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导读(约翰•贝伦特)

彼岸
2011-01-13 看过

约翰•贝伦特


杜鲁门•卡波特多年后曾回忆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源于他在一次林中漫步时的突发灵感,当时像是获得神示一般。那时他二十一岁,住在阿拉巴马州乡下的亲戚家,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可已经开始担心那本书最终会是“空洞、肤浅、淡漠”的。一天下午,他沿着远离住所的一条小溪散步,思考着如何调整那本小说,不觉来到一座荒废的磨坊前,这磨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旧事。记忆中的景象让他的思维飞速旋转起来,令他陷入“创作昏迷”状态,就在这阵“昏迷”中,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出现了,渐渐地几乎是彻底成形。天黑后回到家中,他没吃晚饭,把那部叫人烦恼的半拉子小说草稿塞进写字桌最底层的抽屉(那本书的标题是《夏天穿过》[“Summer Crossing”],从未发表,最后遗失了),拿了一把铅笔、一叠纸,爬上床,写下:“《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小说,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说来,旅行者要去中天城,就得尽量挑个最好的走法儿……①”

不管卡波特这本卓越的处女作是不是如他所说,就像是听写“云中一个声音”口授般自然而然、行云流水地写就,两年之后的成书是如此流畅抒情,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确仿佛是由一个文仙附体的作家一挥而就。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背景是美国南方乡村,青年卡波特在这儿长大,不同于《夏天穿过》的背景纽约。卡波特的印象主义文风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高雅气氛:“白热的下午即将过去,小镇渐渐趋于沉寂,夏日的天空在绵延大地上洒下柔和的色彩”。夜晚,“繁星如霜,撒在南方的天空,就像张藤网”。他的叙述色彩斑斓,有些颜色似乎就是即兴创造出来的:“摇摇晃晃的车轮掀起一团团尘土,弥漫在绿色的空气里,像是青铜粉末。”他的人物刻画也不逊色,例如百岁的黑人车夫吉泽斯•费夫尔:“他的脸像是个干瘪的黑苹果,几乎要烂掉了;他锃亮的额头泛着光,好像有紫光在皮肤下闪烁”。至于脾气无常的继母埃米小姐:“她的声音有一点疲惫和做作,听上去像个玩具气球在嗤嗤漏气。”卡波特的这本小说中这样叫人回味的描写俯拾皆是,一个接一个,从童话般的甜蜜到彻头彻尾的怪诞诡异,比如说在云中酒店泥泞的废墟里,舞厅“地上躺着坠落的大吊灯,就像大块珠宝掉在了灰里,窗帘成天风吹日晒,早已撕裂,现在堆在起伏的华尔兹舞池里,像是正在行屈膝礼的女士”;“蜿蜒滑行的水蛇爬过舞厅里渐渐腐朽的钢琴琴弦,奏出黑夜之歌”。

这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没羞没臊地炫耀。作品属于典型的南方哥特式小说,发生在一个美妙、神秘的地方,那里铺满了寄生藤,到处是植物繁茂的花园,还有“大如人头的卷丹百合开在沼泽似的洼地里”。卡波特用寓意深刻的字眼给他小说中的各个地方命名:中天城、天国教堂镇、斯卡利①庄园、云中酒店、溺水池。他的人物都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特立独行的人、脾性古怪的人,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田纳西•威廉斯或者弗兰纳丽•奥康纳的作品中都能如鱼得水,甚至那些次要人物都如此:独臂的理发匠,巡回表演的侏儒紫藤小姐,以及下巴上长疣、疣上竖一根毛、自己总在抚弄那根毛的酒吧老板罗伯塔夫人。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讲的是十三岁男孩乔尔•哈里森•诺克斯的故事,他在新奥尔良长大,母亲去世后被送到南方乡下与父亲一起生活,而这个父亲是乔尔尚在襁褓中时就离开他的。乔尔风尘仆仆地前往新家,走过一条比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经过一处比一处黑暗朦胧的风景,穿过一个比一个小的镇子,来到杂草丛生、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斯卡利庄园。在那儿,在这个近乎废墟、既没有电又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宅第里,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几乎不能说话,只能靠从床上向地板抛掷红色网球与人交流。这个怪异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乔尔古板的继母,她那位举止阴柔、“能言善辩”的堂弟伦道夫,老黑人车夫,还有车夫的孙女密苏里•“苏”•费夫尔。

卡波特起初否认《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自传体小说。然而,和小说中的乔尔•诺克斯一样,卡波特也是出生在新奥尔良,一直渴望见到家中缺失的父亲,幼年时被送到南方乡下和亲戚一起生活,随母亲而不是父亲姓。卡波特将乔尔描写成“太漂亮、太精致、太白皙”,这可以看作是自画像,同样,“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以及“他的声音却是出奇的柔和”亦是如此。卡波特本人因为阴柔常被人耻笑,乔尔被伊达贝尔称作“娘娘腔”。假小子伊达贝尔是以卡波特童年的朋友、作家哈珀•李为原型创作的,而焦躁的埃米则让人想起卡波特在阿拉巴马的一个亲戚———考利•福克。

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卡波特多多少少松了口。他承认自己意识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一部下意识中尝试驱除自己心魔的小说。他在一篇刊登于《时尚芭莎》1967年11月刊中的文章里写道:“除了个别事件和描写,我没有意识到这部小说可以算作自传。现在再回头读它时,我发现这种自我欺骗真是不可宽恕。”

说“不可宽恕”似乎有点严厉。因为即便是作家们想写的并不是自传,只要想创造小说人物并给予他们思想、独特的习惯和动机,就不得不从自己认识的人身上获取素材,其中也包括作家本人。卡波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常常这样做。无论一个作家想象力多么丰富,无论他的人物在小说里看起来是多么新颖,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人物的影子,这些人原本就以某种形式贮存在作家心中的某个地方。因此,发现作家的小说人物有继承作家心性的痕迹毫不奇怪,不仅仅是那些与他相似的人物,他创作的所有人物身上都有。

没有几部小说像《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样,在出版前就造出了如此大的声势。在1948年1月,小说出版前,二十三岁的卡波特虽只发表过几篇很不错的短篇故事,却已经为文学界所关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不等见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样稿就买下其翻拍权,《生活》(Li fe)杂志在一篇关于年轻美国作家的特写中专门报道了卡波特,尽管文中涉及的其他美国作家,包括戈尔•维达尔和琼•斯塔福德,当时比卡波特更出名,并且至少已经出版了一部小说。

卡波特之所以获得公众瞩目,不完全是因为他极少的那几部文学作品。他当时在纽约已经算得上一个人物,而且是个很奇异的人物。他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一,长着一张娃娃脸,金黄的刘海,举止俏皮,很会吸引人的注意,而且不屈不挠一心要成名。布伦丹•吉尔记得,卡波特十七岁在《纽约客》杂志社做小送稿员时,长着圆圆的脸,留着金黄色披肩长发,偶尔还会披一件夜礼服斗篷,看上去像只“鹗一样奇异”。①《纽约客》的编辑哈罗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大喊“老天爷啊!那是什么东西?”

1948年,诺曼•梅勒出版了《裸者与死者》,欧文•肖发表了《年轻的狮子》,与它们同年出版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自成一派,毫不逊色。总的说来,批评界的反应还是不错的。虽然卡洛斯•贝克在周日版的《纽约时报书评》中痛批此书(“本来没有必要讲乔尔•诺克斯的故事,可作者偏偏要发泄发泄,一吐为快”),但《纽约时报》每日评论员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赞扬抵消了前者严厉的批评,他称赞了“(卡波特)魔力无边的文笔”,并且声称这本书“是明确的证据,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作家已经到来”。

然而,关于《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文学价值的讨论却渐渐与另一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时常还会被后者压得黯然失色,这便是小说护封背面那张具有煽动性的照片。这张照片由哈罗德•哈尔马拍摄,照片上是一个男女难分、刚刚迈出青春期的卡波特,以一种撩人的姿态躺在沙发上,挑逗地看着镜头。这张照片引起了轰动,卡波特很后悔它分散了公众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并且损害了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声誉。他抗议说拍摄这张照片并未设计姿势,一切都是自然的,他当时都没来得及意识到摄影便已完成。另外,照片用在书皮上这事儿也没有人和他商量过。这些都不是实话。无论怎样,这只是卡波特早期事业的一
个插曲,而这样的模式将贯穿他整个文学生涯:对卡波特个人的宣传盖过了对于他作品本身的宣传。但是至少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成名了。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所讨论的,是大部分文学中的经典主题:一个男孩的寻父之旅,对于被遗弃的恐惧,孤独带来的痛苦,对于被爱的渴望,还有最终从孩提走向成年的历程,或者至少是走向成熟的历程。

卡波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主题是孤独和爱。在短篇小说《花房》中,奥蒂莉问:“恋爱时你是什么感觉?……啊,罗西塔眼神迷醉地说,你感觉好像辣椒洒在了心口,小鱼在你的血管中游弋。”在中篇小说《草竖琴》中,库尔法官解释说爱是一个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一片叶子,一把种子,由这些开始,稍稍学习一点什么是爱。首先,一片叶子,一阵骤雨,然后,一个能接受你从叶子那儿学到的东西、降雨催熟了的东西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知道吗?它能占去一辈子的时间……爱是一条长链,就像自然是一条生命之链一样。”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

乔尔•诺克斯前往斯卡利庄园的旅途是走进自己(也是杜鲁门•卡波特)潜意识的一个过程,具有象征性,高度程式化。一旦乔尔见到了自己一直不在身边、如今无法交流的父亲,并最终摆脱了这个烦恼之后,剩下要驱赶的心魔就是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乔尔•诺克斯是谁?到了书的结尾,乔尔最终摆脱了自我怀疑,并且欣喜地高喊:“我就是我……我是乔尔,我们是一样的人。”

这一回答,或者起码是找到回答的路,是由古怪却明智的伦道夫堂弟给出的,他逐渐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代言人。那个站在窗口的神秘白发女人就是身穿狂欢节服装的伦道夫,召唤着乔尔,乔尔知道自己必须到她那儿去。他转过身,看了一眼“那个他已抛在身后的男孩”。

绝大多数批评者认为,通过走向窗口边的女人,乔尔意识到自己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活下去(正如卡波特那样),他们会有这样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卡波特却坚持说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的意图;事实上,他说自己从未想过乔尔在三十或四十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乔尔已经从童年的恐惧中走了出来,在眼下,这就足够了。

不过,伦道夫堂弟毫无疑问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这本书中最动人的一个段落就是他一段长长的独白,回忆了自己对一个墨西哥职业拳击手的感情,其中夹杂着关于爱情的激昂论述。卡波特超越了他的时代。这是1948年,《时代周刊》在它的书评中抨击小说里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称它是“令人厌恶的装饰”。《新闻周刊》称这部小说是“一口浑浊的深井,充满了弗洛伊德学说提出的象征符号”。戴安娜•特里林在《国家》周刊上的书评还算是持钦佩态度的,可惜得出了这样一个毫无根据且相当天真的结论,她认为卡波特试图在说“一个男孩成为同性恋者,是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拒绝给予他的感情需求以另一种、更为正常的满足”。

虽然卡波特在发表了《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后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他很快转向了非小说的写作。描写真实人物更让他兴奋。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两篇长文清楚地表明卡波特不仅是一个天才小说家,也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记者。这两篇文章中一篇描写卡波特与一家美国歌剧团同赴莫斯科,歌剧团要去俄国首都演出《波吉和贝丝》,文章题为《缪斯入耳》;另一篇则是对马龙•白兰度极为坦率的描写,文章题名为《公爵在领地》(“The Duke i n His Domain”)。他仅凭直觉就知道如何消除采访对象的抵触,获得他们的信任,从而套出他们的话来。随着他越来越多地介入新闻写作,他的写作风格变得冷静和简洁,诗情画意几乎完全消失。

他1966年的“纪实小说”《冷血》的写作素材来自于堪萨斯城一家四口被谋杀的血案。快速浏览这本书,我们仍然可以在朴实、透明的散文中觉察到一丝卡波特曾经的诗意:“台阶,绞索,面罩;但在面罩被拉正之前,死囚将口香糖吐在了牧师伸出的手掌上。杜威闭上眼睛,他一直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了‘砰!咔嚓!’两声,这声音宣告绳索勒断了脖子”。

卡波特的纪实文学着实提高了他的声名,但最终负责盖棺定论的还是抒情的卡波特:“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所以不识边界。”这句话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的,它被刻在了长岛布里奇汉普顿的卡波特纪念碑上。


约翰•贝伦特(John Berendt)是小说《午夜善恶花园》(Mi dni ght i 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的作者,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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