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老師《中國文學史》自序

人在清涼國
2010-12-08 看过
中國文學史,坊間已出版甚多,我不好勸諸君都不要看,但不妨略說一下我為何要來重寫它。

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書,起於清末。因廢科舉、立學堂,改從西式教育,需要一批適應新式課堂講授的教材,故出現了各色文學史,後來再分化出各時段、各文類的文學史,以迄於今。

最早的一本,或云為黃人於一九○四年在東吳大學講課時所編,或云為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時所製。此後一百年間,教書的人又不斷編這樣的講義,以致同類之書越來越多。二○○四年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合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統計說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已多達一六○○部,台灣香港的還未計入,可見其盛。據說每年還有十幾部正在編寫梓行中,伐木造紙,殆已毀了數十座森林云。

然而一兩千部書到底品質如何?與會諸公異口同聲曰:「佳作寥寥!」看來成果是不太令人滿意的。

當然,我相信沒有誰真正讀過這幾千部書。如此品評,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條船。那裡面,披沙撿金,必然也會有值得贊許之作。不過,依我有限的閱讀印象來看,這樣的評語,竟似亦頗中肯,果然是佳作寥寥呀!

中國文學史的作者,不乏碩學之士,文采可觀者,亦復不鮮,可為什麼就寫不好呢?原因除了我在本書導論中談的各種問題外,此等書緣附於課程的先天因素便注定了它難以寫好。

本來教科書就難寫:嚼飯餵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陳梗概,遂愈覺水清而無魚。且安章宅篇,務求份量勻齊、面面俱到,更不能見心得,尤其無以見性情。故歷來佳作,沒幾本是由教科書來的。

何況,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的設置目的,其實兼有古典文學選讀或概論的性質。學員都是對中國文學史上諸事件與作品十分陌生的青年,因而要有一門課來大略介紹作家及文學現象,並以此為線索去稍微瀏覽各體文學作品。所謂「史」,不過是為了這樣的目標而搭的一個框架,史法史例史體當然也就談不上了。

而一邊介紹作家生平,穿插軼事,一邊賞析作品,一邊講述歷史發展之規律,上起課來,花團錦簇,固然頗能受學生之歡迎,或可引領他們入文學的園圃。但寫成著作就顯得頭緒棼如、東拉西扯。學生由此入門以後,再回視其書,亦會覺得它淺陋可哂,不再具有繼續深入鑽研的價值。

在此情況下,作者若欲借文學而明史觀,以具體文學事例去詮說那客觀歷史社會之發展規律,結果往往更糟。因文學史畢竟不是社會史或政治史,社會發展規律未必等於文學規律。文人又常熟於文事,未必兼擅史學,不足以討論史觀之然否。削足適履,勉為其難,終究是比附造作,無當於理的。

我這本書,將來亦必成為教材,並將取代若干目前流行的教材,但寫作時不是依課堂講義方式寫的。故是一本獨立的文學之史,說明文學這門藝術在歷史上如何出現、如何完善、如何發展,其內部形成了哪些典範,又都存在哪些問題與爭論,包括歷代人的文學史觀念和譜系如何建構等等。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兼攝於其中。不依序介紹這個作家那個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錄鬼簿;也不抄撮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馬二先生湖上選文。因此從性質上說,此書與歷來之中國文學史著作逈然不同。

性質與結構既然不同,對於文學史事之理解、作者作品之掌握,當然也就都會有所差異。在這方面,我夾敘夾議,對於現今通行的文學史論述,頗有彈正。從前司馬遷作〈五帝本紀〉,嘗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我這樣的寫法,也正有他那般的心情。雖然如此夾敘夾議會令文體不省淨、眉目不清飭,但考慮到著述仍有應匡謬正俗,或為讀者打開一點思考空間的功能,就也顧不得了。

我主要批駁彈正的是什麼呢?

晚清以來文學史寫作不佳的原因,除了它隸屬於現代教育體制中做為課程教科書的問題以外,我們還應注意到這個「現代教育體制」中的教材與課程本身也有其變遷。晚清,跟五四以後不同;五四至四○年代,跟一九四九年以後又不相同。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文學史之寫作,不但小說、戲曲、俗文學大舉納入,甚且還要強調文學出於民間。相較於以前,整個文學史論述更要顯示它是現代民族國家文學。認為我們對文學可以獲得確定的、本質性的整體掌握;而文學整體的動向,則是單向度、決定論式的進化歷程。如何進化呢?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動、新生與腐朽等一連串的二元對立等級觀念即構作了歷史的進化,例如魏晉的自覺,革新了漢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復古又被公安派獨抒性靈所改革那樣,革命者代表了啟蒙的價值:理性、自覺、浪漫、個我主體等等。於是一部中國文學史的論述,就變成了對新時代國民意識教育之一環。

可是這時的現代民族國家文學建構還未完備,更進一步國家文學化,是一九四九以後大陸的表現。文學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度解釋空間漸遭壓擠,正面典型愈遭歌頌,反面人物、作品、流派、活動愈遭貶抑。國家新權力之建立與維護、政治領域之實際鬥爭、國家意識形態之爭論,無不反映在文學史寫作或對文學史的解釋上。《水滸》《紅樓》的爭論,李白杜甫誰才站在人民這一邊、韓愈柳宗元誰是儒家誰是法家的辯難,均屬此類。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來看,第一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啟蒙型的產物,後來兩次改寫就顯示了國家文學建構的過程。

正因為如此,故中國文學史須要再次改寫,是無庸置疑的。可惜近三十年來,新的中國文學史著雖出版不少,但均只是局部、枝節之變動或添補,對它做為民族國家文學之性質缺乏反省,不知新時代之文學史論述是該全面揚棄此一框架的。

由這個角度說,現在的中國文學史,其實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為基本上仍是胡適、劉大杰那一套。如今台灣各校採用的教本,也仍以劉書為主。重開天宇者,渺焉無人。

現在,我要新立一個框架,我的做法又是什麼呢?

很簡單,首先確定文學史不是音樂史、表演藝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等等,而是說明文字書寫品如何美化成了藝術、成了文學文本;然後看歷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學這件事、如何讓文學更符合他們心目中對文學美的要求;再則解釋文學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以見古今之變。

這才是文學本性的研究,也才是文學之史。不像過去的文學史,老是要用文學材料來講社會發展史、意識鬥爭史、音樂戲劇說唱表演史、民族進化史等等,對文學的觀念與問題又都講不清楚。

由於我的文學史立場不同於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史學、新批評、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大眾文化批評、接受美學等,撰史自亦逈異俗流。讀者久已習見了學府及坊肆各種通行的文學史著,乍看我這本完全不一樣的書,恐會因不習慣而生疑情,不知我這樣的寫法才是正途。故對本書的體例綱維,還要略做些說明:

現在的文學史著,基本上是歷代名家名篇介紹,此乃應教學之需而設,本非史體;早期的文學史,如劉師培《中古文學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等也都不甄錄作品。更早,如《史記》論作家,雖曾抄錄不少代表作,但《史通》已批評其不妥。章學誠折衷之,謂當於史著之外另立「文徵」,一為史乘,一為文選,相為輔翼。本書即採此法,故會另編一部作品為主的參考資料,以供循讀或講貫。

這樣做,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文學的主角,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以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觀念。每個時代的文學觀不同,故其所謂之文學即不同,其所認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樣。

某些文字書寫品,在這個時代根本沒人把它當成是文學,到了另一個時代卻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六朝有「文筆之辨」,就是為了區分什麼是文學。而當時不視為文學者,到唐宋卻成了文學的主要內容。小說,古常視為史書之一類,後來才把它看成是文學。駢文,在六朝時是文學,唐宋以後作家作品也仍然很多,但受古文史觀影響的論著卻恍如未見,完全不會去談它。八股制義,當時同樣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可是五四運動以後誰把它們視為文學、寫入文學史著呢?凡此等等,均可見寫文學史若要通古今之變,首先就得究明這個文學觀的變化,說明不同時代人對什麼是文學、文學性為何、審美標準何在、誰才是大作家、什麼才算是好作品等,都有些什麼不同的見解。

作家與作品是第二序的。它出現於文學觀之下,亦由文學觀所塑造。因此,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作家與作品都是現成在那兒的客觀存在著的。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是漢宋人編成的;其生平,是漢宋人描述出來的。換言之,是漢宋人的詮釋,才形成了文學史上這樣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文學史上的人、事、物與原先那個人、事、物並不相等,不是同一個人、事、物。就像《左傳》《孟子》《莊子》雖皆為先秦古籍,但其文學史生命絕不起於先秦。它什麼時候變成為文學文本,文學史就該什麼時候才開始介紹它。因為,原先不是文學的東西忽然成了文學文本,本身正是一樁文學事件。

文學史的開端,始自漢代,也是這個道理。在此之前,詩乃是「歌永言」的,文字雜在歌與言之間,亦即音樂與辭令之間,漢代才獨立為文字書寫品,再獨立為文學文本。文與樂分,亦與言分。

分了以後,漸漸又有合的趨向,例如唐代燕樂歌曲既盛,所填之詞便有合樂之要求。可是合而又分,終究詞同於詩,後世論詞之所謂聲腔,實皆文字格律而已。文學史必須說明這類文字藝術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但在詞還是曲辭的時候,文學史卻並不需對它太多著墨,那應放在音樂史裡去談。

語言藝術、表演藝術,情況相同。說成相、說參請、說諢經、說一枝花話、彈詞、戲弄、合生、銀字兒、唱賺、演劇,都須變成了文學文本、出現了文學事件,才能成為文學史敘述的對象,否則都該納入語言藝術史表演藝術史中去處理。

由此觀之,本書雖談了許多過去文學史著未談到的現象與問題,恢闊汗漫,若無涯涘,其實卻是極窄、極簡約的。時代由漢代講起,對象專注於文字藝術,談這門藝術如何興起、如何精進、如何變遷,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變化。在談最後這一部分時,當然會涉及文人團體、社會條件、文化因素,但此書非社會史,亦非文化史,所述僅及於文學觀念文學現象而止,要談的只是文學本身的發展(社會文文化史角度的討論,可另參讀我的《文化符號學》與《中國文人階層史論》)。而且只說大勢,並不處理個別人與事等小細節。

這個文學本身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結構。線索之一,是文學藝術的技藝之巧,精益求精,確是不斷進步著。但雕飾太甚,物極則反,文勝之後往往代之以樸;若質樸太過,自然又趨於文,故文質代變,便是另一可注意之線索。再則就是上文所說,原先非文學的其他藝術,逐漸變成為文學,文學與樂、舞、戲、語、書、畫諸藝術的分合關係,亦甚值得關注。此外,「文」有廣狹數義,既指文字,又指文采,也指文化。歷史上,有些時候談文學時重在文字(如嚴羽形容他同時代人「以文字為詩」那樣),有時重在文采,有時又強調文學應具文化義,以達到「人文化成」的作用。這種文義廣狹間的動態關係,無疑也是該注意的線索。再者,文士是由士分化出來的,它與經術士、德行士、政事士之間,也有分合互動關係,直接關連著各朝代不同的文學觀念與創作表現,亦不可不知。

以上這些線索,並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們具體地表現在我每一章節的敘次中。每一篇也都不是孤立的,前後有呼應或「別裁」「互著」之關係,例如說李商隱那一章,只講他與當時假擬代言戲謔風氣的關係,是因其體雜於齊梁、縟染於西崑、又得法於杜甫等等皆見於其他章節之故,敬祈留意。

當然,文學史的寫法千變萬化,我獨行一路,豈能盡得其妙?又豈能禁止別人從別的路向來尋幽訪勝?如此寫來,也不過是新嘗試之一端而已,拋磚引玉,擁篲前驅,不敢不勉。

回思我對文學史到底應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史應如何撰作,一九八四年以來即迭有詮析,幾於大聲疾呼矣。然學界於此,苟為因循,改善無多,頗令人感到絕望。二○○二年春,輔仁大學要開文學史研討會,我會前恰好路過香港,與陳國球兄見了一面,談起近百年令人喪氣的文學史寫作傳統,不免發了一通牢騷。在旅途中便又把這些牢騷寫成了論文,拿到會上去發表,流彈四射,聽者動容。里仁書局徐秀榮兄乃來找我,說既然老兄對以往的文學史都不滿意,現在大家也確實沒什麼新東西看,那為什麼不自己寫一本呢?我想想也對,當即準備動筆。但手上稿債如山,清了這個欠那個,一時忙不過來。且本以為多年蘊積,此等書,兩三下便可弄完了;誰知去年春天動起手,才發現作史不易,尤其是體例,頗費斟酌。近年我又旅泊四方,根本無書可以參看,談到的作家與作品,徒恃記憶,歷來寫史亦無如此冒險者。因而時作時輟,緩緩為之。如今經營泰半,自當先行付刻,就正於通人。其中若有些講得太簡略的地方,宜互見我之相關論文;文學前史,則可另詳我〈文學觀念的起源〉(收入一九九八年《年報》及二○○八年北大出版社《中國文學批評史論》)。

            二○○八年秋末,廬陵龔鵬程寫於台北北京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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