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的重建与史料的解读

朴至
2011-02-11 看过
史实的重建与史料的解读
                                       ——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已有不少的著作。然而绝大多数著作都是沿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步调,对鸦片战争作略显重复而无新意的研究。学术界完全侧重于对鸦片战争性质和意义的讨论,似乎集体性地忽视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再现。这一局面直到1995年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下简称《天朝》)一书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茅海建之前有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但此书刚出版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对鸦片战争进程的详尽描述,而是对于琦善所作的客观评价 。

       此书绪论便是《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茅海建先生用了30页的篇幅否定了“琦善卖国”的说法。茅先生先是提出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长期以来的关于琦善“贿和”的说法靠不住(缺乏史料支撑)。琦善也并非主张弛禁,甚而破坏禁烟。连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也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破坏禁烟,私许香港的罪名也查无实据,并不成立。茅海建认为,琦善卖国的说法只是在皇权至上的社会,皇帝避免承担责任而用“奸臣”充当替罪羊。

       对“琦善卖国”的探讨,是为引出本书主旨。鸦片战争之败并非个人责任而是传统的没落。“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茅海建试图通过此书揭示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在鸦片战争中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往的论述已经足够多。此书致力于对鸦片战争史实的重建及历史人物的评价。

       其后的第一章至第七章,茅海建详细介绍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战争的详细经过,战后条约的签订。本书的强项即在于作者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弥补了以往鸦片战争研究中军事层面研究的薄弱。“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天朝》一书里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从上述的战争各方面可作以下比较:

       一、清军兵力总数虽占优势,但是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困难。清军的编制使其利于“治民”,更多担负了警察的职责,而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鸦片战争中清军可投入作战的数量,在大部分战场比英军略多或持平,少数战役反而英方兵力占优势。

       二、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英军从浙江舟山派船至印度调集援军和军需品,来回时间几乎相同于清方从四川调兵至广州或从陕甘调兵至浙江。也导致清军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军的军事行动的展开,清军根本无法以逸待劳抗击英军。

        三、武器装备上,清朝的火器源于明末,两百多年并无技术上的改进,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中、英武器装备差距最大在于舰船,清军水师极其落后,船小并且完好在航率只有六成。防御工事也是针对海盗而修建,无法抵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军。

       四、战术运用上,清军一贯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只重视海岸工事防御。但英军在绝大多数战役中采用正面船舰佯攻,陆战队侧面登陆背后偷袭清军工事的战术,并且屡试不爽。清朝直到战争结束准备求和时,才认识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五、战略指挥上,道光帝对前线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大臣的奏章,然而可怕的是,几乎所有前线指挥大员都向皇帝撒谎,隐瞒不报。更有甚者,奕山将广州战败,赎回广州城奏报为“战功”,并使数百名官员一同被保举为“有功之臣”。 道光帝对敌人毫无所知,根本不知前线战况,盲目调兵,胡乱遣将,并且抚剿不定 ,决策左右摇摆。

       六、从战果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镇江之战损失最大也才阵亡三十多人。而清军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
以上的比较可看出,清军根本无法与英军抗衡。大多数的战役中,清军一触即溃,主帅带头逃跑。唯镇江之战中,清军抵抗最为彻底,茅海建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八旗兵驻防此地已历数代,家小祖茔在此,无路可退。而英军战斗减员很少,更多死于气候、水土、疾疫。

       在整个战争中,可怕的不是英军的船坚炮利,而是清朝的盲目自大以及前线大员的撒谎瞒报。战争的失败,不能简单归责于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需要一场战争来清醒。此书最后一章,作者对战争所涉人物作简要“清算”,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结尾的“意义”或“评价”。

       读罢此书,像我辈初学者无不惊叹于作者引用档案材料之巨。茅海建的著作都注重第一手档案材料的运用,他将第一历史档案馆视为第二个家。不知道那些做历史只会用二手材料的人,看了茅海建的书会不会脸红,或许他们根本不会脸红,反而又窃喜找到了另一个抄袭的对象。学术之悲哀,莫过于此。

       茅海建认为,当下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茅海建在另一本“重建史实”的大作《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中写道:“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对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然而,近二十年,清史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成倍增长,但是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日渐减少。

       《天朝》一书出版后,书评不少,其中罗志田先生《“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影响颇广。近代史学界,素有“南桑北茅西南罗”之称,但茅海建与罗志田的研究方法却大为不同。茅海建注重于史实的重建,依靠大量的档案材料,对历史事件作详实的考订。而罗志田侧重于对史料的解读,运用多种理论作出富有新意的见解。

       罗志田肯定了此书重建史实所作的成就,但出于罗先生一贯看重的“文本”与“语境”,对《天朝》一书提出了几点批评。罗志田认为,对于茅海建“倒放电影”的写法,并没有做到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去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而几乎所有的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罗也批评茅对史事的处理偶尔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个别观点立论缺乏实证。

        罗志田的书评发表之后,茅海建并没有立即做出正式的回应,只是在2005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文注(第254至255页)中作了千余字的答复。细读此答复,便可体会两人在历史观上的差别。
    
       史实的重建与史料的解读,为历史研究的两大方面。重建史实正如修筑一座房子,解读史料便是走进这所房子评头论足。研究者必须在掌握充足可靠的史料之上,才能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解读,否则便只是空中楼阁。重建史实需要乾嘉考据的功夫,而解读史料则须如章学诚融会贯通。“只有在注重人与事前后左右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史实考订,才能获得一个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形象历史”

        然而在诸如“后现代史学”越发引人瞩目,重建史实越显其重要。史料的解读不单单只是依靠五花八门的史学理论,而更多是靠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研究。史实的重建本身也是对史料重新解读的过程,这一过程显得比依靠似是而非的史料作标新立异地解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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