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为何困惑？
我觉得在我阐释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将“读书人”概念界定一下，以免读者在阅完这篇文章后，却不知我所界定的读书人的范围和定义是什么，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话题。但凡已经在路上或者想上路的人，想必对这个问题有所体会，特别是那些已经在前线的知识分子，你们的痛苦也许比常人来的更猛烈！
何谓读书人，不是捧着书读的人，或者还在为了升学考试和某种职业资格读书人，他们往往趋于某种目的(真正的读书人也有目的，但与这种截然不同)，一旦这种目的到达就不再重复这种奋斗历程，而真正的读书人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体系，有独立的研究能力和创作能力，并以此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学者、大学教授、作家、研究员、编辑、自由撰稿人等等，主要通过著书、研究、讲学、编辑来维持基本生活。如果有必要的话，把“读书”这个概念用语言学作一定的分析，到底读书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或者均是，以及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实际意义，这也将证实读书不是一件简单的认识、思考、过滤、记忆循环的思维引导活动。拘于实况，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单独出现，本篇不再介绍，直接进入主题。
如果单纯考虑读书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外，而忽略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和读书人自身因素外，读书人应该是愉悦的，他生活在一个知识的海洋里，与每一位活着或死去的作者谈话，接受了知识的洗礼和心灵的召唤，他变得如此般地高尚和自信，丰富了思想、陶冶了情操。可是实际上并不然，读书人在阅读、思考、创作、生活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惑，而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多种多样， 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一种为读书人自身因素；一种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一种文化氛围不浓厚对读书人的影响；最后一种生存空间对读书人创作的影响，即使你认为恶劣环境下也可以创作，但是事实证明，生存是积极创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现时代，谁也不能否认。
谈及读书人自身因素对产生困惑的影响，不能忽视读书本身也是一件困惑的事。读书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过程，离开了读者和书本谈何读书，因此有时候无法界定产生困惑的到底是读者或作者还是作品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两者还是把两者作为统一。读书人自身因素主要在于其年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程度以及自身情绪偏爱。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年龄越大，所接受的生活阅历更为丰富，对事物的认识程度更深，因而产生困惑也将更为强烈。同样知识结构越丰富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如此吧。至于读书人自身情绪偏爱不同也会产生困惑，譬如有些人喜欢悲剧，而有些人喜欢喜剧；有些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有些人以乐观主义者自居，从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偏爱，悲观主义者往往比乐观主义者困惑得多，产生厌世、抱怨、哭诉等悲观情绪，他们归罪于宿命、人性、宇宙的不公。
第二种要数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现实却是如此残酷，读书人的读书已不再的单纯的阅读活动，超越了基本的认知阶段，进入探索和冥思的思维判断阶段，对这个世界的社会现象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岁月的磨练已经有一定的判断力，也由此产生了独立的观点和意见，特别是对某一领域了解的越多，产生这种现象的认识程度也就更为强烈。
在你出生的一瞬间，你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一切意识行为也将受限在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范围内，也就是从你一出生，你就被动地订立了保护和遵守该国的相关政治契约。然而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力，对反对、责问、辱骂该政党的行为加以抨击，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压迫，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所授予的自由言论实际上受到了限制，而在看待这一问题上，知识分子往往比常人知道的更多，也将更会受到迫害。这只是政治体制的局限之一，其外有更多的壁垒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这也是读书人困惑之一，即政治体制限制自由言论。
对于政治体制限制自由言论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早在秦始皇统治下，李斯执政丞相期间就对儒家思想进行恶劣抨击，并进行了焚书坑儒运动，这主要是维护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都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助于建立中央集体专制政权，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相反，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也多次出现禁书、焚书活动，有些还因批判政治体制和引导新思想对当局不利的作者深陷“文字狱”，直到如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而且不限于国内。读书人往往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不得揭露社会事实对政治体制的反思而违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则读书人将成为追求真理和抗拒腐败的牺牲品，因此读书人伟大而又渺小。
十年文化大革命看似是毛泽东封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抢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定性，必须从上至下地对走资派进行迫害，他的这种做法看似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然而在方法论上出现了问题，这主要与毛泽东晚年自傲的性格有关。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领导人的对比发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似乎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成分，这与蒋介石大量不惜代价爱惜人才相反，尽管后来蒋介石在台湾发动“白色恐怖”事件，也是与他疑心太重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对中国社会的一大损失，多少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至今无法统计。我们时刻在叹息，政治环境不稳定的社会对知识分子产生困惑有很大影响，这不是简单的牢狱之最，而是深陷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于精神”的精神劳役。
第三种文化氛围不浓厚对读书人的影响。但凡读书人都喜欢拥有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空间，这将有助于知识的分享、体验、交流，也是众多读书人的聚集地。文化氛围受限于该国国民的的总体阅读情况，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程度跟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而主要的途径还在于阅读。读书人是敏感的也是挑剔的，热衷于文化密林而厌恶文化沙漠。一般来说，北京和上海的文化氛围远远高于其他省市，因而大量的作家、藏书家、出版机构、书城聚集在此，可是总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氛围并不浓厚，即使我们的出版数量位居前列，可是人均水平不及日本、美国等国家。一般学术书籍首印也只有5000——10000左右，这种水平只相当于台湾，而人均相差几十倍，可想而知，真正具有阅读价值的书籍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换而之为应试的教辅书、理财、减肥、菜谱、养生等实用书籍占有半壁江山，除此外，伪书、盗版也是作者、出版商、书店的敌害。真正的读书人是担任社会责任的，他们深知这种局面一旦持久下去，将影响中国的整体思想进程，他们的困惑即在这里。
最后一种困惑，也就是生存空间对读书人的影响。在上文已经说到，即使你认为恶劣环境下也可以创作，但是事实证明，生存是积极创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现时代，谁也不能否认，读书人独立于思想而受难于生存。读书人主要以创作、教学、编辑为事业，物质依赖于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而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主要在于文化氛围是否浓厚。近年来，文化氛围一直不太浓厚，文化市场本身并不活跃，加上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网上书店的兴起和电子书的产生，对读者、作者和出版商有很大的影响。网上的书店以低价规模经济压倒实体书店，电子书吞噬纸质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媒介革命由此诞生，受伤的总是读者。网上书店对出版商和实体书店的打击，短时间看似有利于读者，可长时间却不利于整个文化市场的繁荣。读书人难以单独依赖稿费生存，况且稿费标准与西方国家相比，根本没有可比性，知识作为治理产品只是作为廉价品出现是对知识的蔑视。因此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独立的自由撰稿人的难度有多大，所谓自由也就不自由了。
何谓读书人，不是捧着书读的人，或者还在为了升学考试和某种职业资格读书人，他们往往趋于某种目的(真正的读书人也有目的，但与这种截然不同)，一旦这种目的到达就不再重复这种奋斗历程，而真正的读书人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体系，有独立的研究能力和创作能力，并以此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学者、大学教授、作家、研究员、编辑、自由撰稿人等等，主要通过著书、研究、讲学、编辑来维持基本生活。如果有必要的话，把“读书”这个概念用语言学作一定的分析，到底读书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或者均是，以及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实际意义，这也将证实读书不是一件简单的认识、思考、过滤、记忆循环的思维引导活动。拘于实况，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单独出现，本篇不再介绍，直接进入主题。
如果单纯考虑读书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外，而忽略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和读书人自身因素外，读书人应该是愉悦的，他生活在一个知识的海洋里，与每一位活着或死去的作者谈话，接受了知识的洗礼和心灵的召唤，他变得如此般地高尚和自信，丰富了思想、陶冶了情操。可是实际上并不然，读书人在阅读、思考、创作、生活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惑，而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多种多样， 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一种为读书人自身因素；一种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一种文化氛围不浓厚对读书人的影响；最后一种生存空间对读书人创作的影响，即使你认为恶劣环境下也可以创作，但是事实证明，生存是积极创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现时代，谁也不能否认。
谈及读书人自身因素对产生困惑的影响，不能忽视读书本身也是一件困惑的事。读书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过程，离开了读者和书本谈何读书，因此有时候无法界定产生困惑的到底是读者或作者还是作品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两者还是把两者作为统一。读书人自身因素主要在于其年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程度以及自身情绪偏爱。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年龄越大，所接受的生活阅历更为丰富，对事物的认识程度更深，因而产生困惑也将更为强烈。同样知识结构越丰富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如此吧。至于读书人自身情绪偏爱不同也会产生困惑，譬如有些人喜欢悲剧，而有些人喜欢喜剧；有些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有些人以乐观主义者自居，从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偏爱，悲观主义者往往比乐观主义者困惑得多，产生厌世、抱怨、哭诉等悲观情绪，他们归罪于宿命、人性、宇宙的不公。
第二种要数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现实却是如此残酷，读书人的读书已不再的单纯的阅读活动，超越了基本的认知阶段，进入探索和冥思的思维判断阶段，对这个世界的社会现象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岁月的磨练已经有一定的判断力，也由此产生了独立的观点和意见，特别是对某一领域了解的越多，产生这种现象的认识程度也就更为强烈。
在你出生的一瞬间，你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你的一切意识行为也将受限在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范围内，也就是从你一出生，你就被动地订立了保护和遵守该国的相关政治契约。然而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权力，对反对、责问、辱骂该政党的行为加以抨击，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压迫，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律所授予的自由言论实际上受到了限制，而在看待这一问题上，知识分子往往比常人知道的更多，也将更会受到迫害。这只是政治体制的局限之一，其外有更多的壁垒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这也是读书人困惑之一，即政治体制限制自由言论。
对于政治体制限制自由言论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早在秦始皇统治下，李斯执政丞相期间就对儒家思想进行恶劣抨击，并进行了焚书坑儒运动，这主要是维护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都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助于建立中央集体专制政权，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相反，违背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也多次出现禁书、焚书活动，有些还因批判政治体制和引导新思想对当局不利的作者深陷“文字狱”，直到如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而且不限于国内。读书人往往受限于政治体制的压抑，不得揭露社会事实对政治体制的反思而违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则读书人将成为追求真理和抗拒腐败的牺牲品，因此读书人伟大而又渺小。
十年文化大革命看似是毛泽东封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抢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定性，必须从上至下地对走资派进行迫害，他的这种做法看似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然而在方法论上出现了问题，这主要与毛泽东晚年自傲的性格有关。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领导人的对比发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似乎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成分，这与蒋介石大量不惜代价爱惜人才相反，尽管后来蒋介石在台湾发动“白色恐怖”事件，也是与他疑心太重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对中国社会的一大损失，多少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至今无法统计。我们时刻在叹息，政治环境不稳定的社会对知识分子产生困惑有很大影响，这不是简单的牢狱之最，而是深陷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于精神”的精神劳役。
第三种文化氛围不浓厚对读书人的影响。但凡读书人都喜欢拥有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空间，这将有助于知识的分享、体验、交流，也是众多读书人的聚集地。文化氛围受限于该国国民的的总体阅读情况，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程度跟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息息相关，而主要的途径还在于阅读。读书人是敏感的也是挑剔的，热衷于文化密林而厌恶文化沙漠。一般来说，北京和上海的文化氛围远远高于其他省市，因而大量的作家、藏书家、出版机构、书城聚集在此，可是总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氛围并不浓厚，即使我们的出版数量位居前列，可是人均水平不及日本、美国等国家。一般学术书籍首印也只有5000——10000左右，这种水平只相当于台湾，而人均相差几十倍，可想而知，真正具有阅读价值的书籍在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换而之为应试的教辅书、理财、减肥、菜谱、养生等实用书籍占有半壁江山，除此外，伪书、盗版也是作者、出版商、书店的敌害。真正的读书人是担任社会责任的，他们深知这种局面一旦持久下去，将影响中国的整体思想进程，他们的困惑即在这里。
最后一种困惑，也就是生存空间对读书人的影响。在上文已经说到，即使你认为恶劣环境下也可以创作，但是事实证明，生存是积极创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现时代，谁也不能否认，读书人独立于思想而受难于生存。读书人主要以创作、教学、编辑为事业，物质依赖于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而文化市场的活跃程度主要在于文化氛围是否浓厚。近年来，文化氛围一直不太浓厚，文化市场本身并不活跃，加上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网上书店的兴起和电子书的产生，对读者、作者和出版商有很大的影响。网上的书店以低价规模经济压倒实体书店，电子书吞噬纸质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媒介革命由此诞生，受伤的总是读者。网上书店对出版商和实体书店的打击，短时间看似有利于读者，可长时间却不利于整个文化市场的繁荣。读书人难以单独依赖稿费生存，况且稿费标准与西方国家相比，根本没有可比性，知识作为治理产品只是作为廉价品出现是对知识的蔑视。因此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独立的自由撰稿人的难度有多大，所谓自由也就不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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