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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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美国讲学历史的重分析，而不重综合，有演绎而无归纳。这样的治史，往往对一人一时一事恣意批评，而忽视后面的组织与结构。不仅以小权大，而且以静议动。千篇一律地埋怨指摘，而忽视了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也就是只有消极性的历史，没有看透历史的积极性格。（126页）
说道这里各位免不得要问：难道是非全无标准以致公道不伸？
我要即此申明：这问题不由大历史而产生。实际上这是目前现况，写回忆录的，甚至写历史的各行其是，缺乏共通的观点。是非不明公道不伸，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局面。我们提倡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增进历史的纵深，正是为了解决这当前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我的一生：我的前半生有了与此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我的后半生志在事后阐释此种情节。并且和西洋史、日本史比较，正是我谋生的工具，衣食之所寄托。所以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将这整个问题作过深切的考虑。其结论是：
过去中国150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里一种极大规模的重新组织与重新构造，这当中很多事迹不能用平常的尺度衡量。至少我们要将它当做从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扰攘的局面，进展到隋唐大一统的过程同样对待。
其所以如此，乃是传统中国依赖“尊卑、男女、长幼”等等社会价值作寄托。这种组织不能在现代世界里存在。
从鸦片战争以来，重要的里程牌如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辛亥的民国肇造，不是个别不相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种长久远大的群众运动中的环节。外面的压力增强，中国的反应也增高，最后逼不得已将两千年来的君主体制也一概放弃。
民国肇造后的军阀混战已不可少。因为旧体制业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只有私人的军事力量可以暂时维系局面。可是这种私人军事的力量，也难能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收效。在这个过渡期间最为表现群众运动的革命性格者，无逾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看清革面洗心应从自己着手，士大夫阶级有了这样的觉悟，中国历史不能再倒退回去。
将一个旧社会推翻，重新创造一个新社会，采取一个“立”字的方式。
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自黄埔建军以来主持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能独立自主，实在是创建了新国家与新社会的高层机构，有如立字上端的一点一横。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因着土地革命翻转了社会的底层机构，有如立字下的一长横。台湾方面因1953年“耕者有其地”的法案，也完成了低层机构的改革。
现今海峡两岸共同地注意通商，其目的不仅是增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是创造一个多元的社会，树立各色各样法治性的联系，使高层机构能反应到低层的需要，亦即充实立字上下之间的两点。这样以商业体制作基础的社会架构，符合凡事都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构成永久体制，才全面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128-129页）
我们今后写历史，可以从下面这些步骤着手：
第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第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
第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
第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可以看出或是四五百年之后，或是六七百年之间，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想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起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蒋介石最大缺点乃是他所造成的高层机构缺乏社会结构侧后支持，于是他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之不足。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能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
说道这里各位免不得要问：难道是非全无标准以致公道不伸？
我要即此申明：这问题不由大历史而产生。实际上这是目前现况，写回忆录的，甚至写历史的各行其是，缺乏共通的观点。是非不明公道不伸，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局面。我们提倡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增进历史的纵深，正是为了解决这当前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我的一生：我的前半生有了与此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我的后半生志在事后阐释此种情节。并且和西洋史、日本史比较，正是我谋生的工具，衣食之所寄托。所以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将这整个问题作过深切的考虑。其结论是：
过去中国150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里一种极大规模的重新组织与重新构造，这当中很多事迹不能用平常的尺度衡量。至少我们要将它当做从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扰攘的局面，进展到隋唐大一统的过程同样对待。
其所以如此，乃是传统中国依赖“尊卑、男女、长幼”等等社会价值作寄托。这种组织不能在现代世界里存在。
从鸦片战争以来，重要的里程牌如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辛亥的民国肇造，不是个别不相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种长久远大的群众运动中的环节。外面的压力增强，中国的反应也增高，最后逼不得已将两千年来的君主体制也一概放弃。
民国肇造后的军阀混战已不可少。因为旧体制业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只有私人的军事力量可以暂时维系局面。可是这种私人军事的力量，也难能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收效。在这个过渡期间最为表现群众运动的革命性格者，无逾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看清革面洗心应从自己着手，士大夫阶级有了这样的觉悟，中国历史不能再倒退回去。
将一个旧社会推翻，重新创造一个新社会，采取一个“立”字的方式。
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自黄埔建军以来主持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能独立自主，实在是创建了新国家与新社会的高层机构，有如立字上端的一点一横。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因着土地革命翻转了社会的底层机构，有如立字下的一长横。台湾方面因1953年“耕者有其地”的法案，也完成了低层机构的改革。
现今海峡两岸共同地注意通商，其目的不仅是增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是创造一个多元的社会，树立各色各样法治性的联系，使高层机构能反应到低层的需要，亦即充实立字上下之间的两点。这样以商业体制作基础的社会架构，符合凡事都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构成永久体制，才全面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128-129页）
我们今后写历史，可以从下面这些步骤着手：
第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第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
第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力因素所产生的作用。
第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可以看出或是四五百年之后，或是六七百年之间，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想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起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蒋介石最大缺点乃是他所造成的高层机构缺乏社会结构侧后支持，于是他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之不足。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能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