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江南

维舟
2010-09-14 看过
此书是杨念群第一次介入清代前期史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的发展早已使这个领域成为与晚清史、民国史大为不同的一个领域,欧美学者已取得不少进展(所谓“新清史”),相比起来国内学者在此无论选题、研究方法,都已有滞后迹象,杨念群至少在一点上已获得了成功: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富于启发性的大题目,即全面梳理清代前期帝王如何通过对“江南”为核心的汉文明思想的驯服,将自己的统治全面合法化。

满清以蛮夷入主中原,其统治之合法性始终遭汉人质疑(还有秉持“思明尊周”理念的朝鲜王朝,本书对此未涉及),因此满清统治者如何将自身统治合法化的问题及其统治技巧,以往自然也早有人意识到过,但其深度均不及杨念群此书,且多侧重统治者或士林两者之一,而杨氏则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侧重于两者的互动,以及对合法性符号资源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视角和方法论上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已有论者指出杨氏此书似长在宏观把握,短于史料梳理和释读(参见二郎神文: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979620/),这与当年许多人对何伟亚《怀柔远人》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固然,如果许多细节出错,则推论将无立足点,但即便“小心求证”不足,“大胆假设”仍有启迪后人、别开生面的价值。个人看来,此书最大的问题不在细节考证上,而在于理论框架及阐释上,兹举几处:

1)这本书虽然找了一个好的选题,但写法仍是相对传统的思想史写法(在吕留良、章学诚的案例中尤为明显),而非历史社会学的写法。并不是说这样的写法有什么不对,只是对于完善作者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汉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对满清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构成的巨大反作用力)来说,社会学理论实在是应予考虑的。但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没有一本是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著作,全书虽谈到“残山剩水”,但也没有用到历史记忆、政治记忆对政治合法性的任何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理论。这不由让人猜测,作者可能缺乏相关的理论素养。

2)“残山剩水”的释读也不够谨慎,书中称“清初书画大量出现一种对荒寥、枯寂图景的偏好于沉溺,与易代之际遗民的痛悔残障的自虐心境颇为吻合”(p.15),认为这提供了一个“历史记忆的依托架构”,用词高屋建瓴,但这一断语须结合书画史及艺术思想史谨慎研判。自南宋后文人画渐渐兴起,艺术思想中本身就推崇一种荒寒空寂、萧散超逸的风格,如元代中期的倪瓒并非遗民,也没有证据说他有故国之思或遗民自虐倾向,但他的画作被认为表现的正是“残山剩水,地寒天荒”,阮元称“他人画山水使真有其他皆可游赏。倪则枯树一二株,矮屋一二幢,残山剩水,写入纸幅,固极萧疏淡远之致,设身入其境,则索然意尽矣。”判断这些画作哪些是艺术手法、哪些是政治记忆的寄托,或许很难,但下断语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遗民的自虐心境,则可能过度阐释了。同样地,认为“‘残’、‘拙’、‘丑’被提升到中国书画审美理想的高度,以暗示明遗民退隐的正当性,表达自己对满人政权的消极抵抗姿态”(p.153),同样是一种过度阐释,很难证实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理念而非艺术思想所导致的。

3)书中提出一个颇为值得重视的观点,即“江南士人对明末许多现象的反思往往会转化为清初帝王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有力的舆论资源……如清初士人对‘质朴’的行事风格的期许,就成为清皇权基层‘教化’实施的一个重要舆论来源。”全书中反复申述,可谓最核心观点之一。按照这样的论述,似乎清统治者自有一套统治理念,而江南士人对明末现象的反省恰好与之暗合,以至于这种反省本身被利用为统治策略。但问题在于:清统治者的这些观念又是怎么来的?这仅仅是巧合吗?清帝和士人生活在同一个语境中,都在反思前明的失误,为纠正其弊,在儒家话语体系中达成某些共识并不奇怪,而这些话语的塑造者主要还是士人。换言之,怎么证明清帝是利用还是顺应士人?清帝集治统、道统于一身,也是内圣外王观点的衍生,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清帝是做到了士人一直寄望明代诸帝而未做到的事。作者虽然强调双方的复杂互动,但实际上仍单方面强调了清政府的控制和钳制。

4)指责章实斋“只相信现存制度具有整合政治、社会秩序和维系心灵纯净的能力”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和皮相。章实斋主张方志能指导地方政事,虽然看起来像是赞成吏治,但更深层地说是他的复古观念的映射,因为他一贯主张诸子出于王官,且上古时代“史”确有指导政事之用,质言之,这也是“复三代之治”的一种折射。晚明清初许多儒者主张复井田、封建,颜元甚至主张复宫刑,但此类论调本意并非是相信现存制度。延至民国,熊十力《原儒》尚谓井田为集体农场,提倡产业国营,推崇“毅然镇压朝野群昏”的统治方式,章氏所论何足怪哉!

5)作者明言写作此书“以期加深对目前知识分子角色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认识。不敢说是借古喻今,但确有批判当代文化现状的深意在”(p.409),但恐怕有时这种心态会误导人的判断力。如谓清初帝王清洗江南的社盟,“在清朝皇帝的眼中,江南一带原先带有诗酒唱酬性质的文人雅集,似乎无不与颠覆统治的叛逆活动互为策源地”(p.103),这句话不无可议之处,明季社盟难道仅仅是“带有诗酒唱酬性质的文人雅集”吗?这如果不是不解史实,那就是为同情士人而片面地强调了,对理解士人与国家复杂关系,似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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