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于玲娜
2010-11-12 看过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内部的是非对错,往往很难用公共空间中的伦理道德标准来判断。吴飞在关于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书《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就把很多自杀案例解读为对家庭内部“不公”的极端反应。家庭问题想必普遍存在在各种文化中,在心理医生遍地的美国,解决家庭问题不是用农药,用的是“治疗”。
                
该书聚焦的问题看似很小:你得是女性,母亲有“自恋特质”,似乎这事儿才跟你有关。但母性自恋,以及相关的家庭互动,背后涉及很多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作者关注的,主要是自恋母亲及其育儿方式对后代的影响,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技巧。但如果读者对书中的案例多加留意,就会发现,即便在女性主义已经“运动”过的美国,家庭结构和互动,仍然在很多方面呈现强烈的父权色彩。家庭对女性的期待,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女性要随时待命,满足他人的各种需求。而当家里的母亲具有自恋特质的时候,家庭等级结构对女儿施加了另一重压力,女儿遭受的双重剥削,可能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文化的自恋特性也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在这方面,美国比中国严重,但随着商业主义的扩张,自恋的文化也逐渐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中:人们不仅越来越注重相貌,也更乐意追求物质财富、地位和奢侈品,用以维持外在的成功形象,而忽略了内在成长和自我完善——这是西方心理学用语,简单地说,中国已经从“缺钱”的时代,进入了“缺德”的时代。与“自己”相对的是“他者”,自恋者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体验“他者”感受的能力。在家庭内部,缺乏这种能力会导致不良的互动,而在公共空间里,这种能力,就是道德的心理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虽没有丰富的心理学体系,在家庭问题上,仍强调“慈”和“孝”两个概念。“不孝”是我们更常听到的罪名,但上不“慈”,下“孝”就无从谈起,指责后代“不孝”之前,恐怕先得反思自己的育儿方式。正如作者在第十三章中介绍的,在上个世纪的美国,育儿理念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早期的观念和老辈中国人的“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很相似;但到后来,家长甚至都不要求孩子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取得多大成就,反而十分注意培养他们的自尊心;世纪之交,育儿观念更加多元化,以致都很难找到“正确”的理念。但无论古今中外,所有的家长在育儿问题上应该都同意一点,那就是书中引用的一位母亲的话:“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我攒的钱是给孩子上大学用,而不是付他们的心理治疗费。”
        
本书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家长的行为模式会通过耳濡目染传给下一代,相比之下,耳提面命的教育方式效果甚微。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你最好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在本书的语境下,哪怕只是为了孩子好,家长也应该努力完善自我。
        
尤其值得中国家长注意的一点是,书中提到的那些母亲,哪怕童年时期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哪怕成长道路崎岖多艰,成年以后仍然默认应该教给孩子的是诚实、正直、善良、仁慈……而中国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学习《孔融让梨》的时候会很纠结,不知道该教孩子让梨还是抢梨。这样养大的小孩,倘若将来不孝,那也是“现世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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