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

Rhinover
2011-01-17 看过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上)

◎楊照
(根據2009年4月4日楊照在誠品敦南店「浮華與蒼涼」系列講座演講內容,由林姿君、李靜慧整理)

 二十幾年前,我在臺大念歷史系,當時三年級有一門必修課程,其他的學校向來稱作「史學方法」,獨獨只有臺大命名為「史學方法論」。

為什麼臺大開設的不是「史學方法」而是「史學方法論」?「方法」與「方法論」是不是同一回事呢?至少,當時的臺大學生都很清楚老師們花極大的工夫闡述的差異性何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的老師黃進興編了《中國史學論文選集》,開頭第一篇文章正是黃老師自己寫的〈論「方法」與「方法論」:以近代史國史學意識為系絡〉,談論中國的方法意識,探討方法和方法論的差異。「史學方法」意味著對一個未來歷史學家的方法訓練:教導你如何作史學研究、如何寫歷史書,歷史的定位對你來講是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講「史學方法」時,我們把史學當作一種技術,老師可以傳授這門技術,訓練完成之後,徒弟便可以自立了。

可是多加了一個「論」字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這時候史學方法不是一門技術。「史學方法」是把最好的方法告訴你,你一定要學會史料是什麼,要怎麼去接觸史料、如何整理史料。但「史學方法論」教的不是這個,而是拋出一連串問題:在研究歷史、陳述歷史、書寫歷史的各種方法之中,哪個比較好?為什麼比較好?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面對歷史材料,應該採取哪一種方法?這才是我當年在臺大所受的訓練。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套現成的方法,可以讓我們登堂入室,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反而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要去追問:歷史是什麼?

當我們提及「方法」的時候,會牽涉到兩個重要的前提。第一個是歷史的範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我們現在在這裡做的事,到了明天、到了十年後,到了誠品五十年,一旦變成過去,就成了歷史。但是歷史不等於「歷史學」,不等於「歷史著作」,歷史實在太大、太多了。所有人類經歷過、擁有過的事物都是歷史。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或歷史著作可以囊括統整所有的歷史,因此「方法」至為關鍵。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正是:在這麼多的歷史材料和事件裡頭,在巨大的歷史本體當中,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選擇,讓那被擇取的一部份變成歷史學,變成歷史著作。

第二個前提是:史學家是敘述歷史的人,他是一個出發點,而他所敘述的歷史將有一個終點,那個終點是讀者。不同的讀者懷抱著不同的關心,專注於不同的面向,擁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歷史會引起不同的感應。

小大之辨
從我在臺大歷史系念書到現在的這三十年間,史學界發生巨大的變化,人類看待歷史的方式,尤其歷史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我們可以挑出兩個和今天這兩本書有關的面向,第一個我稱之為「小大之辨」。

讓我們先回到最基礎的問題:歷史是一件過於龐大的事物。因此,歷史書寫的起點是「選擇」。傳統史學面對同一個問題,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歷史要寫「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寫,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標準。換句話說,歷史要寫「大事」。正如小時候老師教我們寫日記,老師都會說:刷牙洗臉不要寫,走路到學校不要寫,因為這是「小事」,是每天都會重複的事情。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有個根深柢固的傳統──「看大不看小」。一個歷史學家專注於細節,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並且是不對的。憑著有限的經歷,面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的茫茫大海,我們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歷史學家如果不能辨別什麼是大的、重要的,在過去的概念裡,他不可以做歷史學家。頂多只能做些掌故、筆記。

掌故、筆記有它自己的一套傳統,它們由一些瑣碎事物組成,它有一些獨特的趣味,因此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傳統。掌故、筆記雖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歷史。以過去傳統史學的眼光檢視,正因為有所謂大小之辨,所以會認為:人生當然也有無聊的時候,偶爾去搞一些掌故沒關係,但是一旦面對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興趣要做一個史學家,如果你要當黃宗羲、要當王夫之、要當顧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侷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時間去做的事。

中國傳統裡面的這種想法,在西洋傳統史學裡面也有,而且一樣難以打破。我念書時,在「史學方法論」這堂課裡見識到各種不同的歷史,眼界大開,發現到原來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歷史只是其中一種,就是政治史,原來在政治史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歷史,例如經濟史,人怎麼吃、怎麼活著,都可以用經濟力量的變化和階級互動來做最根本的解釋,這就可以談到馬克思跟唯物史學的影響。還有社會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將相,人類的社會可以分類成各種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決定世界的樣態。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學方法論裡見識了這麼多樣的歷史方法,這些都還是「大歷史」。為什麼要講社會史?因為社會上面有大事。社會上的巨大變革是政治史沒有辦法涵蓋的,所以要講社會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興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斷被質疑、攻擊。曾經我們認為,歷史學家必然要關注「大事」,有這麼理所當然嗎?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呈現歷史?再來,用過去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前朝夢憶》寫張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寫維梅爾,這兩本書都是近三十年來新的史學意識下的產物。在這一件事情上,兩人屬於同一股潮流,置身於同一個思想觀念。到底這新潮流是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歷史態度呢?它當然沒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響很多人的事情當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現那些影響力巨大的事,不見得只能靠描述大事。(方法!)

在這三十年當中,這場小大之辨相當複雜,如果你去看《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話就會發現,講到歷史理論時──更早以前可能說歷史哲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會被談到的歷史理論只剩下一種,就是歷史方法論。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這三十年來的新潮流,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動。落實到史學研究與書寫上面,倒不是說大家來寫小的題材,而是我們應該「重視細節」。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中)

 從知識到體驗
什麼叫做「細節」?在過去的小大之辨裡,如果要發現大的、核心的事物,必須先忽視、拋棄的一些其他不重要的東西,這就是細節。然而在這三十年當中,為什麼「細節」一再被拿出來重新檢討?重新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歷史漸漸從一個「形式上的知識」,移向「非形式上的體驗」。以前我們感覺歷史是一套知識。知識是外於我的生命,是一些我可以整理、打包、帶走的事物。

但愈來愈多的歷史學家不滿足於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它還要變成一種體驗。意思是說,它不光是要讓你知道以前發生什麼事,它還要讓你去體驗、感受、經歷過去發生的一切。這是歷史學根本性的調整,它的功能與它的社會角色都起了巨大的變化。很可惜我們的感受並不深切,也許大家做的事情並不夠多。關於這種讓大家不只是理解知識,而是體驗歷史時光的的精神,我們學院做的事很少,跟外界的溝通交流也很少。但是我們的確不能否認這是整個世界──尤其西方歐美史學──的重要主流。

知識跟體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細節。當我們說「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這是一個知識的陳述,它可以很簡單。但是,如果我想要把這句話變成一種體驗,我就必須設法讓你感受,這句話對活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到底產生了怎樣的衝擊。我們必須換一種表達方式。

首先,當然要有很多的細節,它可以一層一層、不斷往下降。第一個我們要先想想看什麼叫做「統一中國」。背後是另一個問題:什麼東西被統一了?我們可以用知識性的方式來簡單回答:原來的戰國七雄被消滅,剩下一個國家。但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分析──透過細節。活在西元前二二一年之前與之後的人,有什麼不一樣的生命經驗?一個簡單而直接的細節:西元二二一年之後,所有出土的考古遺跡,道路遺跡上開始有了車轍。漢朝之後的道路遺跡,即使是石板路,都會看到一條直直的車痕,這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後「車同軌」所留下來的,這是在之前不會發生的事。

在這之前,不同的車有不同的軌距,所以路很難走。統一中國之後,後來的漢朝開石道時,便預先刻出同樣的軌距以方便行走,這時候你就有了一種歷史的感受,這就是統一中國。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漢朝人在官道上搭乘馬車或牛車,它的概念比較像是「搭火車」,因為車子事實上是走在凹陷的軌道上的。這叫做歷史體驗。如何從歷史知識中提煉出體驗的感覺,是需要細節。如果沒有生活上的細節,我們不可能從知識的理解變成體驗的想像。

在這一方面,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可以帶給人精采體驗的作者。例如史景遷寫張岱、以及過去他所有寫過的人物,他的寫法如一,必然會累積眾多細節。《前朝夢憶》一開始就寫張岱的回憶──當然,張岱是很好的題材,因為他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史景遷會一路告訴你他怎麼跟叔叔討論泡茶的學問,要用怎麼樣的水可以泡出最好的茶?接著他回憶起他的祖父……史景遷將許多材料聚攏,他強調眼睛所能見到的細節。例如張岱回憶他的幾代先人時談到了科舉。如果寫一般的傳記,用大事紀式的寫法,這類主題必然放在最前面,劈頭講他的第四世高祖哪一年中舉,他的祖父哪一年中舉,一口氣寫完了,整個對他的家世做一個交代。但史景遷的選擇當然不一樣,他會告訴你考場裡面的經驗,一個考生怎麼樣進入考棚,在考棚裡面會發生什麼事……他要你去體驗、去瞭解什麼是「晚明文人的生活」。

那麼卜正民呢?他對於細節的察覺更直接、更清楚。這一點從《維梅爾的帽子》的封面就可看出,卜正民用閱讀畫作而寫成一本書。不僅如此,他還花了很大的力氣在閱讀畫中的帽子。就是這麼一頂帽子。這幅畫畫的是軍官跟一名女子在對話,卜正民捕捉這頂帽子每一個可能的細節,從這個帽子到這幅畫,延伸到與維梅爾相關的任何一個細節,他通通不放過。

所以,在寫作方法、或歷史的研究方法上面,他們兩個人是一致的。我們都可以叫他們「細節史學家」,他們不放過任何的細節,他們追求的歷史著作正是由細節構成,這是他們最習慣、也是最喜歡的寫作方式。從最一開始我們說的,今天為止歷史學上的巨大變化,我們可以在這兩本書裡看到。
向文學取徑:歷史敘述的策略
另外一個近三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史學界愈來愈重視narrative,敘述。「敘述」以前被視為理所當然,始終都是方法的一部份。是的,作為一個史學家,依照以前的標準,你當然要「能寫」,你要有基本的文字功力,史書基本上是用文字寫的。史學方法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一個章節告訴你怎麼寫歷史論文,它有什麼規範、規矩、規則。這不是我要講的narrative。以前歷史學界認為歷史有一種標準答案式的寫法,那是刻板印象,在這二、三十年當中,史學界開始向文學取徑,從文學中獲得巨大的刺激、靈感、借鏡、參考,開始意識到各式各樣的敘述策略。同樣的內容與材料,可以說不一樣的話。所以「敘述」(narrative)與「敘述學」(narratology)是近三十年來史學第二個重大改變。

史學界從文學那裡發現,沒有必然的敘述。以前我們會說,最好的歷史著作就是《史記》,如果學會了史記那套敘述模式,你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史家。在西方,你去看普魯塔克(Plutarch)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歷史應該要如此生動。但是,現在我們不把史學當成技術了,史學方法也不是問題的答案,反而是一道「問題」。新的問題就發生在新興史學家心裡面,不斷逼迫他們去思索──我所面對的讀者是誰?這就是敘述策略!

以前的史學家從不想這些。但現在,史學家怎麼可以不去想想讀者是誰呢?不一樣的讀者對不一樣的事情有不同的感應。所以史學家要有一些本事,這套本書叫「敘述策略」。掌握了歷史的資料,在組織、整合、呈現的同時,要不斷地反問:「要給誰看?」進一步再問:「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呈現我想要呈現的內容?」如何打動想像中的讀者,讓他們讀到我希望他們讀到的東西?

從敘述策略的角度來看,卜正民與史景遷恰恰相反。他們同樣愛好細節,但兩人手法各異。

兩種寫作歷史的手法-談史景遷《前朝夢憶》和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下)


 讓陌生變熟悉
容我這樣說:史景遷的敘述策略比較接近「讓陌生的東西變熟悉」。這牽涉到他的寫作背景與環境,史景遷剛從耶魯退休,之前長年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史。如果你去翻查史景遷的資料,你會發現他很少在期刊上發表史學論文,他寫的幾乎都是給美國一般社會大眾的書。他在耶魯開的課也一樣,他的對象多半不是針對研究生,都是大學部的課。所以你可以想像,他面對的是一群美國第一流、最聰明、也最討人厭,最自以為是的年輕學生。他們進入長春藤名校,以為自己無所不知。史景遷教學時,面對的是這群年輕學生,而他寫書時,面對的是美國一般大眾。這兩群人有個共通點:他們不那麼瞭解中國史是什麼,而且並不清楚自已認知上的模糊。

我在哈佛當助教時,一旦學生發現我這個東方人,會立刻抓住我,和我談老子,他當然覺得他懂,然後他要比較老子和尼采,看你懂不懂尼采。他們吸收了許多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然後漸漸形成一股傲慢。美國社會大眾也一樣,大部分的人對中國有一種「大概是什麼」的想像。因此,當史景遷透過一層又一層的細節,編織其著作時,面對的是這股傲慢。他要讓這些美國人瞭解到,他們其實對中國歷史陌生無比。

我們如果看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時報出版)。對我們這些學中國史的人來說,老實講,這本書並不值得讀,它描述了我們「早就知道」的那些人,把跟五四運動有關的人物傳記拼湊在一起,替他們做了一部群傳。像魯迅這樣的名人,史景遷在《天安門》寫到任何一件事,大概沒有什麼我以前不知道的。但這本書畢竟不是為我們這種人寫的,它的敘述策略不在我們,他的重要性也不在我們。史景遷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清楚認知他的讀者,他知道他的讀者不懂May Fourth,他們只知道一個籠統的「中國革命」。美國另一位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大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對美國人來說正是這樣,中國有個大革命,就像法國有個大革命,俄國有個大革命一樣。但革命的細節,例如五四運動,他們全然陌生。

你如何讓一個人對他完全陌生的事情感到有興趣?如何讓他覺得,一件遙遠、陌生的事情,是他值得知道的,並且進一步讓他一點一滴地體驗?史景遷必須累積、堆疊這麼多的細節,讓你感覺到歷史裡的每一道紋路與肌理,都在你可以撫摸的範圍之內。透過這種策略,他讓讀者親近了中國歷史,親近他筆下所寫的人。他用同樣的寫法寫張岱,聚攏所有蒐集得來的材料,鉅細靡遺,幾乎沒有任何遺漏。他並不打算提供新鮮的觀點,或者讓你知道其他研究張岱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作出一些其他研究者會嚇一跳的結論,而是將所有材料組合成一個豐富且易讀,引人入勝的人物完整寫照。所以他擅長組織,習於編織。

史景遷往往從一些特殊之處著筆,讓讀者感到吃驚。他會告訴讀者說:欸!以前有人在很遙遠的地方用這種方式過活哦。你以為接下來會有一個傳奇故事,就像魔戒或飛在天上的龍,不是。接下來,他鋪陳所有的細節,告訴你,事物有其道理,並且你可以體會、可以理解。

我認為這是史景遷最重要的寫作方法,他成功地把所有陌生的東西化為熟悉。所以我們讀史景遷的書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了:如果他要寫的對象是你本來就熟悉的,你不必讀,因為你不會在裡面讀到特別的觀點、特別的解釋。但如果他寫的題材是你本來就覺得陌生的,沒有比史景遷更體恤你的作者。像對很多人來講,張岱是陌生的。那麼,讀他就是一件愉悅的事。

你真的知道嗎?
卜正民也很重視細節,但他的敘述策略剛剛好和史景遷相反──讓熟悉變陌生。史景遷會告訴你,你覺得這頂帽子很奇怪嗎?不,這帽子一點也不奇怪。而卜正民會問你:你覺得這帽子再平常不過嗎?對不起哦,我告訴你,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是他們不同的策略。

《維梅爾的帽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在卜正民面對的西方讀者眼中,〈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這張畫是他們的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沒有人會覺得這張畫有什麼特別之處,但他會連接不斷,丟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你知道他的帽子嗎?她為什麼要包頭巾?窗子為什麼要這樣開?畫面的後面有什麼?地圖為什麼要掛在這裡?

我們再看〈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婦〉這幅畫。對於看過這幅畫的人來說,沒什麼神秘之處。但卜正民會問:她在讀什麼樣的信?他會透過他累積的材料來說明,她應該是在讀一封來自遠方的信。而這個「遠方」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再來,她的身邊有一張床,床上有一些水果──我頂多讀到這裡──但卜正民會進一步問說:水果放在青花瓷盤上,這個盤子為什麼會在荷蘭?接下來,還有我們真的不會看到的東西,卜正民看到了。這個讀信的女子後面,有一堵空白的牆。研究藝術史的人透過X光,發現維梅爾本來在牆上畫了一幅畫,後來卻塗掉了。卜正民會告訴你,維梅爾他為什麼要畫那幅畫,後來又為什麼要塗掉?

這就是卜正民。他會逼問你:你真的看到了嗎?你真的知道嗎?本來理所當然的事被他愈搞愈複雜,本來我們自認為熟悉的東西,但他弄得愈來愈陌生。他選擇這個策略自然也有原因。因為他要面對的讀者,與他所想要產生的效果,和史景遷是不同的。他面對的是那些已經有所瞭解的人,例如,我們可以在書上讀到安東尼‧貝利(AnthonyBailey)的推薦:「有些人自認已把十七世紀的尼德蘭摸得一清二楚,但他們若是讀了卜正民這部精彩之作,肯定要大為震驚。」是的,自認為一清二楚的人,將接到卜正民的挑戰。正如我剛才說的,如果你已經對這題材熟悉,史景遷的書不打算對你多說什麼。但你以為你對十七世紀的尼德蘭再熟不過?卜正民正是要向你挑釁。

所以,讀這兩本書有很多不同的效果。如果你讀完了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我敢肯定會一連有好幾天,張岱會時時出沒在你的身邊。曾經那麼陌生、十六、七世紀的一個明朝人成了和你長相左右的人。但讀卜正民的書剛好相反,把《維梅爾的帽子》從頭到尾讀完。我想,你大概還是不知道維梅爾是誰,你不會對他有什麼清楚的感受,卜正民要做的事不是這個。他只是想告訴你:第一,從十六、七世紀開始,這個世界所有的事物彼此連結、彼此互動(interconnect);第二,凡事都是有個來歷。

他另一個敘述策略是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這些事怎麼來的?我們享受了這些事事來歷的答案。一旦我們反過來追索它們的來源,所有的事,我們曾經以為簡單、必然的,頓時成了一則則豐富、生動的故事。他從維梅爾的帽子講起,一開始先談論這種帽子和荷蘭軍事的關係。這種帽子不是在歐洲生產的,而是在加拿大。因此這個帽子的材料,必須從歐洲人到加拿大的殖民談起,而歐洲人到了加拿大,碰到當地印地安人,之間又擦出什麼火花?一個一個問題丟出去,一頂帽子拉出一個世界。

最好的時代
從寫作方法論上面看,史景遷和卜正民都是細節史學家;從敘述策略看,他們恰好相反,一個要把陌生變熟悉,一個要把熟悉變陌生。這大概是我自己的一些體會。最後,另一個最重要的共通點,為什麼我們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談?因為這兩本書談的都是明代。

一九九九年,紐約《時代雜誌》做了很大的專輯。千禧年即將來臨之前,他們回顧了過去的一千年。訪問了許多的史學家,問他們說:「如果你不是活在今天的世界,那麼你最想活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方?」我記得很清楚,史景遷回答:如果他生活的時空不是二十世紀,他希望自己能活在十六世紀的中國。

十六世紀的中國就是明朝的後半葉,那的確是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他們沒有問到卜正民,但我想他的答案也差不多。看他寫的《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聯經出版),他挖掘出的明朝人的縱慾和享樂,直到今天都還令人驚訝。

但我想十七世紀吸引這兩位史學家的理由,大概不只是這些縱樂。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從明朝進入到清朝,其中的變化種種,對任何一位史學家來說,都是令人振奮的挑戰。一個完熟而散發出陣陣香氣,正準備開始腐爛的文明,外來的事物陸陸續續進入這個文明之中,和它起了互動。在這之中,任何一種misunderstanding(誤解)都曾經發生。這個世界從未學過要如何彼此溝通。正因為這個世界從未學過,溝通是在他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極其熱鬧、極其燦爛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事都在這個created misunderstanding中發生。對一個擁有高度歷史敏感性的人來說,這裡有太多太多歷史的題材,沒有比這更好的時代。

即使是今天的我們,著眼十六、十七世紀,大概也會有諸多感慨。例如,對研究臺灣歷史的人而言,大概也沒有比這段更精彩的題材了。但許多漂亮的題材到今天都無法好好的整理。史景遷讓美國人體驗張岱。我在想,臺灣有沒有人能寫鄭芝龍呢?有沒有人能寫鄭成功呢?我們一直以為我們瞭解鄭成功,事實上還有太多我們尚未釐清的事。

看看鄭芝龍吧。他的出身是荷蘭的通譯,他的生意遍及整個東亞海域,北達日本平戶,於是他娶了個平戶女人,生下了鄭成功。他的基地是今天的澎湖、金門,這個人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中國人。這是一個陌生人。我雖然不曾研究這方面,但我想我們總有方法鎖定一些問題,例如他為什麼會去當通譯?他怎麼學會荷蘭語?他和平戶的關係是什麼?在過去的東亞海域,鄭芝龍如何和他的仇敵廝殺,如何和朋友往來?

鄭成功的角色又如何悲劇?他的媽媽是平戶的朱印船主之女,但鄭芝龍為了拉攏明朝,把他送進國子監讀書。這些人物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明朝過於豐富,有太多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這時候不就需要有一個像史景遷一樣的人,把鄭芝龍這樣一個陌生人變成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體驗嗎?

同樣的,在那樣十七世紀的臺灣,稀奇古怪的力量互相作用,卜正民曾經在《維梅爾的帽子》裡談及每一件事物:毛皮、茶葉、菸草……都可以和臺灣有關。但誰能從這些文明變化的細節中牽扯出臺灣的歷史呢?

藉由閱讀這兩本書,我希望我們不只得到這些作者想給我們的,同時,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寫作方法、寫作風格中得到一些啟示。他們如何看待歷史,這樣的價值如果能在我們的文化裡生根,在諸位的腦海中刺激出雄心壯志,那麼我們的收穫足矣。




54 有用
1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维梅尔的帽子的更多书评

推荐维梅尔的帽子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