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传统与学术传承——读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
吴晓群
柯林武德曾说，要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一问题本身的历史。而一部学术史作为“有关书的书”，既是一种研究的基石，更是该研究的指导门径。对于想要了解某一研究古往今来的源起和发展、问题意识与切入点、研究热点及难点、学术纷争以及对话等研究概况的学者而言，一部学术史所提供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的《西方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其全书共三卷，长达1629页，系统阐述了西方古典学自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的具体内容与发展脉络，虽然作者自称：“在此书中，我大体研究的是与各时代的文学史，甚或在某些细微程度上说也是与政治史相关的学术史。”实则其内容涵盖诸端，涉及各个时期及地区西方重要的古典学家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史诗、抒情诗、戏剧、诗学、修辞学、散文、哲学、语法、词源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注释中还有大量细节性的补充。可以说，该书视野宏大又不失精细的考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及语法学上的考辨见长。该书的第一卷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便受到极大的欢迎，以至三年之后（1906年）就应读者的请求而再版，作者也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章节和注释。1921年出第三版，全书共702页，24幅插图，12张年表，大体上与第二版一致，只是作者对整卷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审察和增补。其中注释的篇幅就达到了150页之多，且注释中增添了对每个论题在当时的新近研究文献及不少参考内容。这对当时的古典学术界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即使对今日之学界而言，其治学的严谨态度也是值得敬佩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出版于1908年。1915年桑兹又将原先的三卷本压缩为一本仅剩455页的《古典学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庇西特拉图到蒙森时期的古典学术史，以编年史的顺序涉及26个人物。同时，他还增加了一些当时还活着的重要学者的名字，比如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和英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等人。
那么，何为“古典学”？什么是“古典学术史”？借用王焕生先生在中译本第一卷导读中的话来说：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这一阅读和研究的接受过程便构成西方古典学术史。”也就是说，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看，古典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然而，对于今人而言，复活已经逝去的世界还有何意义？众所周知，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它们为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在事实中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从颓废迷失中觉醒振作起来的根本的精神源泉，是帮助西方世界重新返回真正的文明和人性存在的最牢靠最可信赖的指路明灯。因此，“古典”也就成为了西方人借助历史来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方式，那么，进入古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也就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古典精神”成为了西方思想界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与现代从来就不曾分离过，也不可能分离。因此，这种复活的意义就在于对家园的回归——难道还有什么比回家更重要的吗？这种复活的意义更在于唤醒情感和理想，表达希冀与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代的学人孜孜不倦地校雠异文、训诂古音，历尽艰辛地发掘古迹、誊录碑铭，且将古人遗留下来的残篇零简视如珍宝、集缀成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古典的理念、资源总是在不断地被传授、研究的原因。由此，对古典学术史的兴趣及研究，其意义也就是双重的：既有学术传承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古典传统的延续。
作为西方学界最为正宗传统的学问，古典学领域内对于古典学术史的梳理及研究从来不乏其人其书，其中较为重要的除了桑兹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外，还有两位学者及其著作值得一提：一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古典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该书略古详今，更似一部“史论”体的著作，作者以他本人的语言学观念来统摄整个西方古典学历史。因此，该书所处理的古典学观念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二是美国德裔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er)的《古典学术史：从开端到希腊化时代》（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68），其著述精要妥洽，尤其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研究受人瞩目，可惜没有论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之后，他虽又写作了《古典学术史：1300—1850》(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1850, 1976)一书以增补前书之不足，但中间仍有断裂。当然，诸如此类的著作还有不少，在此无法详述。而其他分国、分时代、分学派的学术史则更多，其中最值得推荐的当数二十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史家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那一篇篇体察入微、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论文，他关注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富有创意的历史学家，因此，他虽然没有写出体系完备的巨著，但他将个案的研究与整体的思想脉络、学术发展的源渊及承接结合得恰到好处，其论述颇具启发，深有见地。相比较于以上著述，桑兹的著作因其资料翔实、内容广博，虽时过境迁，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辨已显老态，然而这本并非处于学术前沿的著作虽已逾百年，因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具有无可以取代的价值。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主要是按时间段及古典学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地区来划分章节的。第一卷的主题分为六个方面：一、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前300年），二、亚历山大时代（前300年－基督教时代的开始），三、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公元前168年－公元530年），四、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从基督教时代到530年），五、拜占庭时期或称东方的中世纪时代（530—1350年），六、西方的中世纪（530—1350年）。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东方的拜占庭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特别是有关经院哲学与古典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古典学术东传渊源的涉及更是广受赞誉。这一时期有关古典学的发展并无准确而完整的资料，且史料文献极为庞杂，正如作者在第一版前言中所说，他“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进行博斗”。然而，作者不仅成功地将大量的材料压缩进了这三百年的时间里面，同时他也成功地使其读者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阅读的兴趣。两者的兼顾是极难做到的，这样简明清晰的叙述为今天从事古典学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学术背景。
然而，该书并不完全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教科书式的学术史，它触及了广泛而重要的主题，其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各个阶段西方古典学术史之演变的叙述，来考察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时代需要对古典学家的考问及其由此对古典学所得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来检讨不同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希望。而对于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各种评价，不仅反映了时代的不同，更透视出人们所持立场、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撰史者对这些差异的看法。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书记员，他记录自己选择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读者的好奇心，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任何一本著作，其形式本身也向读者暗示了某种阅读的策略和方向，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其自身同样也会变得富有意义。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学也并非是现代学术中某些过度阐释如施特劳斯学派那样的理解。毕竟，古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乃是对文献的甄别与考据，而非是仅凭直觉的、以自我为中心、以现时代为中心的解读方式。当然，要在这样大部头的学术史著作中做到让每一个读者都满意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也有人批评桑兹的著作流于琐碎简单，对一些古典学者比如Lorenzo Valla、Pietro Bembo等只是寥寥数笔就带过去了。然而，这是这种“大而全”的史撰所难以避免的问题，不能苛责于桑兹。
柯林武德曾说，要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一问题本身的历史。而一部学术史作为“有关书的书”，既是一种研究的基石，更是该研究的指导门径。对于想要了解某一研究古往今来的源起和发展、问题意识与切入点、研究热点及难点、学术纷争以及对话等研究概况的学者而言，一部学术史所提供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的《西方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其全书共三卷，长达1629页，系统阐述了西方古典学自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的具体内容与发展脉络，虽然作者自称：“在此书中，我大体研究的是与各时代的文学史，甚或在某些细微程度上说也是与政治史相关的学术史。”实则其内容涵盖诸端，涉及各个时期及地区西方重要的古典学家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史诗、抒情诗、戏剧、诗学、修辞学、散文、哲学、语法、词源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注释中还有大量细节性的补充。可以说，该书视野宏大又不失精细的考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及语法学上的考辨见长。该书的第一卷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便受到极大的欢迎，以至三年之后（1906年）就应读者的请求而再版，作者也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章节和注释。1921年出第三版，全书共702页，24幅插图，12张年表，大体上与第二版一致，只是作者对整卷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审察和增补。其中注释的篇幅就达到了150页之多，且注释中增添了对每个论题在当时的新近研究文献及不少参考内容。这对当时的古典学术界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即使对今日之学界而言，其治学的严谨态度也是值得敬佩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出版于1908年。1915年桑兹又将原先的三卷本压缩为一本仅剩455页的《古典学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庇西特拉图到蒙森时期的古典学术史，以编年史的顺序涉及26个人物。同时，他还增加了一些当时还活着的重要学者的名字，比如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和英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等人。
那么，何为“古典学”？什么是“古典学术史”？借用王焕生先生在中译本第一卷导读中的话来说：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这一阅读和研究的接受过程便构成西方古典学术史。”也就是说，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看，古典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然而，对于今人而言，复活已经逝去的世界还有何意义？众所周知，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它们为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在事实中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从颓废迷失中觉醒振作起来的根本的精神源泉，是帮助西方世界重新返回真正的文明和人性存在的最牢靠最可信赖的指路明灯。因此，“古典”也就成为了西方人借助历史来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方式，那么，进入古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也就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古典精神”成为了西方思想界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与现代从来就不曾分离过，也不可能分离。因此，这种复活的意义就在于对家园的回归——难道还有什么比回家更重要的吗？这种复活的意义更在于唤醒情感和理想，表达希冀与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代的学人孜孜不倦地校雠异文、训诂古音，历尽艰辛地发掘古迹、誊录碑铭，且将古人遗留下来的残篇零简视如珍宝、集缀成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古典的理念、资源总是在不断地被传授、研究的原因。由此，对古典学术史的兴趣及研究，其意义也就是双重的：既有学术传承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古典传统的延续。
作为西方学界最为正宗传统的学问，古典学领域内对于古典学术史的梳理及研究从来不乏其人其书，其中较为重要的除了桑兹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外，还有两位学者及其著作值得一提：一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古典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该书略古详今，更似一部“史论”体的著作，作者以他本人的语言学观念来统摄整个西方古典学历史。因此，该书所处理的古典学观念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二是美国德裔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er)的《古典学术史：从开端到希腊化时代》（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68），其著述精要妥洽，尤其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研究受人瞩目，可惜没有论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之后，他虽又写作了《古典学术史：1300—1850》(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1850, 1976)一书以增补前书之不足，但中间仍有断裂。当然，诸如此类的著作还有不少，在此无法详述。而其他分国、分时代、分学派的学术史则更多，其中最值得推荐的当数二十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史家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那一篇篇体察入微、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论文，他关注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富有创意的历史学家，因此，他虽然没有写出体系完备的巨著，但他将个案的研究与整体的思想脉络、学术发展的源渊及承接结合得恰到好处，其论述颇具启发，深有见地。相比较于以上著述，桑兹的著作因其资料翔实、内容广博，虽时过境迁，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辨已显老态，然而这本并非处于学术前沿的著作虽已逾百年，因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具有无可以取代的价值。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主要是按时间段及古典学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地区来划分章节的。第一卷的主题分为六个方面：一、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前300年），二、亚历山大时代（前300年－基督教时代的开始），三、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公元前168年－公元530年），四、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从基督教时代到530年），五、拜占庭时期或称东方的中世纪时代（530—1350年），六、西方的中世纪（530—1350年）。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东方的拜占庭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特别是有关经院哲学与古典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古典学术东传渊源的涉及更是广受赞誉。这一时期有关古典学的发展并无准确而完整的资料，且史料文献极为庞杂，正如作者在第一版前言中所说，他“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进行博斗”。然而，作者不仅成功地将大量的材料压缩进了这三百年的时间里面，同时他也成功地使其读者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阅读的兴趣。两者的兼顾是极难做到的，这样简明清晰的叙述为今天从事古典学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学术背景。
然而，该书并不完全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教科书式的学术史，它触及了广泛而重要的主题，其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各个阶段西方古典学术史之演变的叙述，来考察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时代需要对古典学家的考问及其由此对古典学所得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来检讨不同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希望。而对于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各种评价，不仅反映了时代的不同，更透视出人们所持立场、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撰史者对这些差异的看法。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书记员，他记录自己选择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读者的好奇心，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任何一本著作，其形式本身也向读者暗示了某种阅读的策略和方向，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其自身同样也会变得富有意义。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学也并非是现代学术中某些过度阐释如施特劳斯学派那样的理解。毕竟，古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乃是对文献的甄别与考据，而非是仅凭直觉的、以自我为中心、以现时代为中心的解读方式。当然，要在这样大部头的学术史著作中做到让每一个读者都满意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也有人批评桑兹的著作流于琐碎简单，对一些古典学者比如Lorenzo Valla、Pietro Bembo等只是寥寥数笔就带过去了。然而，这是这种“大而全”的史撰所难以避免的问题，不能苛责于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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