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世纪政治思想 从制度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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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1 看过
中世纪:一直被历史学界誉为漆黑无比。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哲学演讲录》里更是宣言要用短短的篇幅将中世纪打发过去。
既然中世纪的一切已被彻底打入黑暗论的谷底,那我何必还谈论它?谈论它还能有何益处?

我无法给出绝对的保证,只想在这里,试谈一下西方中世纪政治制度形成:
在古希腊有着大大小小的城邦,每个城邦-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法律 司法 政治制度。大致也就分为三类“君主制” 或称一人之治,赞之者称为“君主政体”,厌之者称其为“僭主政体”;“寡头制”或少数人政治,礼貌性的说法叫“贵族政体”或最优秀者政治;以及“民主制”或所有成年男公民的统治,后来诋毁者称其为“暴民政治”或“群氓政治”
古希腊城邦时期就已经做了各式各样的政体尝试。。。。各种体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每个政体都有正反两面。(至少我不是个技术乐观主义)

后来的哲人提出观点,为了维持政治单位的活力发展,这些不同政体需要在特定时间里循环转变。比如 君主制的初始 可以是伟大的 明君统治 但经过时间的演变 也必然会变成暴君统治,然后需要作出一些变化。改变政体为 少数人统治 即形成初始的精英政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变质以后再次演变为寡头统治,然后又需要再次尝试 变为最大范围的全民政治,再经过一定时期过度发展 沦为 群氓政治以后。历史需要这样周期性的循环往复转变。

但是这种循环论调与人们追求稳定性的习惯也不相符。
在经过希腊时期的高度发达的政治实践后。
中世纪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化的另一个向度
如果说罗马时期在朝外发展,中世纪文化就朝着内心往里发展
伦理学 神学开始占据首要地位。

我们都知道罗马时期的政治制度就已发展到很高的高度。并且作为法律体系的罗马法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完成度著称。但是 我认为就像 庞德在法理学里对法律功能表示的忧虑那样:法只能及于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及与人们的内心。

罗马时期的政治体制实践再怎么发展也只是一种确定的外部形式发展。
像亚里斯多德对政治单位大小的理想都是以一种小规模的。并且是以人们的熟悉为基础。但在后期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历史在后来进行到统合时期,小单位并入到更大的政治单位 帝国时代 在政治这一更大规模的运动中 更大规模的政治单位必然有着更大的军属力量。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无法维持 所以小单位政治的以人们熟悉为基础的政治规模理想只能被无情的收纳到一个更大的政体 做为更大政治单位里的一个基础部分。所以亚里斯多德理想型的城邦国家里的人与人熟悉为前提的政治运作根本无法达成。

如果不以人与人的熟悉为基础。公民之间必然有一种资源上的不平等与信息上的不平等 这是一种从出身开始带来的条件不等的延续
阶级利益的驱使下 贵族们以自己的优势愚弄群众。民主空有形式。永远无法进入实质。

在经历过前期的自然发展后
我认为中世纪文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段:神学转向
所以在外部方法在历史限制的情况下基本穷尽以后,文化向内部发展是必要的。
简单说说中世纪的政治体制发展的两个重要新特点
第一个就是虔诚的君主制。
作为君主政体的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时刻防范君主制演变为恐怖的暴君政体
但是暴君政体的恶性发展又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呢?如何限制呢?

这里必须讲两个重要的中世纪概念
共相与殊相 一组中世纪经院哲学里的重要概念 唯名与唯实一直争论了很久都未能有结果。我们暂且不谈种属上的分类意义。只谈人身上的共性与个性这两个概念

中世纪的伦理学 一直在询问一个问题 伦理如何可能?人与人的理解如何发生?我认为核心都是在与人与人的共性。
中世纪的伦理学需要三个条件 苦难的体验 共性 与始终怀着信仰(理想)
中世纪教会用以维持共性的基础就是压抑个性。这一点近代西方社会最为批判的。但是共性与个性 有着不同的取向与特质 两者在不同的方向上都有着深刻意义。

确实 个性某些时候代表着积极的创造力 但个性有一种天生寻求特殊的特质。就是不断的找不同 制造相异,突出自身的特殊性
最后发展为一种故意的叛逆 就像巴别塔的寓意里所示的一样。个性的发展终将使人们在不同的发展之中将人们分离 拆散开来 在个性的发展这条路上 你我之间将变得越来越无法理解。人们终将陷入灵魂的深度孤独中。个性的高度发展过后,每个人内心都居住着一座孤岛,人们只能在住在自己的孤岛里,即使共同的语言也无法在相互间架起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还是必须要以共性为条件,理解才是可能的。而个性的高度发展,代表这样一种自然倾向 即自己特殊性的一再被强调。以至于特殊性被神化 很容易使有着高度个性的个体精英化自己。那么这就陷入了一种狂妄。
而且自我意识的精英化发展 经常带着这么一种倾向 把所有人按自己的狭隘取向分为不同等级。处于等级以下的都无价值 缺乏价值 将遭到蔑视。

而共性是人们理解的前提。也是伦理想象的前提。苦难发生在与我有共性的人身上有可能,也意味着苦难降临到我身上也就有可能。如果经过个性的高度发展。就会被理解为这种事发展他们之上 我和他们不是一类人
所以我无法理解这种苦难 我也无法理解这类人。(甚至认为这些人活该)
伦理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共性 共同的经验作连接 达成理解 到达共情 产生怜悯 伦理发生
虽然共性是造成理解 也是伦理的前提。但共性的维持代表着个性的压抑。共性需要将数量巨大的个体都收纳进来,也意味着与共性不符的个性讲遭到剔除 但个性某些时候往往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创造力 压抑个性也即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人们将变得千人一面 共性某些时候也将人们代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混淆。这又是另一种危险 虽然公共能够达成,但失却了创造力 社会无法向前进步。
共性意味着交流 分享 个性意味着发展 竞争 而且个性本身有一种分离倾向也是被统一的罗马教会所不容许的

在中世纪这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也可称作是“依附社会”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 强调共性对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没有相对于现代的私人空间与生活。一种集体社会。强调互相理解与伦理是必要的。(现代社会的孤独化 私人化也是个性过度发展造成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圣经解释学传统都强调的是一种在普遍的共性下,微微的显示个性。至少这个时期相互之间还是可以理解 交谈的。虽然分歧是有的,但还在一个框架之内

个性 个性在寻得了自身的特殊后 常常将自身的特殊神化 形成一种傲慢
说回中世纪 君主制度。所以在七宗罪里傲慢被列为首罪
统治者在狂妄过渡的发展之中 必然会向外部世界源源不断投射欲望与意志。将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
为了防止这样的结果 就是要让君主不再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阻断他的个性无限发展
让他退回到人与人的共性中去。这样君主对他人的同情与怜悯才得以发生。
所以在中世纪 以往权力者那种因为自己手握权力而过度膨胀产生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幻象,
被基督教的教理引导到了冥想与自知的倾向上来 要求统治者不断的沉思 讲过这种努力穿越这层权力幻象 将自我拉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一面来
基督教就是在通晓这种人性自我神化的自然发展上用相反的原则和教理去约束他。 谦卑与禁欲
而且基督教还预设了一个前提 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不完全的有罪的,这给每个人造成了巨大的负罪感 亏欠感 君主实现了巨大的功绩也只是填补了这层前设的亏欠感。

当然宗教实践在人文社会里,目标对人就只能算作影响。因为跟人打交道毕竟不比跟物打交道。人本身就是个不定变量,物是常量。所以我们对物可以自信满满的说是去控制 对人就只能是影响,毕竟人的内在本身还有选择的权力 解释的创造性。对人的影响至多只能是有强弱之分。

基督教语境里 避免人的狂妄 常常把人性引向另一面发展。
就像罗马时期的雕塑,伟人都是钢筋劲骨,一种意欲征服世界的态势
代表着自信与狂妄的一面 而中世纪宗教雕塑都是 忧郁 恍惚 平静,看破世界的虚妄 代表着谦卑 不自信的另一面
就像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里那个形象 犹豫而不坚决 在计划一种可能性的同时总是能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常常陷入一种自我怀疑 而且还有反复的后悔
(中国人倾向与评价这样的人为妇人之仁,日本人更是自信得一生无悔)
我这样做事正确的吗?我能完全代表正义吗?这样的问题被带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既然一个人无法完全独占正义 那么独裁政治也是值得怀疑的。
历史的演变需要时间以一种源源不断的态势用渐进的方式去作动
经过前面的预设工作,后面的工作才得以可能
在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中 民主的建立也变得可以理解
自古得兵权者得天下。在独立战争中 华盛顿在与英国人的交战中曾陷入绝境 而议会在当时还在背后想法设法解除华盛顿兵权,害怕华盛顿与手下将士建立太过紧密的联系 而不愿交出兵权并进而发生政变夺走议会权力。在赶走了英国人以后。华盛顿兵权在握 并没有历史习惯性的打压先前暗算过自己的反对派 而是将所有军人解散回了老家。
当然宗教意识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如此漫长而渐进的。不可能在一时半会儿看到效果。我们期待猛然看到一阵巨变,所以我们对这种长时段的潜流表示怀疑,这种宗教意识对社会的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呢也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坚信西方社会的内力蕴含着着某种宗教精神运作的结果。

中世纪的政体变革的第二个不同点就是
教会世俗双重政治体系。教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监督体系。
教会本身在中世纪政治实践中就经常与世俗政体发生竞争关系。
当然中国古代也建立过监督体系。
明朝 太祖始令锦衣卫负责刑狱与稽查逮捕。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按旨行事,并设法庭监狱。尽管太祖后期曾加禁止,但成祖很快恢复,成祖时“恐外官徇情”,设宦官特务机构“东厂”,专司“缉访谋逆,大奸恶”,其权超过锦衣卫。宪宗时又为监督厂,卫而设“西厂”至武宗为监督东西厂,又设“内行厂”。
简单的说就是设锦衣卫监督官吏 然后设个东厂权大压过锦衣卫
然后这两个都虚要被监督就设个西厂 最后西厂也要被监督就设内行厂
换成符号就是机构a a要b监督 b要c监督 c要d监督 然后无限循环下去。
中世纪监督体系就是教会监督世俗就到底了。
教会理论上是一些专门的禁欲 献身于理想的文化精英。虽然古代有很多朝代都有监督体系,但是监督部门与被监督部门都是一路人 他们是一起的,如何保证监督的进行。而教会至少是生活在另一个层面下的行政体系 都是些极端保守主义者(用现在的观点来看) 通过批评与劝诫来影响俗世
与现代躁动的大众媒体监督不同,宗教机关的监督经常是些专家能给很多深远的意见
但是这种体制在实践中带来问题就是后期教会自身也世俗化了。。。宗教内部也认识到了危机,不断发起要自身净化的呼声。然后有了后期的时代 宗教改革


回到先前一个话题。也谈谈伦理
像中国君王 中国人心中通常有一种这样的思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这是建立在先前的隐含前提之下。 我的命是处于价值优势地位。人民是价值不值一提的。暗含着对他人的能力不满。所以我牺牲你们无所谓 你们不能亏欠我

中国的社会在价值评判上 向来都是单向的。更像一种原始的神话学分类
英雄 美女 智者 贱民
而西方价值的发展是一种更多方向上的复杂化发展
比如说女人的地位问题 在圣经中 一方面是诱惑亚当吃下禁果 女人是罪恶的
一方面是圣经中的人人平等 女人也是平等的 也有一种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这是一种中世纪完美女性的意向 所以女人在价值上居于优位。
再比如说穷人乞丐,在很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一直处于最底层地位。
而在中世纪经过解释 他们是被视为效法基督 过着圣经中使徒那样纯洁的生活 是一种自甘贫穷的修炼 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
在西方中世纪社会 价值解说中虽然有每个人的政治地位 财产有不同 但这只是既成事实,是生活中其中的一面 只具有相对价值。在灵魂的另一面也许价值就颠倒了过来。
在西方的伦理中 在对待施舍问题上 思想进一步发展
要试行秘密的赠予。
因为有着这种情况 现在已是乞丐 但先前是家境很好的贵族 迫于家道中落 又不会乞讨的技能,更关键的是 他们有着强烈的自尊心 耻于乞讨的行径 选入一种矛盾中
所以基督教讲究对这些人要秘密的赠与,甚至伪装成某种神迹。
而中国古代伦理 施舍过程更像是一种强者的优越 强者能够施舍表示着自己的力量远远凌驾于受者 受者某种情况会感觉到羞辱
所以中国有个老故事是 不是嗟来之食。
中国历史里强调的是胜利者的历史,而西方因为早期基督教受迫害经验
形成了一种失败者的崇拜。虽然中国有孟子的鱼和熊掌的故事里,陷入一种道德困境 利与义不可兼得。但后期汉朝,权力者与文人达成一致。利与义全部被统合在权势中,困境被取消,变为所有人都来效忠,达成一种绝对的权力崇拜。
中国以后的价值 和人生观变得极为狭隘 就是要成为权力者 还是最高权力者。 再结合一下古代当时的语境 古代中国把自己国家视为天朝即世界中心第一大国 当上世界第一大国的最高权力者就是唯一人生目标
所以我们的文学常识就两种 胜利者在得胜后大放厥词与失败者失败后沦为像怨妇一般的不停抱怨 还有自怜。
西方社会虽小 但容得下许多方面的发展。就像西方的历史里 有科技 文化 战争 政治 商业 外交 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就只有行政 也只有京城首都
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外省都不存在。某种原因是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与价值观的垄断。

就像对弱者的评判一样,西方的观点是 他们(弱者或社会弱势群体)可能只是天性上软弱一点,没有抵抗住困苦 诱惑 沦为逆境的牺牲品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如此。隐含条件是基督教里的人人平等,人人在灵魂上的平等。就像简爱里那些名句一样。而东方是一种神话学的对人分类 强者是绝对意义上的。弱者是生来如此 劣根等等。
要形成同情 伦理就必须去除这种神话学分类。但中国是个没有更高精神实现的国家。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统一而和平的,所以和平的竞争就是制造优越感是国人最高价值实现形式。
只要有更多的优越感固化就产生等级 接下来就是歧视与自私自利。
所以我们的权力者在达成权力时 总是不会在意牺牲多少人命的。因为人民与权力者自己的神化相比形成不了多少价值 所以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牺牲人命总是可以的。中国的伦理 都是建立的孔子提出的等级制基础之上。
因为上级者必然优于下级 所以牺牲下级是很惯常的。而且上级总是在等级中居于上位也即代表能力方面的强者 所以替代下级 也即弱者 做决定也是可以的。家长制。
就像父母的意志延伸到儿女身上 因为儿女不懂没有经验 所以儿女绝对是错的 不应该有意志。中国的子女在父母在世时,个性是被压抑的。但父母去世后就一夜之间 完成个性的发展。
在孔子的体系里上级的强者判断依据 是道德完满与经验(人生经验) 所以孔子的理想境界里就是 老人 书生这两者结合起来治国
那么上级 长者做错了 怎么办呢? 现代人不禁要这样问一句。
中国的伦理道德是 上级 长者对下级做了错事或让下级受了冤屈。下级要做更大的努力去实现价值完成某种目标 而且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还要用自己的努力弥补上级的错误
某种方面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但这就造成了对上级的绝对神化。而将所有责任加到了下级之上。而像西方那样限制上位者的权力的观念在东方一点没有。
而西方的圣经故事是,主作为圣人要向人们带来福音,而暴民不理解他反而把他钉上十字架。。。。神没有怪罪他们,反而帮他们赎罪。
作为价值高位者要去宽容同情地位者。某方面说 西方的道德优位者需要比普通大众做得更多
东方伦理的隐含是伦理的条件是自己过得好了 富足了,才能施善。当然这也不错。西方是即使自己食不果腹,也要施善 方济各修会。西方的思想提倡得更伟大。
当然东方的伦理里写得太简单了。而西方写出了善在实践中的困境。
比如东方的伦理,给人感觉就是,只要施舍了,对方必然会立刻感恩戴德
所以东方人在善的实践上 带入了这种简单化思维。只有对方没有达到我们想象中的感谢程度,我们就好像善的意义落了空,或是遭到背叛一样。 然后彻底不行善了。
西方伦理文化就考虑到这些情况 一面教育人要不断发现就在身边不易察觉的 他人给予的自己的善 (即感恩)
另一面也有圣经的故事,主的神圣,在于人们即使在地上背叛了他,但他在天上还是继续爱着人们。 也即不要因为在施予善的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 而从此不再向善。
当然西方基督教文化也不是完美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对每个人的内心有着强烈的约束与限制。就像使人陷在一个心灵囚笼中,(当然这是以赞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基督教的理想是要不断的与恶进行心灵较量 不断的自我怀疑 不断的自我修正,最后达到自我超越。
这样一种严格的自律 被分派给每个人心中。。。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是 人民大众背负劳苦与侮辱 但权力的金字塔上越往上者越什么也不用背负。西方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有时候权力者背负的心理重负更多。所以我们国家接受不了这样的文化。
荣格在他的著作里,显然把中国思想理想化了。但我想在这里说 这样是错误的。
当然荣格从个体心理学上讲东方的思考方式是很舒服的,能够从责任与道德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但不用背负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东方的思考方式从最开始就决定了是一种自私的取向。利他的方面极少。 至多的利他也就是在家族内部。

再回到先前共性与个性的话题。
当然也不能因为过度强调共性而压抑个性 从发展的角度讲个性当然是必须向前发展,但是在个性达到一定的完成度应当回返到共性 因为毕竟这里构成公共世界 就像胡塞尔在完成了一段意识现象学的探索之后又回返到生活世界里一样,因为正是在这个公共世界里我们才可以完成交流,而且我们能在这个未出现分叉的路上可以发现另一种可能性。毕竟所有的可能性都是从这里孕育而出。
其实私底下我对个性的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是表示怀疑的,个性的成长 脱离集体环境 必然要求私有欲。共性建立人们对他人的依赖,让人变得不自信,而个性发展出自信,进而转变为一种狂妄
我认为七宗罪里其他的几项罪行 好像是个性发展的衍生。个性的发展趋势就是相互比较找不同 不断的和他人找不同,找到了强于对方的优势,我们会优越对方,找到了弱于对方的劣势,我们会嫉妒对方。个性的狂妄也必然会发展出强烈的攻击欲,在和平的时期,攻击欲找不到缺口演变为源源不断的挖苦与讽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语言释放攻击欲望。但是我认为不发展出个性又会是一种蒙昧的共性阶段。
(所以我很不喜欢尼采 鲁迅这样的人 狂妄与无穷的攻击欲)
当然我这里讲的共性与个性只关涉人与文化。不具备唯名 唯实与胡塞尔那里讨论的观念与杂多的意义。所以我认为我们时时要注意回溯性思维,不能让个性只往单向发展。也要回溯到共性。
所谓卢梭的公意正是来源于这种中世纪对共性一再强调的理想化传统。
当然经院哲学不只争论 共相与殊相 对物的占有也是一个争论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传统,人对物的私有占有是符合自然的。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最初对物的占有是一种公有占有(就像原始公社) 好像两种都有道理。这两种争论一直是个争论主题
我们在这里的某个观点里可以督到马克思的影子。 我认为原始公有 对物的共有占有 好像是一种符合当时个性未充分发展的社会机制。
圣方济那里穷人是一个道德上占优势的阶级。我们好像又看了马克思。
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太静态 穷人(无产阶级)是一个不变的善良意志同盟 好像永远都会是如此
但是在事实中,当无产阶级胜利后,变为新的富人。围绕他们身边的却是权谋与野心。这种同盟先前所具备善良神圣光环瞬间消失了。当然不只是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斗士面对这个问题 中世纪教会 改革时期的新教里的新教市民阶级都面对这个重复出现的古老问题,财富 权力的增加意味着信仰心的消失。财富 权力的增加当然意味着诱惑陷阱会比以前更多。
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很符合一个十九世纪理论的时髦就是“去宗教化”,但他的思想更像是宗教理想主义里的一个变体。面对财富 权力的诱惑,宗教领袖们还是坚持一直的宗教信念,不断反复的心灵斗争,直到永远,达到严格的自律 自律和他律交叉。不断的自我净化。
就像宗教传统中遗留给西方的信念 战胜自己(自己的恶) 战胜同伴对自己的怀疑,战胜时代,战胜环境的阻力,也要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西方的制度能够形成 我认为是早先的古代遗产就已经在外在的形式制度上充分发展,然后在中世纪时期转而向内发展,打好基础。民主的完成 所有的这些都是条件。当然我们东方在沾沾自喜与自己的生产力跳跃发展。但我们面对现代性的困境没有他们积累起来的办法与基础。

还是打住,就写这么多(已经写了够多)结个尾
我认为中世纪被视为黑暗的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未知的宝库,可以让我们去探险,在发掘的过程中,说不定我们就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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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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