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化研究

 在我所读过的西方建筑理论的中译本当中，最精彩的两本：1.王贵祥译的《建筑理论史》，2.王群译的《建构文化研究》。信、达之外，有些章节还很雅致，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尤其对于建筑理论而言，涉及的领域多且深，国内多数译本求一“信”字而不可得，而少数翻译空占一“雅”字而通篇不知所云……这些是牢骚。
    “建构”的概念最近在国内非常时髦，与该书出版不无关联，而更远的渊源恐怕要在张永和老师“向工业建筑学习”的口号里去找了。“建构”（tectonic）一词往往被人误认为是描述“技术”的，而《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也被一些朋友当做技术手册来阅读，更有人用弗兰姆普顿的建构理论去高呼“建筑真实”或“材料真实”的口号，其谬远矣。
    在这本书里，关乎建构问题的一位重要奠基人物是森佩尔——影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筑学走向的核心人物，在森佩尔关乎“编织”问题的讨论中，已经详尽地梳理了建筑非结构庇护由从小构成大的编织行为，到今天人类在维护结构中再现“织理”的装饰倾向，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了“建构”所描述的从“技术初衷”到“表现动机”的神奇过程，而tectonic正是这一居间的过程而非两端的任意一极，这其中，更是与伦理上“建筑的真实性”毫无关联。这种源自启蒙运动的对建筑师是否“诚实”的审判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结束了，不知在国内的建筑评论中为何始终阴魂不散？这也正是弗兰姆普顿试图在书中申明的观点，所以在“希腊—哥特”的讨论中，在勒迪克的详图中，弗兰姆普顿都在着力呈现石构形态是怎么在被隐藏的铁质构件的“催动”下实现技术表现的；而在对康的金贝尔美术馆的评论中，更是放上了尽头山墙的做法图——由石灰华包裹的普通砖墙；在从沙利文的陶土面砖到莱特的预制混凝土砌块的演变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围绕着编织表现所展开的曲折的探索与讨论。
    当技术脱离了表现，它就很难进入“建筑学”的范畴来讨论，所以即便是奥古斯特·佩雷和丹克马尔·阿德勒这样的技术先驱，也仍然需要借助新艺术或沙利文的艺术成就来将他们的技术“超渡”进建筑学的领域，而阿德勒在刚刚发表了《钢结构和平板玻璃在风格上的影响》一文后便仙逝了，从钢结构技术成熟算起，到人类开始发现这一结构模式的表现潜力，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密斯的希格拉姆大厦在立面上挂钢轨来纪念钢结构技术，与沙利文无限虔诚的用陶土面砖包裹钢结构本体，从建构的视角来看，难道不是出于同一种苦心？
    只是，在阿道夫·路斯一声“装饰就是罪恶”的呐喊之后，建筑学就开始寻找装饰的替代品，所有的现代主义大师都对“装饰”一词讳莫如深，直到弗兰姆普顿的现代主义滥觞，仍小心翼翼地将斯卡帕神秘的装饰语汇称作“节点崇拜”——这是每一位现代主义门徒都不得不避之讳！ 但与此同时，书中又将斯卡帕称作“现代主义建筑的分水岭”，意味深长。
    书中，最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姆普顿花了很重的笔墨来介绍伍重，这位因悉尼歌剧院闻名于世的“幸运儿”的其他作品，都远远超过了悉尼歌剧院的成就，看看伍重如何在他洋味十足的方案里表现中国的古典建筑技术，弗兰姆普顿的苦心昭然……
    在读这本书之前或之后，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技术”和“艺术”，二者之间有一道门槛，在康诗意的描述中，站在槛外的主人说：“往外看，上帝的造物多美！”槛内的仆人应答：“往里看，你能看到上帝！”“槛”为何物？弗兰姆普顿唤作tectonic、王群译作“建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