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西方左翼圣经的理由

wstdq
2010-10-15 看过

这本小册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左派知识分子的“圣经”,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它满足了两种现实的需要。

第一,经过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不断动荡,以及科学技术在军事工业推动下的巨大进步,“工人阶级”土崩瓦解了。穷人被有钱人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收买了。一方面,科学技术实现了人们休闲生活的极大丰富,劳动或工作的枯燥乏味变得可以忍受,甚至进入了人们的常识:工作只不过是人人要尽到的义务,八小时以外的休闲娱乐才是真正的生活舞台、真正的“自我实现”。休闲娱乐方式的变化使人们更加局限于个人的狭隘视野、屈服于自得其乐地满足现状:从孤独的阅读(人们借此得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活)和群体的聚会(如老舍笔下的茶馆,人们借此互相交换观点、交流信息、融合感情),转向家庭客厅里的电视机以及大众传媒上的各种“视听盛宴”,最近则发展到可以在膝盖上的屏幕里“遨游”。简而言之,科学技术提供的幻想正越来越代替现实,人们手中的玩具(其逻辑是:有趣的就是好的)、眼中的景观(其逻辑是:美的就是好的)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换代、不断累积。如果说,1848年马克思可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写下:“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那么,如今,这句话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了。沉醉在在科学技术编织的迷梦中的无产者已经拥有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争、萧条、动荡不安的生活使人们变得惊慌失措、胆小慎微。人们寻找各种借口去逃避自由。法西斯虽然在现实中被打倒,但它在人们的精神中借尸还魂了。不再需要高压政治来制造恐怖了,盖世太保已经钻进了你的心里;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充满了恐怖感,以至于需要通过恐怖电影的最新方式得以释放:恐怖电影安慰人们说,你心里的的那种弥散性的不安全感只不过是由虚假的影像造成的,而不是生活本身造成的。

这个重要的历史进展带来的后果是,激动、愤怒、博爱、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知识分子按照十九世纪的行为方式,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了。如果他们还是跟随先行者的足迹,想要通过振臂一呼来带领群众造反的话,他们就像往大海中丢进一块小石子一样,得不到响应,因为群众不再怀着十九世纪那种朴素的反抗冲动了。因此,左派知识分子必须另谋出路。一条合乎逻辑的出路是,通过对于理想生活境界的描绘,激起人们对于现有生活方式的厌恶。也就是说,先从改变群众的精神入手,驱除人们对于高科技玩具的迷恋,使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从而迸发出要改变的渴望,同时,把潜意识里的恐惧导向另一个方向:如何在自主劳动和自由交往中实现自我(而不是在奴役和幻想中),让这种焦虑不安情绪为变革社会的事业而服务。

于是,《1844手稿》中的“异化”(英文alienation)一词成了警醒人们的最佳毒药。这与鲁迅批判国民性时所用的“奴才”一词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异化”有变形、扭曲的意思(活得不成人样),有“陌生化”的意思(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还有疏离、疏远的意思(与自己疏离,与他人疏远)。正由于这是个生造出来的新词,所以才会有戏剧化的、爆炸性的效果,布莱希特称之为“陌生化效果”。

第二,苏联的那种粗鄙残暴的、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它的面目越来越清楚地展现于世,人们发现它与先前的恶魔法西斯主义极其相似。这种制度居然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这使左派知识分子感到脸面无光,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正因为这只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感到需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新的根据,来反对苏联版本的、也是唯一现存于世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就像旧日的耶稣,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对无权无势的人们而言,象征着的希望,象征着激动人心的力量的源泉。

其次,它确实很像一本宗教经典。晦涩的文字可以提供无限解读的余地。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激情则确保不同的解读都有一个大致的共同方向。形象的比喻和精彩的警句使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不过,即使《1844手稿》看上去很美,左派知识分子在这里仍然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在奉《1844手稿》为圣经时,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就像号召革命的行动在今天不会有追随者,群众也不会响应知识分子的号召而去信奉某种革命的宗教。看上去,知识分子似乎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群众并不是“理念人”,不会为了某种理念而激动。而在这背后,如果你有些技术决定论的悲观倾向的话,则可以说是一股更基本的力量在起作用:大众传媒几乎是彻底改变了权威的基础,不管是政治权威,还是知识权威。过去,权威的基础在一些特殊的个人身上:只要你足够有学识、有魅力或足够有地位、有权力,你说的话就会被人们所相信。这主要是由单向的阅读经验和单向的听讲经验(听课、听演讲、听布道、听会议报告等等)造成的。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的流行,则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改变了服从权威的基础。现在我们相信一个人说的话,主要不是因为这话的确深刻精辟、符合我的脾胃,而是因为别人也相信。表面上是什么都不相信、我行我素、追求个性的“犬儒”时代,实际上则是从众、跟风的“群氓”时代;所谓群众,只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孤独的人群”。权威性来源的变化,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人们怀疑一切以个人名义作出的断言。而追求“和而不同”、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知识分子,恰恰是单枪匹马的堂吉诃德。本来,人们就不喜欢耳边有个乌鸦,一天到晚地聒噪,他们的生活已经“异化”了(苏格拉底的下场即是先例);再加上这一最新的变化,人们对所有的“宏大叙事”、所有的“乌托邦”理想都开始排斥了,只要这些话是由某些心怀不满、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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