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加减法
梁漱溟先生似乎是在做一个逻辑推理题。不尽信其言,却深感其志。
崇儒者,求其通,启三代,礼三统。近世儒者,莫不如此,如冯友兰先生之“理”,如钱宾四先生之“道”,如梁漱溟先生之“义”。求大道,易失于枝节。往者胡适先生评梁先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言“梁先生太热心寻求简单公式了”。以此书观之,胡先生明鉴,也正如梁先生自序所言“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相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此书成于胡适先生诘难之后二十余载,其时中国社会之动荡,民众生活之恶变,比之梁先生之父投湖之时代更为不堪。儒者有如梁先生之父梁济先生、王国维先生此类以身殉文化者,亦有如梁漱溟先生致知格物、立言立行为“义”,解“德”于现实,经世致用者。
先生对于中西文化各自精神之解析,中西文化之比较,似乎欲求立足“科学”,于是难免“概念化”、“公式化”,此为可惜之处。然近人崇先生者,多贵其理论体系创建之功劳,又多为思想之原创。往今多有论中国近代之思想,破坏者多,建设者少。或有建设者,又多为截转西洋之学说,适于本土者难求。以乡土建国为例,或有如吴文藻等崇西方社会学归来,欲明解中国社会,发力于乡村小社区,迄今或成主流。其在方法上成果颇丰,然不为一套完整、有力理论体系。梁先生之理论系统宏大,所欲求解之问题复杂、深奥,致使其难免破绽,然其之志确实后辈难赴。梁先生当年被归为“乡村建设派”领袖,所走之路全然不同,虽推之者甚众,观其“伦理本位社会”之说在学界之滥觞便知,却罕见从者,莫非是曲高之故。所谓“新儒家”于往往如此命运,学界所见充斥西方之说教,怪否?
崇儒者,求其通,启三代,礼三统。近世儒者,莫不如此,如冯友兰先生之“理”,如钱宾四先生之“道”,如梁漱溟先生之“义”。求大道,易失于枝节。往者胡适先生评梁先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言“梁先生太热心寻求简单公式了”。以此书观之,胡先生明鉴,也正如梁先生自序所言“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相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此书成于胡适先生诘难之后二十余载,其时中国社会之动荡,民众生活之恶变,比之梁先生之父投湖之时代更为不堪。儒者有如梁先生之父梁济先生、王国维先生此类以身殉文化者,亦有如梁漱溟先生致知格物、立言立行为“义”,解“德”于现实,经世致用者。
先生对于中西文化各自精神之解析,中西文化之比较,似乎欲求立足“科学”,于是难免“概念化”、“公式化”,此为可惜之处。然近人崇先生者,多贵其理论体系创建之功劳,又多为思想之原创。往今多有论中国近代之思想,破坏者多,建设者少。或有建设者,又多为截转西洋之学说,适于本土者难求。以乡土建国为例,或有如吴文藻等崇西方社会学归来,欲明解中国社会,发力于乡村小社区,迄今或成主流。其在方法上成果颇丰,然不为一套完整、有力理论体系。梁先生之理论系统宏大,所欲求解之问题复杂、深奥,致使其难免破绽,然其之志确实后辈难赴。梁先生当年被归为“乡村建设派”领袖,所走之路全然不同,虽推之者甚众,观其“伦理本位社会”之说在学界之滥觞便知,却罕见从者,莫非是曲高之故。所谓“新儒家”于往往如此命运,学界所见充斥西方之说教,怪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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