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文学
哈罗德·布卢姆有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物的气质,至少他有自视为一种衰亡了的伟大传统的最后捍卫者的倾向。对这个传统,我今天突然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表达,那就是:对文学的爱。其实,简单地把布卢姆自己树立的敌人——“憎恨学派”——反过来,也就得到了他自己的定位。因此,布卢姆虽然经常对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表示不满,但其实他真正反感并不是这些主义,而是:研究/谈论文学的人缺乏对文学的真正的爱。
所谓对文学的爱最基本的一点即是热爱阅读:渴望阅读伟大的作品,渴望理解并进入伟大作品的核心,并以一生浸润于伟大文学的滋养中为至高的幸福,这才是对文学的爱。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把前一句中的价值判断“不如”去掉,后一句中的“仁”替换成“诗”或“美”,则庶几一幅爱文学者的肖像了。
忘了在哪位豆友(抱歉!)的文章中读到的一段话,说布卢姆在某个讲座上看起来像个垂暮的衰老头子,但朗诵起叶芝的一首诗,却突然如灵魂附体一般焕发出神采。布卢姆说自己“晚年我迷恋于他(叶芝)作为年轻抒情诗人的天才。”对于刚从叶芝的诗集《The Wind Among the Reeds》获得久违了的“着魔般的”阅读体验的我来说,这实在戚戚于心。
但我并不像布卢姆那样对所谓“憎恨学派”充满激愤。我能理解和承认那些非审美性的关于文学的言说的有效性甚至紧迫性,也理解学院派所承受的现实性的和创造性的压力。虽然“憎恨学派”确实可能让一些憎恨文学的人靠“文学研究”成名立万;但我也愿意相信,“憎恨学派”中许多最杰出的分子,或许同时也是文学的秘密的情人;而他/她们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或许只是:时至今日,热爱文学已经是难以启齿的过时的天真。这或许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至少有一个例子:爱德华·萨义德。尽管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肯定是布卢姆心目中“憎恨学派”中的一支,但萨义德本人却是一个真正热爱high art并相信绝对审美价值的存在的人(这一点可能是他智性生活中一个最大的紧张,并且我认为他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到完美的解决)。
一个试探性的想法:所谓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这个领域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两个各自为阵的方向,一支是学院派中的主流,它或许可以命名为“文学学”,即某个以-ology为后缀的词,其中“-ology“的用法类似于在sociology这类词中的用法;而另一支则对应希腊词φιλολογία的诸义项之一:“爱文学”。从希腊词φιλολογία到其现代形式philology(语文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学术史和文化范型的演变;如今的philology也包含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但更侧重于训诂和考据,和我想要的意思不一致;因此,我并非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而仅仅把它借来为一个无名的阵营命名。这个无名的阵营包含极少数的学院派和一些专职的非学院批评家,而更多由从事文学创作的卓越匠人们组成——相对而言,我个人的偏爱更倾向于最后一个群体,他们关于文学告诉我的一些东西往往朴实无华却更为永久。事实上,在学院派高头讲章的背面(或对面),φιλολογία的潜流从来不曾断绝,从边缘外省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到伦敦桥畔的风雅之士,从诗歌隐士的神秘书写到布卢姆式的博学宏词;这股潜流或许不像批评史上的主义更迭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充满强韧的、永恒的生命力。因此,大可不必担心伟大传统的中绝,时至今日,爱文学或许不像往昔盛时般热闹、主流,但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说,理想主义若举世滔滔则一钱不值(大意如此);只要经典还存于世间,则总会被人阅读——不必担心信息的爆炸和媒体的泛滥会使阅读灭绝,它至多是替经典作品挡走许多不够格的读者,而对于有眼光者来说,n个GB的低劣资讯的份量,永远比不上一行伟大的诗句。
所谓对文学的爱最基本的一点即是热爱阅读:渴望阅读伟大的作品,渴望理解并进入伟大作品的核心,并以一生浸润于伟大文学的滋养中为至高的幸福,这才是对文学的爱。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把前一句中的价值判断“不如”去掉,后一句中的“仁”替换成“诗”或“美”,则庶几一幅爱文学者的肖像了。
忘了在哪位豆友(抱歉!)的文章中读到的一段话,说布卢姆在某个讲座上看起来像个垂暮的衰老头子,但朗诵起叶芝的一首诗,却突然如灵魂附体一般焕发出神采。布卢姆说自己“晚年我迷恋于他(叶芝)作为年轻抒情诗人的天才。”对于刚从叶芝的诗集《The Wind Among the Reeds》获得久违了的“着魔般的”阅读体验的我来说,这实在戚戚于心。
但我并不像布卢姆那样对所谓“憎恨学派”充满激愤。我能理解和承认那些非审美性的关于文学的言说的有效性甚至紧迫性,也理解学院派所承受的现实性的和创造性的压力。虽然“憎恨学派”确实可能让一些憎恨文学的人靠“文学研究”成名立万;但我也愿意相信,“憎恨学派”中许多最杰出的分子,或许同时也是文学的秘密的情人;而他/她们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或许只是:时至今日,热爱文学已经是难以启齿的过时的天真。这或许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至少有一个例子:爱德华·萨义德。尽管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肯定是布卢姆心目中“憎恨学派”中的一支,但萨义德本人却是一个真正热爱high art并相信绝对审美价值的存在的人(这一点可能是他智性生活中一个最大的紧张,并且我认为他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到完美的解决)。
一个试探性的想法:所谓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这个领域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两个各自为阵的方向,一支是学院派中的主流,它或许可以命名为“文学学”,即某个以-ology为后缀的词,其中“-ology“的用法类似于在sociology这类词中的用法;而另一支则对应希腊词φιλολογία的诸义项之一:“爱文学”。从希腊词φιλολογία到其现代形式philology(语文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学术史和文化范型的演变;如今的philology也包含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但更侧重于训诂和考据,和我想要的意思不一致;因此,我并非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而仅仅把它借来为一个无名的阵营命名。这个无名的阵营包含极少数的学院派和一些专职的非学院批评家,而更多由从事文学创作的卓越匠人们组成——相对而言,我个人的偏爱更倾向于最后一个群体,他们关于文学告诉我的一些东西往往朴实无华却更为永久。事实上,在学院派高头讲章的背面(或对面),φιλολογία的潜流从来不曾断绝,从边缘外省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到伦敦桥畔的风雅之士,从诗歌隐士的神秘书写到布卢姆式的博学宏词;这股潜流或许不像批评史上的主义更迭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充满强韧的、永恒的生命力。因此,大可不必担心伟大传统的中绝,时至今日,爱文学或许不像往昔盛时般热闹、主流,但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说,理想主义若举世滔滔则一钱不值(大意如此);只要经典还存于世间,则总会被人阅读——不必担心信息的爆炸和媒体的泛滥会使阅读灭绝,它至多是替经典作品挡走许多不够格的读者,而对于有眼光者来说,n个GB的低劣资讯的份量,永远比不上一行伟大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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