中生，經常前往這個圖書館。閱讀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之后，我想用原文閱讀《魯濱遜漂流記》。然而，希望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太多，我就被攤上同為笛福小說作品的《大疫年紀事》(“Journal of plague year”)。由于這本書不存在競爭者，甚至可以較長時間地借出去仔細閱讀。
我隨處翻動著書頁，閱讀有關17世紀中葉襲擊倫敦并大肆流行的那場鼠疫的小說一般的記錄。當時我還很年輕，在那閱讀的過程中，遇到一個無法理解的，讓我胸中憋悶卻難以忘卻的一段小插曲。笛福在作品中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在敘述者居住的倫敦那個教區里，人們挖掘了一個可以稱之為巨大深淵一般的大坑，用以把因鼠疫而死去的死者扔入其中，這個大坑很快就被尸體所填滿。
就在人們掘出如此之大的大坑，不斷把尸體運到此處并投入坑中的那地方近旁，有一家高級餐館，盡管處于這種非常時期，那家餐館卻仍然生意火爆，熟客們夜以繼日地在那里醉酒喧鬧。為了提醒行人不要染上鼠疫，運尸車在通過時都會鳴鐘示警，如果有人在此時特意打開窗子觀看將尸體扔入大坑的情景，并說出“神呀，請憐憫人們吧”之類的話語，便會遭到劈頭蓋臉的一頓痛罵……
在鼠疫如此大流行之際，市民們抱著自己也終將難逃一死的恐懼參加上述酒會，這樣的同類相聚在一起，夜以繼日地舉辦著酒宴……閱讀時，還是孩童的我感覺到了恐懼，恐懼竟然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情。然而，讓我感受到更大震撼的，是文學這種藝術形式，竟然能夠記錄下人們那種毫無意義且奇怪的行狀。而且，我通過翻譯文本閱讀的《魯濱遜漂流記》里的作者也是如此……那時，我決心成為文學研究者，同時也抱有某種預感，覺得我本身或許也會走上寫作小說的道路。那是一種類似于精神準備的預感，覺察到將進入當時的自己尚不了解的可怕工作之中。
2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也不知該說是一如那預感一般，還是盡管有那種預感……總之，我把創作小說作為職業，已經持續寫了五十年。而且，我的這個人生可謂單純，就其根本而言僅有三個主題。一直如此寫著小說，只是三個主題中的第一個主題；而將自己的批評性工作作為基軸的第二和第三個主題，回顧一下則會發現，這已經構成了我所有小說中的人生觀之基礎。
所有這三個主題，都與突然襲向人類的災害密切相關。作為人類的一個個人，或者是人類的一個集團，甚或是人類的一個社會，因為災害而經受了怎樣的折磨？受到了怎樣的摧殘？在此基礎之上又是怎樣恢復了過來？這就是我作品的全部形態，恐怕在我結束自己作為作家之生涯以前將會一直如此，這便是我目前正在認真考慮的問題。
圍繞這三個主題，我將結合我本人的經驗以及通過這個經驗長期寫作的文學來進行發言。在此之前，我首先需要確認，在我的災害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與一般性災害這句話語的一般性接受方式之間存在的差異。在這個差異之間，有著兩個不同的側面。
首先，其中之一是在這次論壇上被定性為焦點的災害……我把與地震、海嘯、颶風、臺風、洪水以及火山噴發等自然界突然爆發并肆虐發威的災害所不同的、叫做戰爭的那種由人為行徑引發的結果，排列在災害中尤為重要的位置上。在廣為使用的日語辭書中，災害被作了如下定義:“因為異常的自然現象以及人為原因，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生命遭到損害。”倘若依據這個定義，毫無疑問，戰爭所帶來的悲慘確實就是災害。
我們的筆會前會長井上廈為這次論壇新創作了朗讀劇《小男孩、大臺風》，這里的“小男孩”，是美國空軍為投在廣島的那顆原子彈所起的綽號，而“大臺風”，則是指原子彈爆炸后不久，襲擊了日本的中國地區的那場臺風。當這部作品將自然現象與人為原因雙重疊加起來時，將會強有力地表現其復合型主題——這場災害能夠成為怎樣一種規模的災難，人們以及社會與其進行了怎樣的抗爭，從而開始走上恢復的道路……
我將要述說的由于人為原因而襲向人類社會的災害，第一是對廣島進行的核武器攻擊所引發的破壞，以及因此而帶來的經年累月的影響。第二，則是同在那場太平洋(601099行情,股吧)戰爭的末期，以日本最南端的沖繩列島為地面戰場的沖繩之戰中，日本軍隊在兩個小島上強制島上居民集體自殺……
我認為，在并不久遠的未來，更具體地說，在21世紀前半期之內，將在全球范圍內連續發生的災害——以的確是人為原因所引發的地球溫暖化所帶來的災害為前鋒——作為人為原因與異常自然現象的復合體，將會越發頻繁和嚴重。因此，為了對抗即將到來的新威脅，需要告訴人們如何從巨大的悲慘中恢復過來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壞的文化，這種教育當然是必要的。即便作為正確進行這種教育的教科書，文學也是人們行之有效的經營活動。我之所以要強調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掌權者有時試圖將這種經營活動引往與其相反的方向。
另一個差異，也就是我所懼怕的有關災害的自己的思考方式之差異，則與把發生在我生活中的，患有畸形的孩子出生這一事件作為災害予以接受密切相關。當時，我試圖將其與一般性災害連接起來，便特意為此而寫了小說。由于這是發生在非常個人化的家庭之中的事情，因此，我想懇請大家原諒我述說這些內容。當時，我剛剛開始小說家的生活，還是一個不到30歲的青年，而我的文學主題，是將二十年前戰敗前后的少年們的生活，從都市的生活里切割出來，放置在大森林中被封閉了的小環境里加以描述。在那些文體間，就有剛才說到的，孩子在暴風雨之夜的床鋪上聽到的正發著洪水的河川里的律動在回響。
身為這樣一些小說之作者的我(還有我那位當時也很年輕的妻子)，卻遭遇到了異常事件的襲擊，雖說是極為個人化的內容，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更為重大的、作為人的條件所需要具備的一些東西的那個異常事件。 我們的長子誕生之際，剛剛出生的孩子頭部長有一個畸形大瘤。醫生告訴我們，切除這個瘤子的手術如果獲得成功，孩子就能夠繼續存活下去，不過，如此生活下去的孩子將來會存在重度殘疾。
最初，我陷入了混亂之中，盡管在較短期間內設法克服了這場混亂，但在其過程中讓我尤為痛苦的，是我認識到，當我陷于困境之中，為了鼓勵自己而閱讀本人迄今創作的文學作品時，卻沒有一部作品能夠發揮作用。那么該怎么辦呢？為了重建現實生活，要把似乎終于能夠存活下去的這個孩子，置于我本人和妻子所組建的這個家庭的生活中心，而且，身為作家的自己今后創作作品，也要以與這個孩子的共生經歷作為基礎。我把這個選擇當做自己此后的新原則。這個選擇在我的生活和作品里又是如何實現的呢？現在，這個孩子45歲了，作為智力障礙者而生活的同時，他不斷創作出獨特的音樂。這就是我與這樣的兒子共生的內容，我創作的小說也幾乎都以這個體驗為主題。
我如此進行了選擇，并實現了自己的選擇，在其出發點上，我發現了一個典范。這個發現與孩子伴隨著困難而誕生的那個時期相重疊，也與我這一年所承擔的，為在廣島召開的廢棄核武器國際會議寫現場報道的工作直接相關。
4
“人將會滅亡。情況或許會這樣。但是，為何不在抵抗中走向滅亡？而且，即便虛無是為我們而保留，你也不要視其為終將導向正確結果。”
這是渡邊一夫翻譯法國早期浪漫派作家塞南柯爾(Senacour)的一段話。至于我在十七八歲時是否認真考慮過人將會滅亡之事，現在已經難以言說了。但是，我的內心確實被在抵抗中走向滅亡，即便抵抗也不要視其為終將導向正確結果這個號召所打動，于是我來到東京，開始跟隨先生學習，作為這種學習的進一步展開，我一直以文學工作為載體，持續貫徹著這種精神。
我就這樣住在了東京，經常被震度為七級的直下型地震這種具有現實性的噩夢所威脅，這是事實，每當我想象著與身患智力障礙和身體殘疾的兒子四處亂竄的情景時，便會為之茫然。坦率地說，那便是我的一個側面。
不過，我所具有的另一個側面也很分明。在那種思維方式中，這個側面與那位在我的人生中同樣非常重要的人物，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密切相關。但是，那不是出自于薩義德所作著述中的話語，而是五年前，當薩義德因白血病而迎向死亡時，在他身邊的友人所說的證言。據說，薩義德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困難感同身受，雖然也知道在不遠的將來沒有什么希望，卻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那個樂觀主義，我認為就是意志的行為。這個證言中的話語，向著至今已73歲的我已持有五十五年的，剛才提到過的塞南柯爾的話語投射著強烈光芒。
我必須盡快結束我的發言了。關于居住在東京的人誰都懼怕的那個震度為七級的直下型大地震，當時我是這樣答復那位采訪者的:倘若被這場災害所襲擊，并且能夠幸存下來的話，我想學習薩義德那種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尤其對我來說，那更是一個信念——人是可以恢復的。在此基礎之上，我還想運用文學工作者所能擁有的方法，抵抗或許會因那場災害而在國家層面上被喚醒的，走向新出現的國家主義的大合唱。倘若以那場注定到來的大災害為分水嶺，這個國家的文化朝向復活大規模的、超國家主義的方向扭曲，朝向我們的祖先，甚至孩童時代的我們自己都曾經歷過其悲慘的大規模的、超國家主義的方向扭曲，我們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將不會再有希望。
至于我為什么要將地震之類的大災害與國家主義的異常凸顯聯系起來，那是因為我聯想到發生于1923年的震度為六級的關東大地震中，發生了屠殺朝鮮人事件、龜戶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這個國家出現的超國家主義的歷史。至于戰后長達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義，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復強調要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以及國人的新一代。
(此為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2月22日在東京新宿召開的世界筆會“災害與文化”論壇上所作的現場演講，《作家》2008年5月號全球首發，標題為編者擬，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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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要說起我的另一個記憶，那是我不到20歲時，通過文學作品感受到的，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不可思議和恐懼的記憶——人們如何應對巨大災害并生存下去。
日本那時還處于占領之下，四國的地方城市也有占領軍的民間情報教育局設立的圖書館。 當時，我是一個對英語的詩歌和小說開始產生興趣的高中生，經常前往這個圖書館。閱讀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之后，我想用原文閱讀《魯濱遜漂流記》。然而，希望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太多，我就被攤上同為笛福小說作品的《大疫年紀事》(“Journal of plague year”)。由于這本書不存在競爭者，甚至可以較長時間地借出去仔細閱讀。
我隨處翻動著書頁，閱讀有關17世紀中葉襲擊倫敦并大肆流行的那場鼠疫的小說一般的記錄。當時我還很年輕，在那閱讀的過程中，遇到一個無法理解的，讓我胸中憋悶卻難以忘卻的一段小插曲。笛福在作品中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在敘述者居住的倫敦那個教區里，人們挖掘了一個可以稱之為巨大深淵一般的大坑，用以把因鼠疫而死去的死者扔入其中，這個大坑很快就被尸體所填滿。
就在人們掘出如此之大的大坑，不斷把尸體運到此處并投入坑中的那地方近旁，有一家高級餐館，盡管處于這種非常時期，那家餐館卻仍然生意火爆，熟客們夜以繼日地在那里醉酒喧鬧。為了提醒行人不要染上鼠疫，運尸車在通過時都會鳴鐘示警，如果有人在此時特意打開窗子觀看將尸體扔入大坑的情景，并說出“神呀，請憐憫人們吧”之類的話語，便會遭到劈頭蓋臉的一頓痛罵……
在鼠疫如此大流行之際，市民們抱著自己也終將難逃一死的恐懼參加上述酒會，這樣的同類相聚在一起，夜以繼日地舉辦著酒宴……閱讀時，還是孩童的我感覺到了恐懼，恐懼竟然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情。然而，讓我感受到更大震撼的，是文學這種藝術形式，竟然能夠記錄下人們那種毫無意義且奇怪的行狀。而且，我通過翻譯文本閱讀的《魯濱遜漂流記》里的作者也是如此……那時，我決心成為文學研究者，同時也抱有某種預感，覺得我本身或許也會走上寫作小說的道路。那是一種類似于精神準備的預感，覺察到將進入當時的自己尚不了解的可怕工作之中。
2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也不知該說是一如那預感一般，還是盡管有那種預感……總之，我把創作小說作為職業，已經持續寫了五十年。而且，我的這個人生可謂單純，就其根本而言僅有三個主題。一直如此寫著小說，只是三個主題中的第一個主題；而將自己的批評性工作作為基軸的第二和第三個主題，回顧一下則會發現，這已經構成了我所有小說中的人生觀之基礎。
所有這三個主題，都與突然襲向人類的災害密切相關。作為人類的一個個人，或者是人類的一個集團，甚或是人類的一個社會，因為災害而經受了怎樣的折磨？受到了怎樣的摧殘？在此基礎之上又是怎樣恢復了過來？這就是我作品的全部形態，恐怕在我結束自己作為作家之生涯以前將會一直如此，這便是我目前正在認真考慮的問題。
圍繞這三個主題，我將結合我本人的經驗以及通過這個經驗長期寫作的文學來進行發言。在此之前，我首先需要確認，在我的災害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與一般性災害這句話語的一般性接受方式之間存在的差異。在這個差異之間，有著兩個不同的側面。
首先，其中之一是在這次論壇上被定性為焦點的災害……我把與地震、海嘯、颶風、臺風、洪水以及火山噴發等自然界突然爆發并肆虐發威的災害所不同的、叫做戰爭的那種由人為行徑引發的結果，排列在災害中尤為重要的位置上。在廣為使用的日語辭書中，災害被作了如下定義:“因為異常的自然現象以及人為原因，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生命遭到損害。”倘若依據這個定義，毫無疑問，戰爭所帶來的悲慘確實就是災害。
我們的筆會前會長井上廈為這次論壇新創作了朗讀劇《小男孩、大臺風》，這里的“小男孩”，是美國空軍為投在廣島的那顆原子彈所起的綽號，而“大臺風”，則是指原子彈爆炸后不久，襲擊了日本的中國地區的那場臺風。當這部作品將自然現象與人為原因雙重疊加起來時，將會強有力地表現其復合型主題——這場災害能夠成為怎樣一種規模的災難，人們以及社會與其進行了怎樣的抗爭，從而開始走上恢復的道路……
我將要述說的由于人為原因而襲向人類社會的災害，第一是對廣島進行的核武器攻擊所引發的破壞，以及因此而帶來的經年累月的影響。第二，則是同在那場太平洋(601099行情,股吧)戰爭的末期，以日本最南端的沖繩列島為地面戰場的沖繩之戰中，日本軍隊在兩個小島上強制島上居民集體自殺……
我認為，在并不久遠的未來，更具體地說，在21世紀前半期之內，將在全球范圍內連續發生的災害——以的確是人為原因所引發的地球溫暖化所帶來的災害為前鋒——作為人為原因與異常自然現象的復合體，將會越發頻繁和嚴重。因此，為了對抗即將到來的新威脅，需要告訴人們如何從巨大的悲慘中恢復過來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壞的文化，這種教育當然是必要的。即便作為正確進行這種教育的教科書，文學也是人們行之有效的經營活動。我之所以要強調指出這一點，是因為掌權者有時試圖將這種經營活動引往與其相反的方向。
另一個差異，也就是我所懼怕的有關災害的自己的思考方式之差異，則與把發生在我生活中的，患有畸形的孩子出生這一事件作為災害予以接受密切相關。當時，我試圖將其與一般性災害連接起來，便特意為此而寫了小說。由于這是發生在非常個人化的家庭之中的事情，因此，我想懇請大家原諒我述說這些內容。當時，我剛剛開始小說家的生活，還是一個不到30歲的青年，而我的文學主題，是將二十年前戰敗前后的少年們的生活，從都市的生活里切割出來，放置在大森林中被封閉了的小環境里加以描述。在那些文體間，就有剛才說到的，孩子在暴風雨之夜的床鋪上聽到的正發著洪水的河川里的律動在回響。
身為這樣一些小說之作者的我(還有我那位當時也很年輕的妻子)，卻遭遇到了異常事件的襲擊，雖說是極為個人化的內容，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更為重大的、作為人的條件所需要具備的一些東西的那個異常事件。 我們的長子誕生之際，剛剛出生的孩子頭部長有一個畸形大瘤。醫生告訴我們，切除這個瘤子的手術如果獲得成功，孩子就能夠繼續存活下去，不過，如此生活下去的孩子將來會存在重度殘疾。
最初，我陷入了混亂之中，盡管在較短期間內設法克服了這場混亂，但在其過程中讓我尤為痛苦的，是我認識到，當我陷于困境之中，為了鼓勵自己而閱讀本人迄今創作的文學作品時，卻沒有一部作品能夠發揮作用。那么該怎么辦呢？為了重建現實生活，要把似乎終于能夠存活下去的這個孩子，置于我本人和妻子所組建的這個家庭的生活中心，而且，身為作家的自己今后創作作品，也要以與這個孩子的共生經歷作為基礎。我把這個選擇當做自己此后的新原則。這個選擇在我的生活和作品里又是如何實現的呢？現在，這個孩子45歲了，作為智力障礙者而生活的同時，他不斷創作出獨特的音樂。這就是我與這樣的兒子共生的內容，我創作的小說也幾乎都以這個體驗為主題。
我如此進行了選擇，并實現了自己的選擇，在其出發點上，我發現了一個典范。這個發現與孩子伴隨著困難而誕生的那個時期相重疊，也與我這一年所承擔的，為在廣島召開的廢棄核武器國際會議寫現場報道的工作直接相關。
4
“人將會滅亡。情況或許會這樣。但是，為何不在抵抗中走向滅亡？而且，即便虛無是為我們而保留，你也不要視其為終將導向正確結果。”
這是渡邊一夫翻譯法國早期浪漫派作家塞南柯爾(Senacour)的一段話。至于我在十七八歲時是否認真考慮過人將會滅亡之事，現在已經難以言說了。但是，我的內心確實被在抵抗中走向滅亡，即便抵抗也不要視其為終將導向正確結果這個號召所打動，于是我來到東京，開始跟隨先生學習，作為這種學習的進一步展開，我一直以文學工作為載體，持續貫徹著這種精神。
我就這樣住在了東京，經常被震度為七級的直下型地震這種具有現實性的噩夢所威脅，這是事實，每當我想象著與身患智力障礙和身體殘疾的兒子四處亂竄的情景時，便會為之茫然。坦率地說，那便是我的一個側面。
不過，我所具有的另一個側面也很分明。在那種思維方式中，這個側面與那位在我的人生中同樣非常重要的人物，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密切相關。但是，那不是出自于薩義德所作著述中的話語，而是五年前，當薩義德因白血病而迎向死亡時，在他身邊的友人所說的證言。據說，薩義德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困難感同身受，雖然也知道在不遠的將來沒有什么希望，卻持有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那個樂觀主義，我認為就是意志的行為。這個證言中的話語，向著至今已73歲的我已持有五十五年的，剛才提到過的塞南柯爾的話語投射著強烈光芒。
我必須盡快結束我的發言了。關于居住在東京的人誰都懼怕的那個震度為七級的直下型大地震，當時我是這樣答復那位采訪者的:倘若被這場災害所襲擊，并且能夠幸存下來的話，我想學習薩義德那種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尤其對我來說，那更是一個信念——人是可以恢復的。在此基礎之上，我還想運用文學工作者所能擁有的方法，抵抗或許會因那場災害而在國家層面上被喚醒的，走向新出現的國家主義的大合唱。倘若以那場注定到來的大災害為分水嶺，這個國家的文化朝向復活大規模的、超國家主義的方向扭曲，朝向我們的祖先，甚至孩童時代的我們自己都曾經歷過其悲慘的大規模的、超國家主義的方向扭曲，我們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將不會再有希望。
至于我為什么要將地震之類的大災害與國家主義的異常凸顯聯系起來，那是因為我聯想到發生于1923年的震度為六級的關東大地震中，發生了屠殺朝鮮人事件、龜戶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這個國家出現的超國家主義的歷史。至于戰后長達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義，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復強調要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以及國人的新一代。
(此為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2月22日在東京新宿召開的世界筆會“災害與文化”論壇上所作的現場演講，《作家》2008年5月號全球首發，標題為編者擬，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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