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风格

还有我,是一头狮子
2010-11-24 看过
无论是白马负经,还是海上载经,都已远去两千年。(一)佛教艺术的源流,在时间的历程里愈流愈小,似乎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只是以一个式微的脉络呈现。以至于这个漫长发展过程到了今天,遗憾的宣告终结。

两个世纪以来,佛教的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造像,在佛教信仰所及之处经历的变化已经很少见了。它们更多的是受到非宗教因素的影响,“从而部分地变成商品,起初尚在佛教的圈子里,后来便超出了佛教的世界。”(二)造像的美学表现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些变化无穷,无拘无束的形态,而变成了公式化的模具产物。

不可否认,历史氛围的转变,是式微的重要原因。社会制度的变迁,把佛教艺术的宗教精神遗忘在身后,时代的风气也不太可能令这种艺术特征重新提升,相反,所作的只能是扼杀它的进步。今天固然还有新的唐卡或者造像,但把它们当成消费品的人,远比尊为宗教信物的人要多。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在多数的佛教国家里,造像这类的佛教象征物,已然没了宗教背景的意义,而是千篇一律的旅游记念品。它们中的多数,和其它粗制滥造的商品并无不同。

然而与今天僵化的造像相比,历史上的造像艺术盛极一时。斯瓦特,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等地区的造像即以质量上乘,表现各异而各自领导一时之艺术高峰。汉地的历代造像风格与特征则有不同的精美纷呈,在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之妙中展开变化。其间不同程度上受到西藏雕塑艺术风格的影响。西藏佛教造像因其宗教和地理兼容并蓄的位置,在整个佛教艺术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元明以来,大量的宫廷造像赐赠予藏蒙等地的寺庙、高僧。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流到了清初达到空前,《龙袍与袈裟》考察的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多是中枢与地方交流的产物。它们的见证者,多数被收藏在内府,即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内府旧藏,佳者绝多。《龙袍与袈裟》重现这一面貌的文图也赏心悦目。历史上所塑之精美造像何止恒河之沙,然经时间与战火洗礼,流传下来的精品也不过是沙数之万一。清代的宫廷造像多得难以统计,据载仅承德外八庙和避暑山庄的各类造像就有二十多万尊。(三)但是流传至今的就相对少了,比如带康熙年款的宫廷金铜佛像就极少,虽然这也跟当时铜的产量与制作的数量有关。

故宫因为先天优势,各类藏品都丰富卓越。关于佛教艺术品,引人侧目的是故宫所藏斯瓦特风格的铜造像。据说世界范围内,所存的斯瓦特造像不过六十件左右,但故宫所存即有十五件之多。(四)“年代在公元七到九世纪间,几乎贯穿斯瓦特风格之始终。”(五)一般认为,斯瓦特前期政治稳定,宗教繁荣促使造像艺术的华丽精美;后期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日益威胁,外部压力以及地域的封闭性导致艺术的创造力无法突破,从而走向衰微。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斯瓦特“沿袭犍陀罗造像的传统以青铜铸像为主,黄铜较少,”但故宫所藏的斯瓦特造像全是黄铜,(六)作者认为,“它们均是由达赖、班禅、西藏贵族或清代驻藏大臣所进,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现象与西藏造像和审美习惯有关系。”(七)

斯瓦特造像只是佛教造像源流的一个支流。造像的风格与特征总是在变化,它常常用新的美学变动来理解佛教文化。“每每有一些前些未见的尊神出现,”“由于观想者的能力、心境、环境、要求的不同,观想产生的本尊及其眷属性也不相同,因此,同一尊神出现众多的变化身。当他们将自己的修行结果记录下来作为密法流传时,这就是所谓的成就法的著作,这些成就法的著作就成为佛教艺术造像的经典依据和素材来源。”(八)这些新形式的造像则上升到佛教新的象征物,于是,它们和佛教经典一样能触动人们的神经。所谓修行,是对佛教经典的理解,也是指对造像一类象征物的崇拜。

皇权与喇嘛的密切联系丰富了清代藏传佛造像的艺术风格。然而一种风格模式“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九)故谓“弥患凡旧,若无新变,无以代雄。”(十)文学如此,它者亦然。佛造像作为曾有过的艺术辉煌,暂时的走到它的尽头。历代的能工巧匠与雕塑大师,曾铸造过大批的精美造像,流传至今固然有珍贵无比的,自然就需要辨识清楚相关的身份。尽管造像作为一类小杂项,远不如书画瓷器之类的复杂,但由于历史累积以及作伪渗入,辨伪也需丰富知识和犀利眼光。

每个时代的艺术风格,都有各自特色,佛教世界的产生物也不例外。造像艺术的时代特征,也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美学形态常常是时代讯息的反映。造像艺术的风格与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被精神化,或被物质化。前者在佛教思想史变化中改变风格,如程式;后者在经济基础的影响下变幻特征,如材质。这些现象都提供了信息,使后世从风格与细节中能识别前人的虔诚心和艺术感。今天我们试图理解或者试图收藏佛像时,甄别它的美与恶,老与新,是我们理解和收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世襄先生的旧藏中有不少佛造像,他曾透露选购杂项的方法——“直觉”。“也就是凭看见物品的第一印象,凡直觉感到好的,只要力所能及,就会把它买下。”(十一)仅凭直觉买下的物件究竟靠不靠谱,王世襄说,事后绝大多数都觉没有买错。他的这种审美与鉴赏能力是跟他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吾辈似乎难以效法。但他强调,直觉的正确性和灵敏性是跟个人学识的增长密切相连。

鉴定是一项密而不宣的技艺,还是一门意会难言传的学问,探讨起来似乎非常费劲。我当然恨不得能像密宗授法一样,让王世襄、杨仁恺等人的辨伪智慧通通灌进我的脑袋。可是不能,现实使之成空。然而,怀抱慈悲与乐趣学习辨识智慧,或者不能像王世襄一样慧眼如炬,但直觉也许会围绕过来。


一,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方式,是从西北陆地传入还是经由海上输入是有争议的。佛教由西北传入,汤用彤等人从此说。有不同见解者,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后者认为佛教从海道传入更为可能。《佛教征服中国》许理和,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十二页。《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江苏教育出版社,二六九页 。《佛学研究十八篇》梁启超,辽宁教育出版社,二十六页。
一般来说,传入的路线有西域传入,东南沿海传入,滇缅或者蜀印路线传入等观点。然而部分的出土文物资料显示,佛教造像等佛教艺术似乎最早兴于南方。《汉唐佛教造像艺术史》费泳,湖北美术出版社,五十二页。
4 有用
2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11条

查看更多回应(11)

推荐龙袍与袈裟(上下)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