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启示

venokerlin
2010-11-10 看过

昨天晚上和导师会面,他要我将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再斟酌一下。

回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很好的文献综述。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是闭门造车,一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换句话说,当你着手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需要回顾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是让自己清楚,以往的研究已经进展到了什么地步,另一方面也是让读者清楚,自己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相比,创新的地方是什么。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见解的发展史略”,也就是他的文献综述部分,我看了有好几遍了。有了这一部分,才让我感到《物种起源》是一部完整的科学著作;也只有看了这一部分,我才对达尔文的伟大之处有了更深的认识。

如果没有读过《物种起源》,而仅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所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一直以为,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为物种是进化的,也没有人提出过自然选择,更没有人提出过环境的变化与物种进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有许多人都提出过上面这些问题,只是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直到最近,大多数博物学者仍然相信物种是不便的产物,并且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换句话说,达尔文的发现以及理论并不是完全凭空的。他列举了很多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的学者,并概括了他们的观点。他在“发展史略”中提到的有亚里士多德、布丰、拉马克、圣提雷尔、H. C. 韦尔斯博士、赫伯特牧师、葛兰特教授、帕特里克·马修、冯巴哈、拉菲奈斯鸠、雷尔德曼教授、《创造的痕迹》的匿名作者、M. J. 得马留斯·达罗、欧文教授、小圣提雷尔、弗瑞克博士、赫伯特·斯潘塞、M. 诺丁、凯萨林伯爵、沙福赫生博士、M. 勒考克、巴登·鲍惠尔牧师、华莱士、冯贝尔、赫胥黎教授、胡克博士。

上述学者的文献的列举,达尔文是按照文献发表的世间顺序的。从1801年拉马克的文献开始(达尔文首推布丰,但是他认为他的见解在不同时期变动很大,也没有讨论到物种变异的原因和途径,因而没有详述),一直到1859年12月胡克博士的为止。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这些文献至少都表明,这些“少数”的博物学者“已相信物种经历着变异、而且相信现存生物类型都是既往生存类型所真正传下来的后裔。”可见,物种是变化的,并非达尔文首先发现,或至少不是达尔文首先发表的(达尔文并没有在著作完成后就立即发表)。

我注意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拉马克。他也提出了物种可变的观点,但是与达尔文不同的是,拉马克认为物种变异的途径“更重要的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即习性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拉马克所谓的“用进退费论”。达尔文在“发展史略”中也提到了拉马克的观点。在当时,物种变化虽然不是共识,但是,先见的少数博物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然而,究竟用什么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而拉马克也有其自己的理论。然而,达尔文的研究正是要挑战这一理论,换句话说,对于同一问题,他要做出不同的解释。达尔文对拉马克的理论不无批评之意:他“似乎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美妙适应都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的作用;——例如长颈鹿的长颈是由于伸颈取食树叶所致。但同时他还相信‘向前发展’(progressive development)的法则。”同时达尔文还提出了拉马克的理论在解释上的薄弱之处:“既然一切生物都是向前发展的,那么为了解释今日简单生物的存在,他乃主张这些类型都是现在自然发生的。”

另一位是H. C. 韦尔斯博士。1813年,韦尔斯博士在皇家学会宣读了题为《一位白种妇女的局部皮肤类似一个黑人皮肤的报告》。当指出黑人和黑白混血种对某些热带疾病具有免疫力之后,韦尔斯博士提出,第一,一切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变异的倾向;第二,农学家们利用选择来改进他们的家养动物。他接着说道:“人工选择所曾完成的,自然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做到,以形成人类的一些变种,适应于它们所居住的地方,只不过自然选择比人工选择来得徐缓而已。最初散住在非洲中部的少数居民中,可能发生一些偶然的人类变种,其中有的人比其他人更适于抗拒当地的疾病。结果,这个种族的繁衍增多,而其他种族则将衰减;这不仅由于他们无力抗拒疾病的打击,同时也由于他们无力同较为强壮的邻族进行竞争。如上所述,我认为这个强壮种族的肤色当然是黑的。但是,形成这些变种的同一倾向仍然存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愈来愈黑的种族出现了:既然最黑的种族最能适应当地的气候,那么最黑的种族在其发源地,即使不是唯一的种族,最终也会变成最占优势的种族。”然后他又把同样的观点引申到居住在气候较冷的白种人。事实上,韦尔斯博士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他的理论的确已经很接近进化论了。他至少提出了变异——自然选择——积累,这一进化的途径。韦尔斯博士的研究,对达尔文十分有帮助,因为他非常感谢来自美国的罗利先生通过布雷斯先生使他注意到韦尔斯博士著作中的这一论述。虽然韦尔斯博士“明确地认识了自然选择原理,这是最早对自然选择的认识”,但是,达尔文在评价韦尔斯博士的研究时也表示“他仅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人种,而且只局限于某些性状”。

达尔文在综述了“发展史略”之后,在“绪论”中写道:“博物学者们接连不断地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诸于外界条件,如气候、食物等。从某一狭义来说,正如后面即将讨论到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譬如说,要把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脚、尾、喙,如此令人赞叹地适应于捉取树皮下的昆虫,也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则是十分荒谬的。在檞寄生的场合下,它从某几种树木吸取营养,它的种籽必须由某几种鸟传播,而且它是雌雄异花,绝对需要某几种昆虫的帮助才能完成异花授粉,那么,要用外界条件、习性、或植物本身的意志的作用,来说明这种寄生生物的构造以及它和几种不同生物的关系,也同样是十分荒谬的。”在这里,达尔文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以往的理论的不足。他很坚定地指出,仅仅将变异唯一可能的原因归诸于外界条件是荒谬的。因为,“外界条件”已经不足以解释全部的现象。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达尔文之前,出现了许多博物学者关于生物物种在变异的观点,达尔文的确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简单说,由于达尔文收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在进化中提出了繁殖过剩和生存竞争的观点。也许,物种会变异只是摧毁了造物的上帝,但是,生存竞争这一理论却险些摧毁了人类。这便是达尔文理论的力量所在。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好的研究范例。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只是囿于专业,我们不知道而已。我相信,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如此的。只有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并且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上的局限,才能够发现问题。也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说是研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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