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往事(非书评)

Fujia
2011-01-11 看过
简妮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太多往事了。

从小知道爷爷的英语好,爱听BBC,说的英语有老派的伦敦腔。他也曾为这些入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童年偶尔在爷爷家过宿,每天早上都会被收音机调频吱吱的声音吵醒。如今我也日日在上学路上听BBC,iPhone里下载的podcast,没有任何的杂音。

记得爷爷书架上有许多我看不懂的英文书,厚厚的英文辞典,他像维尼一样用外国风景的日历片仔细地包好书皮。出国后一次回家,我往家里带回一本Economist,父亲不经意说了一句:你爷爷以前最爱看它。

爷爷的遗物里有华兹华斯的诗,被我从家里书架扒出来后如获至宝地带到英国来,但如今我才第一次翻起。书里英文拼写错误很多,爷爷用水笔细细地一一纠正来。爷爷去世十余年了,我从不知道爷爷居然曾经热爱过这位英国湖区诗人。

童年时我会被拉去见一些神秘的香港亲戚,听大人闲碎地说“陈家第几房的”。一次见一位我唤为“伯伯”的老者,我刚上小提琴课归来,背着琴便去见客。那位伯伯笑着说,陈家至今只有你学音乐啊。问了两句学业后,他又说:你们这一房的孩子读书都好,将来又是圣约翰大学的料。

少年时去香港参加一位陈家堂姐的婚礼。满宴宾客我无人认得,只听父亲吩咐喊人。我能讲粤语,但对话时依然不够流利,就像在新疆学上海话的简妮碰到了上海长大的范妮。一位八伯母执意要带我去买衣服,琳琅的shopping mall里所有的品牌都是英文字,我只觉眼花缭乱与不知所措。八伯母给我挑了一件小黑裙,很满意地说:这个适合你。我一下有了种穷亲戚进城的羞耻感。

那条裙子一直被郑重地收在衣柜里,大陆的学校只穿校服,没有晚礼服的用处。我出国时,父亲也有简妮爸那种下乡青年的泼辣劲,硬是把裙子塞进了我鼓胀的箱子中。在牛津第一次晚宴时,我把裙子从箱底里拿出,我认出了那个牌子:Laura Ashley。High Street上就有这家店,我的奖学金可以让我买得起店中任何的裙子。我突然有一种对少年时期的释然。

奶奶的林姓家族的记忆则更琐碎些。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穿着碎花旗袍,一副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模样,难以想象日后的家破人亡如何将她磨练成一个神经坚强、敢于与全世界斗争的老太太。我记得一位熟识的老阿姨始终唤她为“七小姐”,虽然她嫁与陈家多少年了。

少年时母亲带我去见舅公。在那典型的上海人家拥挤的房间中,舅公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他生长于霞飞路的大别墅。林家曾有一房儿子,是上海滩挂牌的大律师,租界里风光不二,解放后死于霞飞路的梧桐树下。

童年时也有奶奶林家的海外亲戚来访。八十年代后公派留学后滞留美国的林家后代,换了国籍后衣锦还乡。奶奶带我见那些“表兄”,说以后这小孩出国的经济担保要靠你们了。她用清秀的字迹写下表兄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见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字样。洛杉矶,那像是一个郁郁葱葱树木遍布的地方。去年堂弟去了UCLA读书,不知他是否有见过这位陌生的洛杉矶表兄。

九十年代,出国还是一个需要经济担保的年代,当年把陈林两家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海外关系,如简妮家一般突然成为了救命稻草。记得奶奶跟我说过,陈家某远房有个后辈姑娘,辞工在家读托福,从来不看电视。三十岁时终于由于陈家海外关系的经济担保,拿到了美国签证,后来又嫁了个美国人。婚礼时,美国的陈氏家族济济一堂,气势丝毫不逊于男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奶奶还拿到这位姑娘复习托福时的书给我,仿佛是要借点福气似的。

父亲生于家族败落之时,却还有贵族子弟追求洋气的习性。他从不跟我说家族上的故事,倒是母亲像白头宫女一样经常跟我絮叨。九十年代初刚开放了经济特区,他从免税店里买了烤面包机,每日烤吐司,抹着同来自免税店的稀薄奶油。他还带我去唯一一家卖外国商品的蛋糕店里吃奶油蛋糕,喝牛奶兑着红茶包的奶茶。店里甜腻的奶油香气,仿佛是来自墙外的新鲜空气。

和简妮一样,我生长于边陲小城。祖上的福荫于我就像童话一般神奇。和简妮一样,我从小被灌输“去上海,去美国”的信念。英语是一定要学好的,托福是一定要考的,绿卡是一定要拿的,没落于大陆的整个家族就要靠我们后辈来振兴。然后就做一个美国人,再也不要回来。至于去美国是为了什么,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最后还是没有去美国,倒是阴差阳错到了英国。进牛津后,叔叔说我得回祠堂给爷爷上炷香,让爷爷高兴高兴。

而我和简妮一样,陷入身份认同感的问题中。刚出国时语言班里,老师夸我英语好,我直接进了高级班。但我还是不会写报告,不会和英国孩子们玩闹,party上只能做壁花。于是我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新生活中,逐渐将自己的过往淡忘。

如今去开学术会议时,我像一个典型牛津女孩一样,画眼妆,穿黑丝袜,与同学互相只询问对方学院,喝大瓶的啤酒,抱怨美国人没有文化。在与一群英国同学玩闹八卦伦敦的校友、或是学院的八卦中,中国学生们会远远瞥我一眼,然后转身离去。

但我还是会为学院Newsletter里学生去世博会后的抱怨而生气。我想起了简妮。英国女生惊讶地问我:中国女生都不吃避孕药吗?我们从中学时学校就会教育我们长期服用避孕药,无论你有没有固定男友。我想起了范妮。

但时代的洪流席卷着人们一同前去。简妮的九三年的上海正是准备腾飞的时候,而如今的上海是一片盛世景象。西方媒体不停抱怨本国的经济惨淡,称赞中国的风生水起。Economist的封面,是毛伸出了大手,掌中一大把钞票。

现在的留学生也不再背负奶奶那种惶惶然的心态。大家讨论的是如何旅行、下馆子、享受生活,如何群起抗议外媒、轮子、弯弯与和尚,然后如何找到一份在国外工作几年后派驻中国的工作——简妮说这是买办。如今买办工作可是连凤姐征婚都要求的“具备国际视野”。但买办算什么?跨国外企算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公务员。

没有多少人还羡慕一张绿卡,或者一个海外国籍——那怎么回上海呢?怎么做公务员呢?我也知道了奶茶并不是牛奶兑红茶包,英国人并不吃奶油蛋糕。每年夏天,出国游学的中国孩子挤满了牛津大街,出国考察的中国代表团挤满了牛津旁的购物村。许多人都说,外国有什么好?吃得比国内差多了!挣得比国内少多了!

连我父母也认同了这一点。

有关于祖辈的故事,于我如今只剩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那爷爷细细修正过的英语单词,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藏着他曾经对英国湖区深深的想象,向往,惆怅。

我决定下周末去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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