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旁观者

左页
2011-03-02 看过
文/左页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种强调极端感官和感性的享乐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蔓延并逐渐占据人们的“常识世界”,它不仅强调自我的极端主义,而且趋于侵蚀所有人们珍视的传统道德和审美旨趣。这种与资本主义传统的禁欲新教伦理背道而驰的文化现象让很多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甚至一大批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感到震惊不已。一时间,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的西方人再次想起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论和末世论。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丹尼尔•贝尔这样评价60年代的文化,“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具有反认识和反理智的情绪,想一劳永逸地抹杀‘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熔艺术与政治于一炉”。

丹尼尔•贝尔,以及那个时代所有怀着忧虑和疑问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在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何一种以韦伯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理性秩序会走向这个秩序曾经一再遏制和厌弃的反面呢?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使得一切美好价值和道德沦陷于它的效率原则之后,人们开始想起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人们发现,我们其实都片面地误解了这位曾经强调自由贸易的苏格兰启蒙哲人,因为和他的《国富论》一样重要的是,他还曾经写过一本强调“同情”和“正义”的《道德情操论》。而人们也开始热衷于重新阐释亚当•斯密的学术,不仅发现了他对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热衷,而且惊异地发现他对法理学也同样有着卓越的贡献。努德•哈孔森的《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便是一本热衷于阐释亚当•斯密自然法理学原理的书籍,而这本书对于大卫•休谟的论述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亚当•斯密。

对于亚当•斯密的重新阐释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反对和怀疑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立足点,与此同时,围绕亚当•斯密及其文本,一个越来越模糊和迷惑的话语泡沫也逐渐形成。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非西方世界喜欢强调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双重标准”,比如人们发现主张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却对英国1651年制定的贸易保护法律《航海律法》大加赞赏。而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道学家们,就喜欢强调亚当•斯密晚年对于“自然权利”的支持。一时间,亚当•斯密没有因为越来越多新文本的发掘和阐释而变得更加清晰,反而越来越像一个琢磨不透的迷。不过,努德•哈孔森的阐释相对而言比较中肯,这位擅长阐释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教授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解基于丰富的文本和谨慎的评述,为我们了解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

在努德•哈孔森看来,要理解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原理,就必须得从亚当•斯密关于人类心理和道德行为的人性哲学开始论述。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亚当•斯密觉得人类的行为虽然基于自私的激情和利益,但每个人都具备“同情”的能力,并因为世俗和传统的作用,只要基于“些微的理性”,就必然能很好地克服人性的自私和狭隘。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存在一个“第三者”,即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人类行为由此而变得得体,人类的道德正义也由此变得可能,而这也是亚当•斯密自然法理学的基础。努德•哈孔森发现,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和大卫•休谟的“正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两者的“正义”秩序的形成都源自一种人性中并不怎么高尚的动机。由此推论,人类的正义秩序并不是一个人类“故意”的“人为”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这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哲学论述。于是,所谓人性的自私和弱点也不需要强制性的道德准则或者自然权利原理加以“限制”,而基于具体的情景和习俗的“公正的旁观者”就能“公正”地判断了。

努德•哈孔森的论述远比这个简单的概括复杂,他搜罗了几乎所有亚当•斯密体现“公正的旁观者”的自然法理学观点的论述。当然,其中作者也会偶尔发现亚当•斯密对自身的“相对主义”和“情景合宜性”的怀疑,努德•哈孔森也并没有忽视,而他对亚当•斯密研究的中肯和谨慎也正体现于此。


刊稿于 中国报道 2011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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