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谁著史

碎月凝辉
2011-01-23 10:32:27 看过
以赛亚•伯林曾说,“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袁伟时教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却给人一个反面经验,即中国文化的某些进步发生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这自然是史学带来的“惊喜与报偿”,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历史对当下的讽刺与警示。一来,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包括观点的和方法的——存在严重的扭曲。在或自觉或被引导地对历史悲剧感到愤懑、恚怒之余,我们或无意或有意地把那些真正宝贵的经验积累与思想遗产弃置了。二来,一百年前的社会转型与现今的社会转型间存在跨时间的完美对接。很多命题、论点、场景甚至局势是如此的相似。这种奇异的联接残忍地提醒着我们,在冲破固有思想禁锢及建立现代社会制度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个多世纪却无甚进步。


晚清变局是一座极其丰富的思想矿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压力是毁灭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各种闪光的智慧在这种极端的压迫感下产生,固有观念的破败反而激发出最深刻的灵感。这个过程是痛苦曲折的,在社会尺度上的成就也是微渺的,但它作为启蒙的开端,为这一进程的延续与发展做了最可贵的初次积累。
这里面的内容极其丰富。思潮与人物,人物引领思潮,思潮造就人物。林则徐、郭嵩焘不同层面的经世致用,魏源的“师夷长技”,洪仁玕的资本主义纲领,曾、李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孔教政治,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民主先驱的艰难探索……《晚》展示出了一幅幅清晰连续的历史画卷,卷中场景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些历史片断中,“人物”表现出的洞察力与思想维度是惊人的,他们遭遇的困难与苦楚也是难以想象的——有外界的恶劣环境,但更多的是内心的纠结矛盾痛苦。这些心血结晶,虽然混杂着大量的杂质,但依然有着璀璨夺目的光芒。只是如今,全埋进了历史的废墟。
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对屈辱史都会迸出怒火。但谈及历史经验教训,却只能遵从几句肤浅苍白的教条——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之类。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只是我们多年来被告知的历史知识与历史逻辑除了能激发出狭隘的情绪外完全无益于对历史进行严肃的观察与思考。我无意于强调统治阴谋,只是一来这矿藏里的事物本身对统治(无论是一百年前的还是现在的)就极其危险,二来煽动各种狭隘情绪向来是操纵民众以回避责任的利器,垄断史权的人,怎会不悉心引导读史的人。诚如奥威尔所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晚》在谈论魏源的一章、太平天国的一章及洋务运动的三章中使用了对话体,设置了一位朋友作为论辩对手——“问得尖锐,答得爽快,与时贤所见略有不同。”事实上与“时贤”所见不同的只是回答方,这位“友”的疑点及论点几乎就是正统主流意见的代表。其实通观全书,作者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一些流传甚广的固有观点辩论。这些观点分别针对多个人物、事件,看似零碎,实则是某种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的产物。
林郭二人的毁誉,源于二者对外态度及基于此的爱国主义取向。徐继畬被指妥协投降,全因排外与爱国间的含糊。作为传统宗法制政权的太平天国空口许了公有和平均,加之是农民造反,就被大加歌颂。传教士传播西学就是文化侵略。李鸿章签条约是汉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是并不难发现,这浮议俗见的价值取向,放在一百年前与放在当今均合用。这些牢固的、似是而非的成见,都是陈旧的思想禁锢的产物。而思想禁锢既是统治者愚弄民众的惯伎,又是社会转型期未开化的遗毒。
任公论李鸿章曰,“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力证剿灭天国算不得功勋。袁教授评李鸿章,力争镇压天国不是罪过。对手的论调相反,对手的思维却是完全一致,无非是不同时期的“俗论家”维护各自主子的立场。面上的料子不同,里面全是一般的腐物。
这些陈腐观念看似只是针对历史细节,因而无关紧要,实则是传承一种僵化的价值观,是一副沉重的镣铐,限制我们突破固有的思想障碍。一百年前的镣铐,我们现在依然戴着。至于镣铐颜色是白是红,又有什么差别。


读《晚》最大的触动及悲哀,莫过于发现谈历史,亦是谈现在。借用最近某部流行电影的台词: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这不是简单的“以古论今”,而是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搭建起历史的逻辑桥梁——如今的社会转型,就是晚清变局的延续。无论经济上的成就多么耀眼,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困境与一百年前是相通且承接的。
这一百年间的进步与倒退,暂且不去说它。单只是晚清变局的这点成就,就几乎被销蚀掉。这不是我瞎说。思想文化讲究传承,有人不从民国宪政启蒙做承接,非要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那里认根,你说有什么办法。
其实作者深知这一点,恳切处形诸笔端: “中国好不容易才打开大门,所付代价之巨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这个文化母体一直偏爱恭顺,压抑异调新声的本能又是如此强大,他们实在难以与之抗衡。那些不足无非是他们被过时的传统咬啮的印记。”“总之,晚清贪风的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
《晚》并非是一本描述性的历史书,它的历史分析远重于事件叙述。约翰•西利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按照这一标准,《晚》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历史学专著。作者对历史有大格局的把握,对人物思潮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自然志不在以曲笔发两句牢骚。
其实书的首尾两章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论述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格外艰辛的原因,总结为“公民自由生长点缺位”,“经济自由被剥夺”,“思想束缚”,“宗法专制”四点,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最后一章“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指出文化与社会的转型比之政权的更替要艰难得多,且具有延续性,是不可跨越的。
袁教授认为,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最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历史本是连续的,就更能理解官修史书的阶段划分法为何如此的生硬突兀了。

对中国人而言,中国近代史是几千年的灿烂辉煌中极其不堪的尾页。它是那么的惨烈,那么的屈辱,那么的不堪回首,如果能将其完全割弃恐怕是没有一丝值得惋惜。然而如果从更宽的空间视角、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引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中国几千年的辉煌灿烂不可避免终有一破局。此一局的开端,便是晚清变局。这一变局延续百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无不在局中。变局或张或驰,或进或退,局中人或愚或贤,或寤或寐,则不一而足。身处转型新阶段之局中新人,回望一百多年前转型开端之思潮与人物,个中滋味,不可言喻。民族命运之多舛,前人探索之艰辛,读来令人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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