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宗教的和解）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科学的为多，而信教的很少，这与我们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五四运动将传统文化批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无神论者，宗教这种粗劣的唯心主义往往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者迷信，所以可想而知。我曾不解的一个问题是，西方曾经在中世纪被宗教压的喘不过气来，文艺复兴最终解放了人，那么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地方为何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如此至高？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又是如何调和的呢？
去年有一个国外的化学家来科大做过一场题为《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吗？》的报告，下面的很多中国的学生也都踊跃发言与提问，但都是在吵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中国的这些“小科学家们”当然理解不了为什么西方科学家是这样的？而且他们都力劝那位化学家上帝是不存在的！想必是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是不能理解西方科学与宗教早已和睦相处的这层关系。
“神”的褪色与“理性”的推崇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绝对是从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与看世界的态度。牛顿与达尔文已阐述了出支配物理世界与生物世界的法则。先前只能以寓言与神话来解释的事物现在也能得到理性的解释，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都陶醉于这种从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下束缚下的解放。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积极地寻找支配人类 行为的法则，并且期待着能够运用对这些法则的把握来改良社会与政治。 19世纪的人们以及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基本都认为科学与理性将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理性”的疯狂
思想变革，政治变革，科技进步，国民财富的增长。19、20世纪西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建设，另外科学与技术对一个国家富强的作用也在全社会中被固定下来。人们对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到改善。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加上资本本身的缺陷，让社会矛盾再次升级了。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普通工人生活与工作环境恶化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这种社会矛盾在当时的众多的文学作品（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中深刻地揭露出来了。普通人从“神”的压迫下被解放出来了，可是又再次被掌握资本与财富的资本家奴役了。先前精英们追求的所谓的“理性”带来的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它们。下面引用《意识形态起源与影响》（Leon P. Baradat , the 10th edition）中的一段文字更好地阐述人们从对科学的虔诚到对其的怀疑的过程。
“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让消除贫穷的前景指日可待。然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们却将珍贵的物资投入到欧洲浴血屠杀之中。与此相似，科技启动了新的流动性，使人们得以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却令文明世界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常态残杀之中。当年轻的一辈在鼠害猖獗的法国壕沟中奄奄一息时，许多人人认识到，科学与技术过去被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但事实上它所产生的新问题，至少与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些对科技感到幻灭的人们，使得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对先前的信念感到困惑与愤世嫉俗的年代。即使战后的重建也无法恢复他们的信心。虽然战争标志着君主政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的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治，但是欧洲的新兴环境似乎比起古老的秩序更不稳定。虽然工业化大幅度地提升了生产力，但是它也倾向于使财富集中化。经济的不安定性增加，通货膨胀因失业问题更加恶化，个体的安全感也也不复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深刻地感觉到，他们对于那股他们过去一无所知的势力既无所防备，也无法控制。受工作机会的诱骗而自农庄来到城市的人们，发现这些工作机会稍纵即逝，致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法理解也无力让自己获得解放的困境当中。而国会的领袖同样也为混乱的环境所困扰而束手无策。一些政治人物死命地试着恢复秩序与繁荣，而其他人则只顾着找替罪羔羊。不管他们的个别动机是什么，却总是陷入永无止境的争辩、斗嘴、推卸责任、相互谩骂与不负责任的拖延之中。随着人们对其自身以及自我治理的概念失去信心，对民主政治的普遍信仰也倾毁了。许多人曾放弃宗教而投向科学这个新神袛，结果被鼓励支持民主的政府。然而科学现在已经恶名彰，自我治理的理念同样也难以再找到虔诚者，对于这个困惑与痛苦的时代而言，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真理。”
“非理性”的疯狂
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寻求出路的人在这个节点开始分化了。其中有一批人不顾人类思想进步的成果，反而开始大肆地宣传“非理性”了。就是这种反动的“非理性”（拒绝现代化的制度与价值，要求人们摒弃理智与思虑，并毫不质疑地服从领袖）将所有的过失归结为单一的原因——要么是一个种族要么是一种与其相反的意识形态，借此来简化生活中令人不知所措的事物。这种非理性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分别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为什么反动的并且要求人们放弃理性的理念会在一个曾经珍视依靠理性与智慧来解决问题的社会中“壮大”起来呢？为什么人们会自愿放弃理智而盲目地依从那些宣称只有他们知道真理的“花言巧语”者呢？自由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法为动荡不安的20世纪20、30年代提供急需的解决方案，于是它们首先在德国和意大利崩解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奔向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虽然这些主义其实是提升极权与个人崇拜的工具，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代让意大利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重获生机，并被用于重新修复军事机构与地位。
在一个道德遭到战争、贫穷、国耻和挫败所侵害的时代，在一个乡村价值观被摧毁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被工业化生活的复杂性所淹没以致于怀疑自我价值的时代，数以万计的人们非常的惶恐。价值观，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无情地被冲击了，所以大部分的人们觉得这种时候相信“对”与“错”已经没有意义。而这种时代刚好被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理论其实前后矛盾，也不合乎逻辑，但是他们很好地利用国内的现实，利用群众的恐惧与憎恨，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真实的（较常见的)或者是想象的社会罪恶上，并且鼓励人们用残酷、卑鄙的手段发泄焦虑，并最终让整个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这些反动的主义前后矛盾不一，但是它们的主人相当聪明，在无法解释的通的地方借助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借助于人们想要泄愤的动机，借助于某些“邪恶的文学家”对于神话的歪曲从而为其找到哲学辩护，最终使得这些反动的主义疯狂地散播开来。
“中庸”之道
让人们付出惨重代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从神的奴役下解脱到推崇科学，到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如今科学与宗教和解不如说成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解。理性（科学）并不能像人们预先构想的那样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为什么要否认非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形成与稳定的重要性呢？杨小凯先生在《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一文中指出“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但是为个人集权服务的要求完全抛弃理性的那种邪恶的非理性，也绝对会让人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因此“中庸”之道就是唯一的出路，科学与宗教就必须要和谐共处。了解是科学与宗教如何和解，了解宗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我想都会对那些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一提到宗教就是觉得反感与迷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甚至对于宽容地接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非理性成分也会有启发。
去年有一个国外的化学家来科大做过一场题为《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吗？》的报告，下面的很多中国的学生也都踊跃发言与提问，但都是在吵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中国的这些“小科学家们”当然理解不了为什么西方科学家是这样的？而且他们都力劝那位化学家上帝是不存在的！想必是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是不能理解西方科学与宗教早已和睦相处的这层关系。
“神”的褪色与“理性”的推崇
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绝对是从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与看世界的态度。牛顿与达尔文已阐述了出支配物理世界与生物世界的法则。先前只能以寓言与神话来解释的事物现在也能得到理性的解释，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都陶醉于这种从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下束缚下的解放。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积极地寻找支配人类 行为的法则，并且期待着能够运用对这些法则的把握来改良社会与政治。 19世纪的人们以及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基本都认为科学与理性将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理性”的疯狂
思想变革，政治变革，科技进步，国民财富的增长。19、20世纪西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建设，另外科学与技术对一个国家富强的作用也在全社会中被固定下来。人们对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到改善。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加上资本本身的缺陷，让社会矛盾再次升级了。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普通工人生活与工作环境恶化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这种社会矛盾在当时的众多的文学作品（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中深刻地揭露出来了。普通人从“神”的压迫下被解放出来了，可是又再次被掌握资本与财富的资本家奴役了。先前精英们追求的所谓的“理性”带来的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它们。下面引用《意识形态起源与影响》（Leon P. Baradat , the 10th edition）中的一段文字更好地阐述人们从对科学的虔诚到对其的怀疑的过程。
“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让消除贫穷的前景指日可待。然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们却将珍贵的物资投入到欧洲浴血屠杀之中。与此相似，科技启动了新的流动性，使人们得以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却令文明世界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常态残杀之中。当年轻的一辈在鼠害猖獗的法国壕沟中奄奄一息时，许多人人认识到，科学与技术过去被认为能够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但事实上它所产生的新问题，至少与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些对科技感到幻灭的人们，使得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对先前的信念感到困惑与愤世嫉俗的年代。即使战后的重建也无法恢复他们的信心。虽然战争标志着君主政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的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民主政治，但是欧洲的新兴环境似乎比起古老的秩序更不稳定。虽然工业化大幅度地提升了生产力，但是它也倾向于使财富集中化。经济的不安定性增加，通货膨胀因失业问题更加恶化，个体的安全感也也不复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深刻地感觉到，他们对于那股他们过去一无所知的势力既无所防备，也无法控制。受工作机会的诱骗而自农庄来到城市的人们，发现这些工作机会稍纵即逝，致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法理解也无力让自己获得解放的困境当中。而国会的领袖同样也为混乱的环境所困扰而束手无策。一些政治人物死命地试着恢复秩序与繁荣，而其他人则只顾着找替罪羔羊。不管他们的个别动机是什么，却总是陷入永无止境的争辩、斗嘴、推卸责任、相互谩骂与不负责任的拖延之中。随着人们对其自身以及自我治理的概念失去信心，对民主政治的普遍信仰也倾毁了。许多人曾放弃宗教而投向科学这个新神袛，结果被鼓励支持民主的政府。然而科学现在已经恶名彰，自我治理的理念同样也难以再找到虔诚者，对于这个困惑与痛苦的时代而言，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真理。”
“非理性”的疯狂
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寻求出路的人在这个节点开始分化了。其中有一批人不顾人类思想进步的成果，反而开始大肆地宣传“非理性”了。就是这种反动的“非理性”（拒绝现代化的制度与价值，要求人们摒弃理智与思虑，并毫不质疑地服从领袖）将所有的过失归结为单一的原因——要么是一个种族要么是一种与其相反的意识形态，借此来简化生活中令人不知所措的事物。这种非理性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分别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为什么反动的并且要求人们放弃理性的理念会在一个曾经珍视依靠理性与智慧来解决问题的社会中“壮大”起来呢？为什么人们会自愿放弃理智而盲目地依从那些宣称只有他们知道真理的“花言巧语”者呢？自由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无法为动荡不安的20世纪20、30年代提供急需的解决方案，于是它们首先在德国和意大利崩解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奔向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虽然这些主义其实是提升极权与个人崇拜的工具，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代让意大利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重获生机，并被用于重新修复军事机构与地位。
在一个道德遭到战争、贫穷、国耻和挫败所侵害的时代，在一个乡村价值观被摧毁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被工业化生活的复杂性所淹没以致于怀疑自我价值的时代，数以万计的人们非常的惶恐。价值观，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无情地被冲击了，所以大部分的人们觉得这种时候相信“对”与“错”已经没有意义。而这种时代刚好被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很好地利用了，他们的理论其实前后矛盾，也不合乎逻辑，但是他们很好地利用国内的现实，利用群众的恐惧与憎恨，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真实的（较常见的)或者是想象的社会罪恶上，并且鼓励人们用残酷、卑鄙的手段发泄焦虑，并最终让整个世界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这些反动的主义前后矛盾不一，但是它们的主人相当聪明，在无法解释的通的地方借助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借助于人们想要泄愤的动机，借助于某些“邪恶的文学家”对于神话的歪曲从而为其找到哲学辩护，最终使得这些反动的主义疯狂地散播开来。
“中庸”之道
让人们付出惨重代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从神的奴役下解脱到推崇科学，到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如今科学与宗教和解不如说成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解。理性（科学）并不能像人们预先构想的那样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为什么要否认非理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形成与稳定的重要性呢？杨小凯先生在《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一文中指出“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但是为个人集权服务的要求完全抛弃理性的那种邪恶的非理性，也绝对会让人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因此“中庸”之道就是唯一的出路，科学与宗教就必须要和谐共处。了解是科学与宗教如何和解，了解宗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我想都会对那些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一提到宗教就是觉得反感与迷信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甚至对于宽容地接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非理性成分也会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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