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士人的“共谋”:一个无关“江南”的故事

竖子
2010-10-11 看过
      杨后主应该可以归类为学界中的“话题人物”,当年《再造病人》甫出,就引起热论,此次亦不例外,书7月份出版至今,比较正式的书评已有刘铮的《杨念群的新境》,豆瓣上书评也已不少,维舟的《思想史上的江南》,还有二郎神的“摘谬”,可以说都写的很详细,不过从江南研究本位出发,还是有很多未尽之言。
       既然书名是《何处是“江南”》,自然要对江南的概念做出作者自己的厘清,这事实上也是杨老师在通篇都始终面临的问题。作者在开篇就强调了书中的“江南”并非一个实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种观念,或者说存在于皇帝与士人脑中的想象(p12),到了书末又强调了这一点。这个思考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即“江南”作为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象,在清代前期的精神世界以及政治局势中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在杨氏之前,已经有邹逸麟先生注意到这个问题(《谈“江南”的政治含义》,《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指出“满清政权的建立,是以仅数万八旗入主中原,最终统治了一个近一千万平公里的疆土,一亿多人口的大国。其初不免心气不足。故一直是将晚明以来人本主义思想比较浓厚的江南,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异质地区,对远在北京的中央来说,这是一个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还有胡晓明也提出“江南”在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重要意象的意义(《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上的“江南认同”》,讲座记录)。即使从历史中的人物的观念中说去,“江南”在明末清初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确实也有几种不同的范围,继承简单的长江以南的江南含义、江南省意义下的江南,以及非常狭窄的七府一州的含义,都重叠在清初时人的观念中。因此,将“江南”作为一个想象的观念进行处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完全放弃从地域上定义“江南”的尝试显然还是给杨氏后面的行文造成了一些困难,在整书中,被做成指称为“江南”士人的不仅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籍士人,甚至还涵盖了江西,搜罗未免过宽。并且杨氏本身已经将本书的结论之一定位为:“本书证明,清统治者发挥其高超的统治技巧,成功地收编江南士大夫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大一统的统治模式的合法资源。”(p3)“江南”可以是一个想象的观念,然而江南士大夫不能是一种想象的观念。其实冯贤亮在其博士论文中定义江南范围时引用一条《照世杯》中的资料可以很好说明清代人自己心目中的“江南”范围,定义自我认同的江南士大夫,可惜杨氏未在文中引用。
       从江南这一题目出发,其实杨氏讨论更多的还是从鼎革之际到乾隆期士人精神状态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四位皇帝不同的应对士人的策略。通过杨氏的叙述,展现的是清初士林如何对一个异质性的政权保持反抗与疏隔,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的三代经营,在“势”与“理”两个层面被规训。士林的学术旨归从潜含对抗政权的危险,转变为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支撑。尽管杨氏在通篇未曾提及,但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明显感觉到布迪厄“共谋”概念的气息。杨氏使用了“合流”一词,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杨氏的整个叙述框架中,这种“合流”是清初思想史脉络转变的总趋势,也自然成为全书潜伏的主线。不过以此论题作为叙述主线,“江南”对于全书来说至多只能是一个引子,甚至不能算作背景,杨氏以此为书名,多少有标题党的嫌疑,相应在叙述中也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叙述内容与江南相牵连。比如论及清初士林的文化传播网络,构建一个所谓以“江南”为核心,其他地区相互影响的一个思想、学术的传播网络,所举的如屈大均之类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网络对其他地区的思想、学术的传播,最后结论说:“乾隆的脑子里则有一幅更为复杂的政治空间地图,这幅地图不仅要遏制江南学问的扩散影响,同时还要设法阻断流入江南的思想之流,以防御其与之合流或为之提供源头活水。”(p359)就文献解读来说,这样的说法恐怕是有些牵强的。比如他引入曾静案,将曾静所处的湖南与“江南”相对照,形成一幅“蛮夷”与“文明”对比的图景,而曾静从吕留良著作中吸收观点,就变成了以江南为轴心向四周传播“思想之流”的证明。虽然湖南确实存在着汉民与少数族群杂处的地域,但是无论如何,到了清代前期,湖南都难以视为一个尚未开发地区,杨在完成自己的这个“从文明到蛮夷”的“思想之流”的传播的论证时,对与曾静所处地区的“蛮夷”状态,差不多是以猜测为依据进行论证,因而这一“思想之流”的模式,恐怕是建立在一种比较薄弱的论证基础上。
       杨氏观点中可注意的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他所提炼的“南宋-晚明”模式,其二是以“文质之辨”为路径梳理清楚思想变化的趋势,其三是对“经世”观念的重新理解。
       杨氏认为在明代中后叶出现了一个将南宋与晚明进行对比的趋势,特别是在这一时段,发生了两种变化趋势,一是“南”与“北”作为意象的强烈对比,形成了“南”代表“文”,“北”代表“质”,“南”代表汉地,“北”代表边民的观念(p172)。二是族群之辨超越疆域占领成为“治统”或者说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南宋的偏安态势作为造成这两种趋势转变的关键背景,已经为杨氏所提炼出来,不过偏安所激发的紧张感、焦虑感是否是“南”“北”对立观念的唯一思想资源,还可以有更多考虑。关于“南”“北”意象的对立,最早恐怕可以追溯至《中庸》所言:“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不论《中庸》是否是被朱熹所“选择”,《中庸》文献的产生时间,无论如何也还是所谓文化中心处于北方的时代,彼时的吴、楚,尚是半开化地带,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时代,然而“南”与“北”的意象,已经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这是不能用偏安心理所予以解释的。其实钱钟书先生已经指出过,以为南方温暖湿润,因而人的性格相应柔软,北方寒冷干燥,人相应刚烈,是在北半球的东西方世界中都曾经普遍抱有的观念(《管锥编》,p1034)。比较可以确认这一点的文献是仲长统所说:“北方寒而其人寿,南方暑而其人夭。”(《全后汉文》,《昌言》)至少是经过这一重形象的叠加,宋明时代的“南”“北”意象对立才会非常强烈地凸现,而且历久不衰。
       与此问题相接续,所谓的“文质之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何南方代表了“文”,北方代表了“质”,是一个在相当长远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时段中予以讨论的问题,仅仅以清初的满洲入主中原作为叙述框架,可以自圆其说,但解释力不足。所以不得不说,虽然本书是以一个地域观念作为题名,却始终没有完满地处理“江南”观念在其叙述脉络中的定位,一旦离开了对“南”“北”意象的讨论,进入到士林与皇帝在“文质之辨”的“合流”趋势时,杨氏的讨论就变得引人入胜。
         杨氏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同思路,去理解清初士林学风“质朴”“考据”等变化趋势,他所举出的吕留良、周永年、章学诚等案例,都试图说明学风的转变是一种“士林”与皇权政治的合流,而非“士林”对皇权政治的逃避。对这一变化趋势的探寻,如果对《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的编纂工程所形成的学者网络以及由他们所兴起的学术风气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可能比勉强地寻找一个以“江南”为核心,藉由时文为载体的思想传播网络——如同讨论吕留良案例时所做的——更靠谱一些。譬如冯玉荣讨论《明经世文编》及其编纂群体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森正夫等讨论江南地方志编纂群体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从技术上说,都是相当好的操作方法。不过还可注意的是时间节点问题。考据学风的出现,是在康雍乾三朝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工程开始之前,还是之后,留待学术史专攻的同好们补完吧。
       对经世思想的再理解是全书论述的另一个亮点。杨氏强调了在康雍乾三朝这样的承平世,经世思想也始终存在着,以说明经世思想并非一定是迫于外界压力的产物,甚至可以理解为支撑清代皇权政治的“治道”的重要依托,这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可贵之处,由此引发的问题更有趣味,即思想与政治态势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一些被后人认为较为“现代”的思想在怎样的政治态势下更容易产生。(譬如经世思想,被后世学者所反复关注研究,当然也是因为后世学者按照“现代的”知识谱系,认为经世之学之较为接近后来的“现代”学术的,或较能够救国的。)这样的问题所指向的仍是“中国何以没有现代化”这样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角度与思路,可能杨氏的最终结论并不重要了。
       总起说来,本书虽以“江南”为题目,却始终难以对“江南”在士林与政坛中的想象提供一份完整的叙述,士林与皇权的“合流”之势才是论述的重点,更进一步说,对这种“合流”之势的描述,似乎是在映射着80年代知识界的大同盟如何在90年代分化,以及随后在各种因素下,一大批知识分子迅速体制内化,形成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共谋,80年代那种知识分子站在体制外仗义执言的“士气”愈少,而知识分子自我审查,努力为体制所认同的“世风”日盛。杨所强调的“南宋-晚明”历史反思模式,也许是合于杨氏回望近十一二年来学界种种变化时慨叹的心境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杨所讲的这个故事不仅未必是关于江南的,甚至未必是关于清代士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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