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庸,关于幸福
作为《政治学》上篇的《尼可马各伦理学》知名度不如《政治学》高,但我们老师认为本书价值却高于《政治学》,于是乎我便开读这一本号称西方伦理学开山之作的《尼可马各伦理学》。本书据传是亚里士多德之子尼可马各编纂,在古希腊雅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就曾作为教科书——可见本书地位之高。
读完本书之后,“善”、“德性”、“幸福”等等词语如蝴蝶般在我的脑海中飞舞久久不散,真有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受。
亚里士多德从“善”谈开去,开门见山的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标”。接着他区别了两种实践行为,一种是以活动之外的结果为目的的,另一种则就是以活动本身为目的。前者如工作是为了赚钱,后者如追求幸福生活的活动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必定就会有一个最高的善。而为了弄清楚何者为最高的善,我们就要知道哪一种科学是以其为目标的,由于最高的善的崇高地位,那么以其为目标的学科必定是最高最权威的了,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政治学了。
在这里,亚氏斜开一枝谈了一会政治学。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吸引我,他说:“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本应学习的课程,他们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而那种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因为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学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但我依然认为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青年人本性单纯,涉世未深,参与政治的各种必需的手腕等等还不具备,与其努力参与政治实践却收不到任何效果还不如多钻研点学术,政治界的种种习气对大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仅是个人观点)。
在谈完政治学之后,作者又回到了对最高善的探讨上,他提出幸福就是最高的善,但是幸福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一个经典的回答 “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德国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曾说:“一个人,天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是因为哲学上柏拉图被列为理想主义始祖,而亚里士多德则重视现实。上述亚氏对幸福的定义就可以十分清晰的反映出这一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德性的潜能,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达到完满,看到这里我觉得似曾相识,一经思考发现这点竟和孟子的“性善论”有相似之处,孟子也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必须“扩而充之”,才“足以保四海”,而如果不能“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这里的“扩而充之”就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是一个意思。亚里士多德说:“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已现实活动而区别,从小就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相反,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这让我想到如今的中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多的注重于知识而忽略了礼仪、习惯的培养的现状,这从个人角度来说是难以得到幸福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国家角度来说会使得重建礼仪之邦成为空谈,诚令人痛心疾首。
再回到书本,既然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德性到底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儒家: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花了很大篇幅所论述的就是这中庸之理。比如他说勇敢就是怯懦和莽撞的中间性,慷慨就是吝啬和浪费之间的中间性。这一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特别好理解的了。但亚氏在后面又补充道,并非所有的行为和感受都有中间性,比如犯罪行为等都是要坚决反对的。这对那些误把中庸理解为无原则的中立的中国人来说是个警醒。
亚里士多德与儒家思想的这两点相通之处(或许还有更多)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智慧在最高点是相融同一的,只是演绎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德性之后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公正、理智与明智。随后又谈到了自制的问题,在自制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是非常理性非常具体的再谈,不像柏拉图那么绝对,亚氏赞成对合理欲望的正常追求,反对的是对不合理的欲望的追求以及不择手段的过度追求,同时他还认为对个人来说不能笼统的讲他不自制,而是要说他在哪一件具体的事上不自制。这也符合他先前对中庸的赞赏态度。亚氏还十分清楚的区分了放纵者和不自制者的区别:“放纵者从不后悔,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自制者则总在后悔”。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属于不自制者,而不能简单的说自己放纵了。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是真正令我惊讶的,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那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感觉,他能清楚的将常人难以察觉到其区别的放纵者与不自制者区分开来,能把各种不同的公正区分开来等等,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有现在的优秀学者们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也是我们学生需要培养和锻炼的。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讨论的是令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友爱。他把友谊分为3种:第一种是为了从对方那里得到好处,第二种是为了从对方那里得到快乐,第三种是希望朋友为善。前两种友谊是出于偶性的、易变的,而第三种友谊则是德性的友谊,只要善不变其为善,这种友谊就永远会维持,而且这种友谊也包含了上面两种,因为真正的友谊会让你获益匪浅而且能让你快乐。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经典论述还有:“作为朋友首先必须互有善意,还要无所掩饰地希望对方好。”、“既然做了朋友就不必再论公正,但对公正的人却须增加一些友爱,所以,在最大的公正中似乎存在着友爱的东西。”、“友谊所要求的是尽其所能,而不是报其价值。”、“也许朋友在场本身就使人快乐,不论是在幸运中还是在不幸中。”……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看法直到今天都很有指导意义,浅显易懂但意蕴无穷。
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单纯的就友谊论友谊,还将友谊上升到城邦生活的高度,强调了友谊对城邦生活的重大意义,还由友爱之间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导致友谊的破碎联系到公正公平。
最后亚里士多德又回到了对幸福和快乐的探讨,提出了沉思是幸福的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最为持久、能带来最纯净的快乐、最为自足、自身即是目的以及含有最多的闲暇。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分为金银铜铁,而能够进行沉思的恐怕也只有那极少数的“金”类人了,现代社会更是变本加厉,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得为了经济目的东奔西走,做一些合乎当道的“铜铁”要求的事情,真正能享受沉思的人又有几个?
以上便是我读了《尼可马各伦理学》之后的一点感想。
读完本书之后,“善”、“德性”、“幸福”等等词语如蝴蝶般在我的脑海中飞舞久久不散,真有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受。
亚里士多德从“善”谈开去,开门见山的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标”。接着他区别了两种实践行为,一种是以活动之外的结果为目的的,另一种则就是以活动本身为目的。前者如工作是为了赚钱,后者如追求幸福生活的活动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必定就会有一个最高的善。而为了弄清楚何者为最高的善,我们就要知道哪一种科学是以其为目标的,由于最高的善的崇高地位,那么以其为目标的学科必定是最高最权威的了,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政治学了。
在这里,亚氏斜开一枝谈了一会政治学。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吸引我,他说:“政治学不是青年人本应学习的课程,他们对生活尚无实践经验,而那种理论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因为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学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但我依然认为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青年人本性单纯,涉世未深,参与政治的各种必需的手腕等等还不具备,与其努力参与政治实践却收不到任何效果还不如多钻研点学术,政治界的种种习气对大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仅是个人观点)。
在谈完政治学之后,作者又回到了对最高善的探讨上,他提出幸福就是最高的善,但是幸福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一个经典的回答 “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德国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曾说:“一个人,天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是因为哲学上柏拉图被列为理想主义始祖,而亚里士多德则重视现实。上述亚氏对幸福的定义就可以十分清晰的反映出这一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德性的潜能,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达到完满,看到这里我觉得似曾相识,一经思考发现这点竟和孟子的“性善论”有相似之处,孟子也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必须“扩而充之”,才“足以保四海”,而如果不能“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这里的“扩而充之”就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是一个意思。亚里士多德说:“一定要十分重视现实活动的性质,品质正是已现实活动而区别,从小就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相反,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这让我想到如今的中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多的注重于知识而忽略了礼仪、习惯的培养的现状,这从个人角度来说是难以得到幸福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国家角度来说会使得重建礼仪之邦成为空谈,诚令人痛心疾首。
再回到书本,既然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德性到底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儒家: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花了很大篇幅所论述的就是这中庸之理。比如他说勇敢就是怯懦和莽撞的中间性,慷慨就是吝啬和浪费之间的中间性。这一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特别好理解的了。但亚氏在后面又补充道,并非所有的行为和感受都有中间性,比如犯罪行为等都是要坚决反对的。这对那些误把中庸理解为无原则的中立的中国人来说是个警醒。
亚里士多德与儒家思想的这两点相通之处(或许还有更多)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智慧在最高点是相融同一的,只是演绎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德性之后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公正、理智与明智。随后又谈到了自制的问题,在自制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是非常理性非常具体的再谈,不像柏拉图那么绝对,亚氏赞成对合理欲望的正常追求,反对的是对不合理的欲望的追求以及不择手段的过度追求,同时他还认为对个人来说不能笼统的讲他不自制,而是要说他在哪一件具体的事上不自制。这也符合他先前对中庸的赞赏态度。亚氏还十分清楚的区分了放纵者和不自制者的区别:“放纵者从不后悔,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自制者则总在后悔”。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属于不自制者,而不能简单的说自己放纵了。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是真正令我惊讶的,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那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感觉,他能清楚的将常人难以察觉到其区别的放纵者与不自制者区分开来,能把各种不同的公正区分开来等等,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有现在的优秀学者们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也是我们学生需要培养和锻炼的。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讨论的是令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友爱。他把友谊分为3种:第一种是为了从对方那里得到好处,第二种是为了从对方那里得到快乐,第三种是希望朋友为善。前两种友谊是出于偶性的、易变的,而第三种友谊则是德性的友谊,只要善不变其为善,这种友谊就永远会维持,而且这种友谊也包含了上面两种,因为真正的友谊会让你获益匪浅而且能让你快乐。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经典论述还有:“作为朋友首先必须互有善意,还要无所掩饰地希望对方好。”、“既然做了朋友就不必再论公正,但对公正的人却须增加一些友爱,所以,在最大的公正中似乎存在着友爱的东西。”、“友谊所要求的是尽其所能,而不是报其价值。”、“也许朋友在场本身就使人快乐,不论是在幸运中还是在不幸中。”……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对友谊的看法直到今天都很有指导意义,浅显易懂但意蕴无穷。
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单纯的就友谊论友谊,还将友谊上升到城邦生活的高度,强调了友谊对城邦生活的重大意义,还由友爱之间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导致友谊的破碎联系到公正公平。
最后亚里士多德又回到了对幸福和快乐的探讨,提出了沉思是幸福的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最为持久、能带来最纯净的快乐、最为自足、自身即是目的以及含有最多的闲暇。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分为金银铜铁,而能够进行沉思的恐怕也只有那极少数的“金”类人了,现代社会更是变本加厉,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得为了经济目的东奔西走,做一些合乎当道的“铜铁”要求的事情,真正能享受沉思的人又有几个?
以上便是我读了《尼可马各伦理学》之后的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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