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我游荡的,如今刺痛我

野兽爱智慧
2010-09-28 看过

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舍丽·杰克逊在《难忘山居》里说:“没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神智清楚地长久生存;一些人认为,甚至连云雀和蚂蚱也有做白日梦的时候。”

荣誉就是一本书,印出来比手稿小很多,有时你以为你写了那么多,曾在大腿上写,在膝盖上,在屁股上,在胸脯上,在脚背上,在额头,在指甲盖,在一切大大小小的平面上,它们的密度不均匀,统一印出来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自己首先脸红了,也许就这么死了当作家的心。一本精美的书后面是饥寒,子女失学,家庭危机。

他手中的歌词,和天与地一样混沌,既包含着一切秘密,又不可继续穿凿,如远古顽石,除了凝视它,你不可能有别的破解它的方法。

王湔一生苦于不能有充分的机会把话说完,连1996年的那期《实话实说》也没有给他充分的时间——尽管“小崔是个厚道人”,但小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当王湔准备辩护他的古机械项目并非伪科学时。小崔赶紧说:“打住打住,想不到知识分子争起来也挺……”

有人评价他:与农民结合得太紧,说话也越来越像农民,他在和领导交谈的时候,越来越直率,反而毫无艺术可言,乡村干部的工作严重改变了他,用他的话说,“思想越来越琐碎……”那是一次关键的理论考试,但他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当年那种挥斥方遒的文章来,代之以一种朴实的风格,一个完全抽离掉套话的老百姓的口述……

它是青海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如果你在这里当警察,“一定要记住,追捕嫌犯的时候,冲刺不要超过20米……跑过了,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这时候该开枪就得开枪……”子弹壳落在地上,滚来滚去。

“火烧得那么大,我都保持着理科的头脑”,但这清醒并未在救火的时候帮助他提防以后的陷害,“我平日很谨慎,可救火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陷阱……”——而且庄学义并不在生人面前掩饰自己也曾精神几近崩溃,特别是坐牢的那一年,虽然连那些一同关押的盗窃犯、杀人犯和强奸犯都尊敬他,他们都曾是林区的职工。

且让我们仅仅观察一下河南省项城市至沈丘县的那些河流,各种颜色的工业废水重得无法行走,每个村庄喝下不同颜色的水,等于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红色的泉河流经袜子庄,袜子庄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种结石、心脏病、各种癌——其中以乳腺癌、肠癌和胃癌为主。

为了养家,他开始寻找更多的工作,考乡上的水利员,最老的一个,开始接政府工作队的活,去乡村担任计生干部,曾是最暴力的工作。查电的时候始终当自己是政府的人。这个民间小水电的合伙人仍然经常幻觉自己是人民公仆,执行罚款,村民则永远认为他们是电老虎,私有化之后,为大家干活更是理所当然。申报烈士的时候,县里犹豫,一个股份制电站的站长,不是国家电力的人,其修电的动机是否出于自己的私利。

儿子既已回来,罗美婷不再有什么可期盼的,生活几乎又回到从前了,只有活着的痛苦,地震并没有化解从前的痛苦。地震反而让人一时发懵,忘记平时的痛苦。

女孩子嘛,若要爱持久,就得持久花钱,“这就是深圳”。他们经济仍然拮据,收入忽多忽少,龙岗夜总会大火烧死那么多人,市政府从此对任何表演噤若寒蝉,户外的促销演出全取消,接着是金融危机。

等雨停了,我们看见彩虹,他扯掉防雨布,不小心抖落西服内衬数张折过的报纸,像雨后飘落的梧桐叶——报纸上全是他那张照片:翘着屁股,伸出拐杖,像被摩登时代的生产线拉扯的卓别林。他慌乱地用大头皮鞋接住一张。但仍彻底弄脏了。他的复制过的形象落在泥水里,水像火一样侵蚀了他每一张面目——他立刻向一个还在滴水的大屋檐的报亭跑去,我从没见过卓别林那样奔跑。

……然而,在南方遥远的高原,山上的观测工,通过山上长年累月的工作转正希望也很渺茫,孙师傅也永远是个工人,何况他们——现在这个阶级日益形成的社会,身份转化越来越难,比起路遥写《人生》那会更难了,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子弟进城甚至还充满着出人头地的希望,身份禁忌和歧视也少,活动范围也要大一些。

他六十多了,眼睛深邃,但除了真正的智慧,还有其他许多黑暗的气质也能造成那样深沉的眼神,比如老谋深算,比如衰老,比如疼痛。人群貌似怀疑,挑剔,其实轻信,你在一个道理绕上一个弯子,或者说出了好听的顺口溜,他们就觉得深刻可信了,于是他算命,写卦挣钱。

他说话让人产生好感,当年是白衬衣的清秀的小生,现在母亲的优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皱纹之间。带着母亲那样纤细的面容,他去郑州无论做什么,拉煤,收废品,卖猪肉,都招人喜爱,都交到了各种朋友,从省长到科长,到科长的太太、居委会主任大妈,人人说他白面书生干啥都可惜了,干啥都仍是个白面书生,像藕洗干净了塘泥。

不过说到声乐班的女生郭静,高校长则显得相当内疚:为这个天生髋关节脱位的贫困生,校长“用两袋辣椒贿赂了西安的人”,从全省200个为残疾学生免费手术的名额中争取到一个,“帮她做了左腿的手术,可右腿手术至少还需4万块钱”,目前孩子仍无法正常行走,过了20岁,就完全没有可能自然恢复——但“机会已经用完”,对同一个人,国家就再没有重复的政策,孩子的父亲一天才挣几块钱,无法筹到右腿的手术费。

随着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然后村逐渐解体,村委会一解散,当事人一跑,许多项目贷款也成了坏账。这比个体农民生产亏本导致的坏账数额大多了。农行因噎废食,或者说以此为借口——许多乡的农行,二十多年没贷过一分钱给农民,包括农民大企业,有的甚至是亿元规模的,也贷不到,只有农民打工收入源源进本乡的银行,没有贷出,银行金库对于本乡是死钱,又反而长期贷给各级政府及城里的大企业。

我找到一本漂亮的天鹅绒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一个人对哲学思考的虔诚,打开之后是狂撕,狂撕,狂撕,直到第21页归于宁静,向毛主席保证,我爱你;接着是《关于武汉永胜五金生产合作社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调查报告》,日记体,其实是口气像被打倒的旧公子哥在谈论性爱,彻底颓废,记录了许多那个年月的黄段子,甚至还有点古朴,这本日记本是一个人从一个旧书店里买来的,它的锁坏了,所以《天涯》杂志也要调查其真实性。

“依兰”,听起来就是呼吸之间的城市,虚词的城市,邮寄起来非常轻。我意识到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就得写出那种轻的感觉,人与事物互相侵蚀却不疼痛,城市漂浮在乡村上空,邮政气球停在天花板,犹如依兰那低矮的房顶。

到这里搞项目每一个年轻的志愿者仿佛都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来这里的搞乡村建设的人,正如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总以为世界上是自己第一次写出了某句话。这种妄想让人塌实地做事情,正如缺少了懵懂,你就无法让任何事情持续——大西村人缓慢的变化也增加了志愿者信念里的这种创世感。

我始终认为,要尽早地让孩子接触经典,重要的是,其中阅读要大大超过写作,要增加记忆(也就是经验),如同努力经验人类共同的生活一样,那些刻意讨好儿童的金龟子的嗓音是多么的浪费这些朝阳般的头脑啊。谁都不是人类的玩物。没有人应该充当小可爱。这是人类最好的智力。最过目不忘的,最纯真而有力的人类的早期。黄金岁月,可以最聪明地决断事物,如果使他们充分觉察那个命题。

“我老婆最怕我产生辞职的想法,最怕看到我回来一脸下了决心的样子,我老婆什么都想要,要我保住工作,甚至还要我兼顾家里的田,玉米和小麦,她什么都想要。不过,我和我的老婆,感情真的是好,我们只在两个人都上夜班的第二天,去她在城里的小房子相会,见面也只是一起呼呼大睡。每次都使我一时忘掉了辞职。”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这几个好朋友,都已经陆续生了我们的下一代。北京、上海,郊区的小区里,我们都已30多岁了。这天普陀区阳光普照,但更远的天空还是有一些雾霾。中环之外的上海街道,终于有些直了,让人好记住。中环之内都是一些曲线,要和这些老同学邂逅不容易。通讯手段又让人觉得轻佻,MSN我们很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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