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不仅是身体--《疾痛的故事》
疾痛故事：受伤的不仅是身体
时间: 2010-10-10 来源: 信息时报
《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美）阿瑟·克莱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
鼻塞、腹痛、关节疼痛……这些疾病的疼痛给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然而，在很多医生眼中，疾病才是问题所在，现代医疗系统惯于将鲜活的疾痛经验解释为仅与身体相关。哈佛精神病医师与人类学家克莱曼博士却认为，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他所讲述的疾痛故事，不但对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医患关系和人性化的医疗体系改革意义深远。
澳大利亚人哈里·科威尔被红牌罚下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相信会悲从中来的绝不止是他的本国同胞。科威尔的疾病不是秘密，早在2002年，正处于英超生涯的巅峰期的他就被医生预言只剩十年可活，但他以对足球的执著挚爱，以历次从病榻上返回赛场、以及孤身独往土耳其加盟新球队的事实，回答了无情的医学诊断。科威尔在赛后与记者轻松交谈，从他洒脱的笑意中，人们看到一个完全超越于疾痛之上的职业球员的精神力量。我们不知道科威尔在接到诊断时是如何的想法——无论怎样，保持绝对的平静，即使有再充分的心理准备，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觉得医生与刑庭法官很相似——诊断书与判词的相似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宣判”本身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纯技术性的行为。对法官而言，只有与犯罪行为及惩处有关的事实才表述在判词里，对嫌疑人的心理动因、真实感受之类，至多做一些大多自以为是的逆推判断；同样，对医生而言，也只有与疾病和治疗相关的内容才值得追究并呈现，患者心灵所体会到的“苦难”就很少涉及，这些苦楚的心理和社会成因也甚少得到倾听和了解。医学似乎仅仅是一门专业科学，是医生开出药方，病人照方抓药，其他事项，则都应排除在需关心的范围之外。
美国学者、医学伦理学专家阿瑟·克莱曼的研究，在我看来同与疾痛作斗争一样需要不一般的勇气。他做了无数的临床病例观察，访问了大量罹患病痛折磨的人，他要探索的是疾痛与社会的关联，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面对因疾痛而被自我挫败感、自卑感和无望的焦虑感填赛的人，健康的人一定会倍感隔阂，因为后者无法理解疾痛，更无权“要求”对方坚强。克莱曼的尝试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寻找交谈的机会，他认为，医疗工作者、伦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必然可以为疾痛而做些什么，其首要的一点，就是不仅关注客观的、医学意义上的疾病（disease），而且要对疾痛（illness）——罗伯特·伯顿在其名著《忧郁的解剖》中指称的“受伤的灵魂”——这种主观的东西有深入的研究。
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克莱曼提到一位能够自强的患者帕迪· 埃斯波斯托，对帕迪而言，疾痛给了他以第二次生活的机会，把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变成了利他主义者（一位优秀的临终关怀咨询顾问），也从而把他的人生“转向胜利”。这种胜利，我想与此前的挫败一样同样是健康人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克莱曼虽赞许帕迪，视为疾痛给生活注入意义的正面例子，但又谨慎地说，他不能随便地去向不具备品质和自律力的患者推广帕迪的榜样，事实上，大部分患者也无法与之产生共鸣。与帕迪的社会奉献相比，科威尔专注于自己最钟爱的事业，他的例子或许更具有示范的效果。
克莱曼在回顾历史时说：“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使得欧洲大陆人口骤减，苦难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危机，既包括如何看待它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包括如何解决它的实际问题。那时的欧洲社会，一方面重新确立受到瘟疫威胁的宗教和道德的核心意义；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运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手段加以控制。”然而，今天的我们过于器重科技，不知不觉把昔人倚重的心灵的智慧遗落在了病榻的边缝里，社会对人为灾难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理性的技术控制上，鲜有对其更深层意义的探索”。受伤的不仅仅是躯体；假若医生只能如司法裁判一样就事论事地对症下药，假若医生对患者只有家长式的训诫与管理姿态，假如麻醉手术与尸体解剖无异……假如“人文关怀”这一环果然丢失了，那么痛苦的灵魂将可能失去其最后的救星。
时间: 2010-10-10 来源: 信息时报
《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美）阿瑟·克莱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
鼻塞、腹痛、关节疼痛……这些疾病的疼痛给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难，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体验。然而，在很多医生眼中，疾病才是问题所在，现代医疗系统惯于将鲜活的疾痛经验解释为仅与身体相关。哈佛精神病医师与人类学家克莱曼博士却认为，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他所讲述的疾痛故事，不但对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医患关系和人性化的医疗体系改革意义深远。
澳大利亚人哈里·科威尔被红牌罚下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相信会悲从中来的绝不止是他的本国同胞。科威尔的疾病不是秘密，早在2002年，正处于英超生涯的巅峰期的他就被医生预言只剩十年可活，但他以对足球的执著挚爱，以历次从病榻上返回赛场、以及孤身独往土耳其加盟新球队的事实，回答了无情的医学诊断。科威尔在赛后与记者轻松交谈，从他洒脱的笑意中，人们看到一个完全超越于疾痛之上的职业球员的精神力量。我们不知道科威尔在接到诊断时是如何的想法——无论怎样，保持绝对的平静，即使有再充分的心理准备，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觉得医生与刑庭法官很相似——诊断书与判词的相似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宣判”本身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纯技术性的行为。对法官而言，只有与犯罪行为及惩处有关的事实才表述在判词里，对嫌疑人的心理动因、真实感受之类，至多做一些大多自以为是的逆推判断；同样，对医生而言，也只有与疾病和治疗相关的内容才值得追究并呈现，患者心灵所体会到的“苦难”就很少涉及，这些苦楚的心理和社会成因也甚少得到倾听和了解。医学似乎仅仅是一门专业科学，是医生开出药方，病人照方抓药，其他事项，则都应排除在需关心的范围之外。
美国学者、医学伦理学专家阿瑟·克莱曼的研究，在我看来同与疾痛作斗争一样需要不一般的勇气。他做了无数的临床病例观察，访问了大量罹患病痛折磨的人，他要探索的是疾痛与社会的关联，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面对因疾痛而被自我挫败感、自卑感和无望的焦虑感填赛的人，健康的人一定会倍感隔阂，因为后者无法理解疾痛，更无权“要求”对方坚强。克莱曼的尝试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寻找交谈的机会，他认为，医疗工作者、伦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必然可以为疾痛而做些什么，其首要的一点，就是不仅关注客观的、医学意义上的疾病（disease），而且要对疾痛（illness）——罗伯特·伯顿在其名著《忧郁的解剖》中指称的“受伤的灵魂”——这种主观的东西有深入的研究。
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克莱曼提到一位能够自强的患者帕迪· 埃斯波斯托，对帕迪而言，疾痛给了他以第二次生活的机会，把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变成了利他主义者（一位优秀的临终关怀咨询顾问），也从而把他的人生“转向胜利”。这种胜利，我想与此前的挫败一样同样是健康人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克莱曼虽赞许帕迪，视为疾痛给生活注入意义的正面例子，但又谨慎地说，他不能随便地去向不具备品质和自律力的患者推广帕迪的榜样，事实上，大部分患者也无法与之产生共鸣。与帕迪的社会奉献相比，科威尔专注于自己最钟爱的事业，他的例子或许更具有示范的效果。
克莱曼在回顾历史时说：“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使得欧洲大陆人口骤减，苦难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危机，既包括如何看待它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包括如何解决它的实际问题。那时的欧洲社会，一方面重新确立受到瘟疫威胁的宗教和道德的核心意义；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运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手段加以控制。”然而，今天的我们过于器重科技，不知不觉把昔人倚重的心灵的智慧遗落在了病榻的边缝里，社会对人为灾难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理性的技术控制上，鲜有对其更深层意义的探索”。受伤的不仅仅是躯体；假若医生只能如司法裁判一样就事论事地对症下药，假若医生对患者只有家长式的训诫与管理姿态，假如麻醉手术与尸体解剖无异……假如“人文关怀”这一环果然丢失了，那么痛苦的灵魂将可能失去其最后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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