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历史小说的颠覆性探险
一次历史小说的颠覆性探险——评冶文彪长篇小说《人皮论语》
作者：姚摩
（一）体验解构儒家经典文化之旅
西方有《圣经》，书中之书；中国有《论语》，群经之首。
作为中国人，就算目不识丁、从未读过《论语》，却也不自觉地遵循着《论语》中的箴言和教义，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最基本的道德信念。“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生都在尽力践行的处世理想。
我们今天所读的《论语》并不是先秦古本，而是西汉末年的拼贴删改本。秦汉之交，中国文化遭受过一次灭顶之灾。先是秦始皇焚书禁书，只允许国家图书馆收藏经史典籍。继而项羽火烧咸阳宫，宫中经籍化为灰烬，秦代以前的古书残灭殆尽，各种经籍只能靠极少人秘密口耳相传。
直到西汉景帝末年，孔子旧宅墙壁中，意外发现一批古经，其中有古本《论语》，世称“孔壁《论语》”。当时经籍散亡，这部古本《论语》自然珍贵无比，是中国文化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然而，这部古本《论语》的命运却离奇无比，布满疑云。
这批古简上的文字是秦以前的古体大篆，被称为“蝌蚪文”，极少有人认识。只有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能读，孔安国将这批古经献入宫中。当时正值汉武帝继位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壁《论语》的问世可谓正逢其时，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这部《论语》从此失传。
《汉书·艺文志》记载：“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论衡正说》则言：“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
既然汉武帝尊崇儒学，为什么会秘藏这部孔子家族世传的古本《论语》，不令其传世？其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玄机？这部古文《论语》又去了哪里？
《论语》是圣人之言，被誉为“群经之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可能都不会过当。这可谓中国历史第一文化悬案，但两千年来，它一直沉埋在历史幽暗的古墓中，始终未解，至今仍旧争议不绝。而且，它一直限于经师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普通民众大多并不知晓。
现在，有一部历史小说《人皮论语》将这一悬案公诸于世。
《人皮论语》不是一部简单猎奇的消遣读物，而是以文化历史寻根探底的方式，探寻儒家命运在汉代的巨大转折。以历史的视野审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相，追问孔壁《论语》的下落，推导它失踪的真相。
作者冶文彪历尽数年，阅读、搜集、整理历史记录，在历史文本的缝隙间，寻找漏洞和龃龉，在遵照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给予合理性推测和艺术化虚构，对于这段千古迷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当然，《人皮论语》不是历史研究论文，而是历史悬疑小说。作者不但以深厚的文史功底、锐利的历史眼光，推导历史真相，更汲取好莱坞惊悚悬疑手法，设计、创作出一部极具阅读快感的壮烈故事。
小说悬念重重、惊险迭现，预埋下的伏笔，到最后才震撼揭开，悲剧的撼动力，猛烈撞击每一颗怀有善愿的心。
《人皮论语》的悲剧意义超越了《论语》的命运、儒家的命运，上溯这个民族悲伤历史的根源。
（二）重现小说的中国气派
什么是中国气派？小说是一门高深复杂的技艺，它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性以及鲜明的民族审美格调，它包括语言、结构、思想、情感和风格。然而西风东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丢掉了太多的传统，其中一部分传统固然陈旧落后，但更有一部分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价值，譬如典雅凝练的诗化汉语、庄重均衡的古典结构、仁义慷慨的道德追求以及浑厚质朴的审美境界。
翻开《人皮论语》，扑面而来的是苍劲的文字，简约凝练，精短有力，一股雄厚的古风浩荡而至。词句古雅却毫不晦涩，除了古姓以及少量汉代名物较为生僻外，具有高中词汇量就能通读无碍。写景状物都极尽简约，又清晰如画。如写长安秋景：“落霞，长安城。秋风如水，刷洗这座繁华富丽之城。”再如写杜周：“他胡须本就稀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每逢大事，倘若没办好，就揪掉一根，引以为戒。”一个细微举动便活画出这位酷吏的性格。再如描写刻在皮肤上的《论语》：“全身已经刺满了字，胸背腿臂上盘着八条青黑长蛇，蛇身上纹理细密婉转，看起来杀气腾腾。”纯熟的古典白描技艺。
《人皮论语》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当代少见的古典小说白描技艺，文字精准古雅、简洁凝练。展卷初读，一股悠久古风扑面而至，与小说所描绘的西汉历史正相合衬，即便其间没有描写太多的汉代风物掌故，但仅语言本身，就飘荡着西汉的历史气息。这种深具汉语诗意传统的语言风格，是对当下愈演愈烈的快餐式、口水化写作的一次颠覆。
当代人写古诗古文，始终难免一股老套陈腐之气。然而，《人皮论语》中却不见这种古板。细读其文，就会发现，小说通篇基本不见生僻字，行文朴白晓畅。作者没有停留在文字表面的复古，而是深潜其中，涵养日久，汲取到了古汉语诗意生命之魂，并赋予现代的情感和节奏，简短、轻捷、快速。这又是对汉语躯壳式守旧派的颠覆。对于历史小说的写作来说，这种对古老汉语传承更新的努力，弥足珍贵。
历史小说最难避免的是叙述的沉闷迟缓，《人皮论语》描绘的又是古远的西汉，而当代阅读节奏则越来越快。为了适应这一时代需求，近年来历史小说写作呈现出戏说化、搞笑化、肤浅化的局面。《人皮论语》在小说节奏的设计调控上，同样令人惊喜。首先，《人皮论语》的写作态度无疑十分严谨，仅文中近200条历史注解，就足以证明作者的认真。其次，作者跳离了传统的叙述套路，将好莱坞电影叙述技巧引入中国历史小说的结构中，作者归纳出《论语》在西汉武帝时期的八大历史疑点，将之变成一篇古辞秘语，以悬疑推理的方式，逐步深入，层层揭开，最后逆推出一个让人无比震撼悲痛的真相。另外，小说又采用多线程、交错式叙事模式，一文一武、一明一暗，四条线同步行进，让故事始终充满冲突性和压迫感，读来惊险肃杀。用电影化的叙事节奏，颠覆了历史小说沉闷的阅读印象。
在结构上，《人皮论语》也采用了正面一文一武、反面一明一暗的古典均衡范式，同时，又采用好莱坞电影分镜头的叙事模式，剪切穿插，连环推动，形成强烈的节奏动感，再加之文风的精短简练，全篇如同浩浩长江波澜叠涌，最终推至悲壮的高潮，继而徐徐沉寂，消于无限悲凉。
杰出的小说不但妙于形式，更要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在这一点上，《人皮论语》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反省力。作者将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聚焦于《论语》，依照权力的残酷逻辑，对古文《论语》在汉武帝时期的千古离奇悬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推测和假设。故事固然是虚构的，但从儒家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命运来看，作者的假设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儒家及传统文化，也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尤其是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思想精华，对这一思想的取舍扬抑，直接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在小说的情感上，《人皮论语》有一种深厚、热烈和博大的情感。作者以洞穿两千年的视野，谱写了一曲慷慨侠义的民族悲歌。作者所痛悼的并不仅仅是一部经书的消亡，更是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古老精神的无限缅怀。在悲剧力量的激荡下，小说带给读者的，是万千的滋味和无限的叹惋。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它所内含的情感却深埋在读者的心底，篇末一段独白正是长久积聚于民族灵魂深处的不朽信念：
正要起身，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鸡鸣，他心中一动：人心郁暗，世道昏乱，孔子一片仁心，不正是这世间的一声鸡鸣？雄鸡不会因世人昏睡，便不鸣叫。仁人志士，又何尝会因为天下无道，便杜口噤声？孔子一生寂寞，但为传扬仁义，明知其不可为，却不遗余力而为之。痴吗？傻吗？的确是。但世间若没有了这一点痴傻，人心还能剩下什么？
（三）侠义精神新境界
侠，是中国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是当时崛起的士阶层中的一支。侠的精神混杂着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殉道之志，墨家兼爱非攻、扶危救困的拯世之心，另外还有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忠烈情怀。
在古代中国，侠是社会正义的重要补给，所以“侠”与“义”合成一词，寄寓对正义的向往，承担着部分维护正义的使命。当然，游侠也因为出于私愤，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到战国后期，当法家得势，侠便因为“以武犯禁”而被压制。到汉武帝时期，严厉打击游侠，随着郭解被灭族，游侠也就随之没落。
不过，侠义精神却始终不绝如缕，与中国历史相伴始终，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题材。
从唐传奇的《虬髯客》开始，侠客进入到小说之中。到明代《水浒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旗帜将侠义精神推向古代小说最高峰。此后侠义小说层出不穷，晚清《三侠五义》是其中典范。到现代，由梁羽生首倡的新派武侠小说异峰突起，到金庸集大成，提炼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八字壮言，让侠义精神跳出私愤私斗狭窄层面，赋予了它承担国家民族使命的高远境界。金庸、古龙之后，武侠小说逐渐没落，侠义精神也随之消散，即便偶有佳作出现，侠义境界也再难企及金庸。
《人皮论语》中，侠义精神有了拓展和深化。虽然《人皮论语》并非武侠小说，但它的主人公却是一位游侠——硃安世。硃安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不过史书记载极其简略，不到百字。作者却经过艺术虚构，让这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游侠，在小说中飒然重生。
且不论作者认为古本《论语》在武帝时期被阉割，流传后世的是删改版本的这种推断是否属实，仅就小说而言，《人皮论语》塑造了一位从未有过的英雄类型。硃安世，一个豪爽重情的汉子。他接了一单生意，护送一个孩童去长安，虽然只有200里地，却耗费了8年时间，陷入到可怖的阴谋追杀中，最后毁容净身，并最终献出生命。其悲壮惨烈程度，是中国小说史上所仅见。
作者没有赋予硃安世过于高深的境界，始终立足于普通的人性和良知。硃安世救小童 儿，只为守一个“信”字，只出于一个理由：“救一个孩子，要什么理由？”而他为抢救古本《论语》，不惜净身毁容，也只出于朴素的父子感情：“若能救出孔壁《论语》，纵使不见，只要儿子能读到孔壁《论语》，明白道义、不受巫蛊，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也算尽了一番心力，没有枉为人父。”而正是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良知，使得硃安世具有了更真实也更深刻的道德情怀，他不识字，却去抢救古本《论语》，充满了反讽，同时也更具备了强大的悲剧震撼力。
硃安世这一形象超越了此前侠客以武力扶危救困的现实层面，拓展至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正如小说最后司马迁所言：“硃安世为孔子后裔和孔壁《论语》而献身，虽然最终人书俱灭，但我想一部《论语》不过‘仁义’二字，硃兄弟这番豪情义气，足以抵得上半部论语。”
在现代法制社会中，侠客以个人武力解决纷争、讨还公道的行为已不被允许，也不宜提倡。但硃安世这种源于人性亲情，为维护良知、献身道义的侠义精神却不该也不会磨灭，这是人类谋求公正的最源初的情感，也是社会维持正义的基本动力。
（四）失忆的历史
海子在《村庄》中有句诗：“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我一直深爱着这句诗，却其实一直未能领会其中的悲伤。海子是我们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歌者，随着这位诗人的寂然离去，悠久的诗意也渐渐弱去，我们迎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的目光投射着惶惑与焦虑，城市里只回响同一种茫然又急切的足音。中国，这条潜伏于万里麦地和稻田中的古老土龙，也镶嵌上银亮滚烫的商业标记。
当我读到《人皮论语》的尾声，忽然明白了海子的那句诗：最令人悲伤的，不是遮挡晴空的乌云，而是万里如洗、不着痕迹、难以言说，甚而完全失忆、一片空白的“晴朗”。
《人皮论语》正是一个关于“失忆”的故事。我们有这个地球上最悠久连贯的民族记忆，我们的史书堆积如山。也许正是因为长寿，我们的痛感神经早已钝化，我们反复咏唱“是非成败转头空”，用“青山依旧在”的现实慰藉，去笑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我们总是或有意或无意，或主动或被动，忽略、蔑视、回避来自历史良知和民族苦难的创痛提醒。
《人皮论语》沿历史的河道逆流而上，回溯幽暗的时光，抵达我们文化格局定型的源头——西汉，它讲述那部流传两千多年的古老“圣经”——《论语》的秘史，以锋利的历史目光，扫射民族文化的中枢神经。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其实需要修正两个前提：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权力去打扮历史；其次，历史也并非天真柔弱的小姑娘，而是藏在我们心中，在暗中指导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确切说，历史如同川剧中的“变脸”，我们并不是观众，而是同台的演员，必须随着那主角面孔的变幻，不断调整自己的戏路。
如果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大戏，《论语》则是压轴的台词，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部大戏的风格、结构、剧情走向，都与《论语》息息相关。《人皮论语》讲述的正是《论语》的“变脸”。
不同于一般戏剧，中国历史这部超长篇连续剧的导演和编剧在不断更替，翻开历史，每一部开篇登场主角都是帝王，虽然他们也是剧中角色，命运被剧情预先设定，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历史台柱的权力会冲破舞台限制，转身升级成为编剧甚至导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人皮论语》中，汉武帝刘彻就是这样一个编导。中国最重大的一次历史变脸，正是由秦始皇和汉武帝联手完成，秦始皇勾勒线条，汉武帝填充色彩，汉人、汉语、汉字……最终绘成一张“汉脸”，穿上汉服，为两千年中国人奠定了基本的造型。
在这场大变脸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多主角、多主题群戏，收缩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独角担纲戏。儒学从此成为历史剧本的纲领，调整此后两千年每一行台词的语气，设定每一张面孔的表情，不论主角还是配角，甚至亿万没有面目的龙套。
《论语》作为儒家群经之首，在当时尚未形成定本，更没有后世的神圣面容，古文、今文，齐学、鲁学，正在争抢正宗地位……其间的内情，早已被历史的尘土掩埋殆尽。这场变脸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旧众说纷纭，甚至连是否发生都有异议。但无论如何，这张以儒家为墨描画出的“汉脸”成为此后历史的固定脸谱，尽管舞台不断拆换，角色更替不休，表情也变幻莫测，历史的面相和剧情的走向，却万变不离其宗：三纲五常、君临天下。
《人皮论语》的作者冶文彪手握历史考据、文化探源和小说演绎这三把手术刀，清理出汉代武帝时期的历史面孔，揭开那涂满疑云、装饰金粉的假面具，拆穿权力的易容术，显露出底下那血淋淋的真容。
艺术比现实更贴近本质真实，它所描画的是历史万变躯壳深处幽暗不变的魂魄。当《人皮论语》最终揭开温情的历史面皮，其狰狞真相不能不让人为之震惊痛心。然而，悲壮惨烈之余，心底的良知也会随之崛起，也许我们无法完全洗刷掉历史面孔上浓重的油彩，寻见它本来的面目，但我们应该也必须让未来素面朝天、净对阳光。
我无意于探究这个故事的真伪，因为《人皮论语》其实更像一则隐喻，它超越了一部经书的诡秘命运，在故事终止的地方，悲伤才开始蔓延。这悲伤如同万里无云的晴空，以不变应万变的镇定，从容抵挡时光的质疑。这不是暗渡陈仓的阴谋，而是偷天换日的阳谋。没有原告，没有被告，一切敞露无疑、毫无遮掩，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历史原本是由鲜血写成，但我们展开史册，看到的却是茫茫白雪上刻画的冰样文字，当阳光照射，一切消于无形，历史就这样淡化，记忆一再清空刷新，而曾经的悲伤，则变成时光的河床，不再涌动悲伤，因为它本身就是悲伤。
作者：姚摩
（一）体验解构儒家经典文化之旅
西方有《圣经》，书中之书；中国有《论语》，群经之首。
作为中国人，就算目不识丁、从未读过《论语》，却也不自觉地遵循着《论语》中的箴言和教义，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最基本的道德信念。“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生都在尽力践行的处世理想。
我们今天所读的《论语》并不是先秦古本，而是西汉末年的拼贴删改本。秦汉之交，中国文化遭受过一次灭顶之灾。先是秦始皇焚书禁书，只允许国家图书馆收藏经史典籍。继而项羽火烧咸阳宫，宫中经籍化为灰烬，秦代以前的古书残灭殆尽，各种经籍只能靠极少人秘密口耳相传。
直到西汉景帝末年，孔子旧宅墙壁中，意外发现一批古经，其中有古本《论语》，世称“孔壁《论语》”。当时经籍散亡，这部古本《论语》自然珍贵无比，是中国文化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然而，这部古本《论语》的命运却离奇无比，布满疑云。
这批古简上的文字是秦以前的古体大篆，被称为“蝌蚪文”，极少有人认识。只有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能读，孔安国将这批古经献入宫中。当时正值汉武帝继位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壁《论语》的问世可谓正逢其时，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这部《论语》从此失传。
《汉书·艺文志》记载：“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论衡正说》则言：“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
既然汉武帝尊崇儒学，为什么会秘藏这部孔子家族世传的古本《论语》，不令其传世？其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玄机？这部古文《论语》又去了哪里？
《论语》是圣人之言，被誉为“群经之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可能都不会过当。这可谓中国历史第一文化悬案，但两千年来，它一直沉埋在历史幽暗的古墓中，始终未解，至今仍旧争议不绝。而且，它一直限于经师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普通民众大多并不知晓。
现在，有一部历史小说《人皮论语》将这一悬案公诸于世。
《人皮论语》不是一部简单猎奇的消遣读物，而是以文化历史寻根探底的方式，探寻儒家命运在汉代的巨大转折。以历史的视野审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相，追问孔壁《论语》的下落，推导它失踪的真相。
作者冶文彪历尽数年，阅读、搜集、整理历史记录，在历史文本的缝隙间，寻找漏洞和龃龉，在遵照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给予合理性推测和艺术化虚构，对于这段千古迷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当然，《人皮论语》不是历史研究论文，而是历史悬疑小说。作者不但以深厚的文史功底、锐利的历史眼光，推导历史真相，更汲取好莱坞惊悚悬疑手法，设计、创作出一部极具阅读快感的壮烈故事。
小说悬念重重、惊险迭现，预埋下的伏笔，到最后才震撼揭开，悲剧的撼动力，猛烈撞击每一颗怀有善愿的心。
《人皮论语》的悲剧意义超越了《论语》的命运、儒家的命运，上溯这个民族悲伤历史的根源。
（二）重现小说的中国气派
什么是中国气派？小说是一门高深复杂的技艺，它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性以及鲜明的民族审美格调，它包括语言、结构、思想、情感和风格。然而西风东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小说丢掉了太多的传统，其中一部分传统固然陈旧落后，但更有一部分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价值，譬如典雅凝练的诗化汉语、庄重均衡的古典结构、仁义慷慨的道德追求以及浑厚质朴的审美境界。
翻开《人皮论语》，扑面而来的是苍劲的文字，简约凝练，精短有力，一股雄厚的古风浩荡而至。词句古雅却毫不晦涩，除了古姓以及少量汉代名物较为生僻外，具有高中词汇量就能通读无碍。写景状物都极尽简约，又清晰如画。如写长安秋景：“落霞，长安城。秋风如水，刷洗这座繁华富丽之城。”再如写杜周：“他胡须本就稀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每逢大事，倘若没办好，就揪掉一根，引以为戒。”一个细微举动便活画出这位酷吏的性格。再如描写刻在皮肤上的《论语》：“全身已经刺满了字，胸背腿臂上盘着八条青黑长蛇，蛇身上纹理细密婉转，看起来杀气腾腾。”纯熟的古典白描技艺。
《人皮论语》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当代少见的古典小说白描技艺，文字精准古雅、简洁凝练。展卷初读，一股悠久古风扑面而至，与小说所描绘的西汉历史正相合衬，即便其间没有描写太多的汉代风物掌故，但仅语言本身，就飘荡着西汉的历史气息。这种深具汉语诗意传统的语言风格，是对当下愈演愈烈的快餐式、口水化写作的一次颠覆。
当代人写古诗古文，始终难免一股老套陈腐之气。然而，《人皮论语》中却不见这种古板。细读其文，就会发现，小说通篇基本不见生僻字，行文朴白晓畅。作者没有停留在文字表面的复古，而是深潜其中，涵养日久，汲取到了古汉语诗意生命之魂，并赋予现代的情感和节奏，简短、轻捷、快速。这又是对汉语躯壳式守旧派的颠覆。对于历史小说的写作来说，这种对古老汉语传承更新的努力，弥足珍贵。
历史小说最难避免的是叙述的沉闷迟缓，《人皮论语》描绘的又是古远的西汉，而当代阅读节奏则越来越快。为了适应这一时代需求，近年来历史小说写作呈现出戏说化、搞笑化、肤浅化的局面。《人皮论语》在小说节奏的设计调控上，同样令人惊喜。首先，《人皮论语》的写作态度无疑十分严谨，仅文中近200条历史注解，就足以证明作者的认真。其次，作者跳离了传统的叙述套路，将好莱坞电影叙述技巧引入中国历史小说的结构中，作者归纳出《论语》在西汉武帝时期的八大历史疑点，将之变成一篇古辞秘语，以悬疑推理的方式，逐步深入，层层揭开，最后逆推出一个让人无比震撼悲痛的真相。另外，小说又采用多线程、交错式叙事模式，一文一武、一明一暗，四条线同步行进，让故事始终充满冲突性和压迫感，读来惊险肃杀。用电影化的叙事节奏，颠覆了历史小说沉闷的阅读印象。
在结构上，《人皮论语》也采用了正面一文一武、反面一明一暗的古典均衡范式，同时，又采用好莱坞电影分镜头的叙事模式，剪切穿插，连环推动，形成强烈的节奏动感，再加之文风的精短简练，全篇如同浩浩长江波澜叠涌，最终推至悲壮的高潮，继而徐徐沉寂，消于无限悲凉。
杰出的小说不但妙于形式，更要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在这一点上，《人皮论语》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反省力。作者将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聚焦于《论语》，依照权力的残酷逻辑，对古文《论语》在汉武帝时期的千古离奇悬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推测和假设。故事固然是虚构的，但从儒家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命运来看，作者的假设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儒家及传统文化，也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尤其是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中华民族最为珍贵的思想精华，对这一思想的取舍扬抑，直接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在小说的情感上，《人皮论语》有一种深厚、热烈和博大的情感。作者以洞穿两千年的视野，谱写了一曲慷慨侠义的民族悲歌。作者所痛悼的并不仅仅是一部经书的消亡，更是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古老精神的无限缅怀。在悲剧力量的激荡下，小说带给读者的，是万千的滋味和无限的叹惋。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它所内含的情感却深埋在读者的心底，篇末一段独白正是长久积聚于民族灵魂深处的不朽信念：
正要起身，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鸡鸣，他心中一动：人心郁暗，世道昏乱，孔子一片仁心，不正是这世间的一声鸡鸣？雄鸡不会因世人昏睡，便不鸣叫。仁人志士，又何尝会因为天下无道，便杜口噤声？孔子一生寂寞，但为传扬仁义，明知其不可为，却不遗余力而为之。痴吗？傻吗？的确是。但世间若没有了这一点痴傻，人心还能剩下什么？
（三）侠义精神新境界
侠，是中国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是当时崛起的士阶层中的一支。侠的精神混杂着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殉道之志，墨家兼爱非攻、扶危救困的拯世之心，另外还有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忠烈情怀。
在古代中国，侠是社会正义的重要补给，所以“侠”与“义”合成一词，寄寓对正义的向往，承担着部分维护正义的使命。当然，游侠也因为出于私愤，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到战国后期，当法家得势，侠便因为“以武犯禁”而被压制。到汉武帝时期，严厉打击游侠，随着郭解被灭族，游侠也就随之没落。
不过，侠义精神却始终不绝如缕，与中国历史相伴始终，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题材。
从唐传奇的《虬髯客》开始，侠客进入到小说之中。到明代《水浒传》，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旗帜将侠义精神推向古代小说最高峰。此后侠义小说层出不穷，晚清《三侠五义》是其中典范。到现代，由梁羽生首倡的新派武侠小说异峰突起，到金庸集大成，提炼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八字壮言，让侠义精神跳出私愤私斗狭窄层面，赋予了它承担国家民族使命的高远境界。金庸、古龙之后，武侠小说逐渐没落，侠义精神也随之消散，即便偶有佳作出现，侠义境界也再难企及金庸。
《人皮论语》中，侠义精神有了拓展和深化。虽然《人皮论语》并非武侠小说，但它的主人公却是一位游侠——硃安世。硃安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不过史书记载极其简略，不到百字。作者却经过艺术虚构，让这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游侠，在小说中飒然重生。
且不论作者认为古本《论语》在武帝时期被阉割，流传后世的是删改版本的这种推断是否属实，仅就小说而言，《人皮论语》塑造了一位从未有过的英雄类型。硃安世，一个豪爽重情的汉子。他接了一单生意，护送一个孩童去长安，虽然只有200里地，却耗费了8年时间，陷入到可怖的阴谋追杀中，最后毁容净身，并最终献出生命。其悲壮惨烈程度，是中国小说史上所仅见。
作者没有赋予硃安世过于高深的境界，始终立足于普通的人性和良知。硃安世救小童 儿，只为守一个“信”字，只出于一个理由：“救一个孩子，要什么理由？”而他为抢救古本《论语》，不惜净身毁容，也只出于朴素的父子感情：“若能救出孔壁《论语》，纵使不见，只要儿子能读到孔壁《论语》，明白道义、不受巫蛊，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也算尽了一番心力，没有枉为人父。”而正是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良知，使得硃安世具有了更真实也更深刻的道德情怀，他不识字，却去抢救古本《论语》，充满了反讽，同时也更具备了强大的悲剧震撼力。
硃安世这一形象超越了此前侠客以武力扶危救困的现实层面，拓展至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正如小说最后司马迁所言：“硃安世为孔子后裔和孔壁《论语》而献身，虽然最终人书俱灭，但我想一部《论语》不过‘仁义’二字，硃兄弟这番豪情义气，足以抵得上半部论语。”
在现代法制社会中，侠客以个人武力解决纷争、讨还公道的行为已不被允许，也不宜提倡。但硃安世这种源于人性亲情，为维护良知、献身道义的侠义精神却不该也不会磨灭，这是人类谋求公正的最源初的情感，也是社会维持正义的基本动力。
（四）失忆的历史
海子在《村庄》中有句诗：“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我一直深爱着这句诗，却其实一直未能领会其中的悲伤。海子是我们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歌者，随着这位诗人的寂然离去，悠久的诗意也渐渐弱去，我们迎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的目光投射着惶惑与焦虑，城市里只回响同一种茫然又急切的足音。中国，这条潜伏于万里麦地和稻田中的古老土龙，也镶嵌上银亮滚烫的商业标记。
当我读到《人皮论语》的尾声，忽然明白了海子的那句诗：最令人悲伤的，不是遮挡晴空的乌云，而是万里如洗、不着痕迹、难以言说，甚而完全失忆、一片空白的“晴朗”。
《人皮论语》正是一个关于“失忆”的故事。我们有这个地球上最悠久连贯的民族记忆，我们的史书堆积如山。也许正是因为长寿，我们的痛感神经早已钝化，我们反复咏唱“是非成败转头空”，用“青山依旧在”的现实慰藉，去笑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我们总是或有意或无意，或主动或被动，忽略、蔑视、回避来自历史良知和民族苦难的创痛提醒。
《人皮论语》沿历史的河道逆流而上，回溯幽暗的时光，抵达我们文化格局定型的源头——西汉，它讲述那部流传两千多年的古老“圣经”——《论语》的秘史，以锋利的历史目光，扫射民族文化的中枢神经。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其实需要修正两个前提：首先，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权力去打扮历史；其次，历史也并非天真柔弱的小姑娘，而是藏在我们心中，在暗中指导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确切说，历史如同川剧中的“变脸”，我们并不是观众，而是同台的演员，必须随着那主角面孔的变幻，不断调整自己的戏路。
如果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大戏，《论语》则是压轴的台词，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部大戏的风格、结构、剧情走向，都与《论语》息息相关。《人皮论语》讲述的正是《论语》的“变脸”。
不同于一般戏剧，中国历史这部超长篇连续剧的导演和编剧在不断更替，翻开历史，每一部开篇登场主角都是帝王，虽然他们也是剧中角色，命运被剧情预先设定，但在很多时候，这些历史台柱的权力会冲破舞台限制，转身升级成为编剧甚至导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人皮论语》中，汉武帝刘彻就是这样一个编导。中国最重大的一次历史变脸，正是由秦始皇和汉武帝联手完成，秦始皇勾勒线条，汉武帝填充色彩，汉人、汉语、汉字……最终绘成一张“汉脸”，穿上汉服，为两千年中国人奠定了基本的造型。
在这场大变脸中，最关键的变化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多主角、多主题群戏，收缩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独角担纲戏。儒学从此成为历史剧本的纲领，调整此后两千年每一行台词的语气，设定每一张面孔的表情，不论主角还是配角，甚至亿万没有面目的龙套。
《论语》作为儒家群经之首，在当时尚未形成定本，更没有后世的神圣面容，古文、今文，齐学、鲁学，正在争抢正宗地位……其间的内情，早已被历史的尘土掩埋殆尽。这场变脸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旧众说纷纭，甚至连是否发生都有异议。但无论如何，这张以儒家为墨描画出的“汉脸”成为此后历史的固定脸谱，尽管舞台不断拆换，角色更替不休，表情也变幻莫测，历史的面相和剧情的走向，却万变不离其宗：三纲五常、君临天下。
《人皮论语》的作者冶文彪手握历史考据、文化探源和小说演绎这三把手术刀，清理出汉代武帝时期的历史面孔，揭开那涂满疑云、装饰金粉的假面具，拆穿权力的易容术，显露出底下那血淋淋的真容。
艺术比现实更贴近本质真实，它所描画的是历史万变躯壳深处幽暗不变的魂魄。当《人皮论语》最终揭开温情的历史面皮，其狰狞真相不能不让人为之震惊痛心。然而，悲壮惨烈之余，心底的良知也会随之崛起，也许我们无法完全洗刷掉历史面孔上浓重的油彩，寻见它本来的面目，但我们应该也必须让未来素面朝天、净对阳光。
我无意于探究这个故事的真伪，因为《人皮论语》其实更像一则隐喻，它超越了一部经书的诡秘命运，在故事终止的地方，悲伤才开始蔓延。这悲伤如同万里无云的晴空，以不变应万变的镇定，从容抵挡时光的质疑。这不是暗渡陈仓的阴谋，而是偷天换日的阳谋。没有原告，没有被告，一切敞露无疑、毫无遮掩，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历史原本是由鲜血写成，但我们展开史册，看到的却是茫茫白雪上刻画的冰样文字，当阳光照射，一切消于无形，历史就这样淡化，记忆一再清空刷新，而曾经的悲伤，则变成时光的河床，不再涌动悲伤，因为它本身就是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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