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以怡情

小楼
2010-12-17 19:47:27 看过
初,好奇雅俗之互动、文化从乡野至殿堂的过程,而购此书于园中,后因出国时寄放在家,2010年末返家,复读之。于北京寓所记之。
斯乃小书,收录14篇文章,每篇十多页,皆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算是作者逝世不久前的作品。虽多为文人笔下的史论和杂论,有考据有评判,但更像是小品,临睡前以清茶佐之,算是怡情。

1.《论雅俗共赏》
简要的俗文学小史,可以同郑振铎的俗文化史印证来读。作者将安史之乱作为分水岭,因为乱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为明显,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大量平民加入儒、士阶层,文学也因而走向世俗化。
部分《诗》、乐府古诗等,往往起自于野,而作者没有谈及。雅俗互动由来已久,单单拣选这个时间,恐值得商榷。总之,作者有意强调唐宋转承,原因有二:一是文学用语的口语化;二是体裁形式的逐步多样,如笔记、传奇、小说戏曲杂剧等等。而这两项恰又可以和新文学运动的表征,如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等,互为佐证。也因此,文中将唐宋的古文运动,视作了当时文士的“新文化”运动,这点想来也会争议颇多。
如何做到“雅俗共赏”,作者的药方是去描绘“人之常情”,勾勒人的通感与共识。然而,他也认为,这种“人之常情”,常常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尝试的、现实的事物与趣味”,难以诉诸形而上的层面。
文末提到“大众化会更进一步达到没有雅俗之分”的地步,这反倒使人想起沈从文在49年后不再写作的原因。
文章有两个细节很好玩。
胡适评宋诗是“作诗如说话”,好在明白自然浅易。还记得启功谈诗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似乎唐人对作诗才是张口就来,宋人却总要绕绕弯。暂不谈这是不是与宋代书院的理性教育相关,光看宋诗,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动词不多。而看惯了文、画的人应当知道,所谓自然,就是生命力、“生机”“生气”“气韵生动”,在文艺作品中多是通过动作来表现。宋时往往庄重自持,相较之下,宋词才更像是“说话”。当然,也不排除胡适之先生是说,宋人说话本就惯用书面语……
其次是说黄庭坚对作诗的要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作者说他前半句是在争取雅俗共赏,后半句就把路走曲折了,是“雅人自赏”,于是,“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读到此,不禁莞尔。

2.《论百读不厌》
一名读者说赵树理的小说没有让他有再读几遍的想法,作者因而开始思考“百读不厌”是否该算作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
作者认为,大众口中的“百读不厌”,多指文艺作品,而非经史子集。“读”是“吟咏”,是舒气,“百读”皆因读者流连于文章带给人的快感与趣味。然而,“紧张的时代不容于人们那么休闲”,时代呼吁“硬”的文字,呼吁带有意义和使命感的严肃文学。这样的文学发人深省,却也给人负担,减少人再读的欲望。
就“百读不厌”的出处而言,这个标准本就与经典相连,求的是文义而不是快感。许多符合“紧张的时代”的文字,描绘讽刺或歌颂时代,重记述而缺乏隽永的含义,没有凝练的思想或百世不变的真理做底,最终为人忘却、不见于汗青,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作者不提“百读不厌”这一层的含义,大概是出于一种基于时代的私心。
而“百读”却也可以是一种“沉溺”。所以如果“百读不厌”是个褒义词,那么他应该是针对“纯正的趣味”而言。

3. 《论逼真与如画》

作者“关于传统的对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说的仍然是文艺的评判标准问题——究竟是“逼真”好,还是“如画”好?

   “如画”一词生于汉末(《后汉书》说马援生得好,是“眉目如画”),在时间上比南北朝的“逼真”要早。这两项标准的提出,恰与汉末以来的文艺批评史的进程相合。早期国画以个体为主,很少去全盘地营造画面,故而多为形状匀称、线条分明的人物画。这一种风格到南朝方改,证据是谢赫在书画“六法”中提出的第五点,研究画面的“经营布置”之学。

   “逼真”是种模仿,“真”既指实物,亦指自然。故而所谓“逼真”,即是“写生”,写“生物”“生灵”“生气”“生韵”。看官不妨想想白石老人的画,自会得之。

    就常理而言,我们夸“如画”,取得是画的意境;赞“逼真”,点的是画者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但在作者这里却倒了过来,“如画”是种客观的匀称分明,而“逼真”却是画者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的互动。

    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所举“六法”,依次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气韵生动”居第一,盖因“写生”亦是在“写心”,画境是被画者的心境,也是作画人的心境。书法在临帖时,亦是在借由临帖而临摹自然、临摹初创者的心思。论名帖排序,《兰亭》第一,《祭侄文稿》第二,原因不消多说。书画为修身之学,诚哉斯言。只不过究竟人心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揣摩、顺应自然,还是自然因人力、人心而动,这个“内”与“外”的问题,借由经义、文艺、事功等等诸科,人们已经给出了千百种答案。

从唐张怀瓘开始,书法直至文学又慢慢发展出了一套评价体系,是为“神、妙、能、逸”,当中只有“能”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技能常识;“逼真”和“传神”只有虚实之别;而无论是“形似”还是“神似”,说的都是一种妙悟。

苏轼说最能够代表文人画的是山水画,而山水画起于唐,鼻祖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摩诘山水,可以以桃、杏、芙蓉和莲花同画一景。沈括家中有一幅雪中芭蕉,画物不合时令而画面却极端和谐,沈括说“此乃得心应手”“当以神会”。

文学中的“逼真”,是通过言辞、句法、声调等等描摹事物,“使人如见”,与“如画”表达着同样的分明之意,可以是形物,也可以是境界。


4. 《论书生的酸气》

呆、迂、腐、学究等等词语,都透着酸气,作者因而考虑起了何为书生本色。作者在四十年代时大概很注重声韵学(推其义,应该是指西方语境下的修辞学或讲演学),这篇文集中的很多史料事例都是从音韵入手。在其看来,“酸”首先是指读书的声调而言。汉末的讽咏和慷慨悲歌,声酸词苦,多是一些失意诗作。传至后世,毕竟是意高、出色者少,而自命不凡乃至无病呻吟者多。一旦春风得意,人就会执着于事功而不是书本,酸气就多少可以洗掉一些,替之以雄风豪气。文末又加了在当时时代逼迫之下的文人,“擦掉眼泪”“走向人民”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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