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文化自信的漫漫征途

找回文化自信的漫漫征途
——读《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任孟山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一本讨论性的文集，所收集的文章都在“中国文化论坛”宣读过。这个论坛的学者阵容相当强大，每年举行年度讨论会，围绕一个事先确定好的主题展开讨论，讨论分场次进行，每一场讨论都一个分论题。每年将这些讨论整理成册出版，去年出版的是《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今年已重印）。刚刚出版的《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涵盖了六个分论题，即“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乡土中国：历史与现实”、“城乡关系与当代新农村建设”、“传统礼仪与礼法的现实意义”、“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教育使命”。在每一个分论题的最后都保留了现场发言与评论，尽量将当时讨论的场域气氛展现出来。

费孝通的两个经典命题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两个命题，其实都与费孝通有关。
费老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流传甚广，其中包括“差序格局”在内的某些理论总结，至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是费孝通在1990年代后开始写文章批评自己，认为乡土中国不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需要建构一个超越“乡土”的中国。这本书之所以仍然使用费老否定过的“乡土中国”，按照清华大学旺晖教授的说法，实际上想说的是“中国的乡土性”。这是个契合中国社会的问题。虽然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但是中国的乡土现实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比如与土地联系紧密的9亿农民、在城市中奔波挣扎的2亿农民工、日渐收缩的有效耕地面积、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等。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自1999年底展开的关于三农危机的热烈讨论，至今仍在进行。中国的历史尴尬在于，在追求社会现代性的同时，必须面对自己千百年来积累的乡土性。
费孝通在晚年曾将文化自觉归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来根据一些学者提出的意见，费老将最后4个字改为“和而不同”，使其更为符合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走向。中国文化论坛之所以把文化自觉列为主题之一，其实是想说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局势中，中国如何构建文化自主性？面对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造成的资源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需要从什么地方挖掘思想资源？而文化自觉是要提示人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找到自信心，找回中国的文化自信心。

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式命题
在我看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其实是近两百年来的经典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天朝王国走向崩溃之际，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的身份往往是重叠的）就开始了在中西比较中的摇摇摆摆和寻寻觅觅：面对西方的制度与思想，中国的制度与思想在当下世界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在哪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阶段性的总结之后，中国走向的是全面西化，民主共和可以算作最突出的例证。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激烈举动，某些文化领袖彻底从反面解读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随风飘展的仍然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延续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依然如此，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西方的思想资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整个社会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践行“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抵达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儒学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梦想中，成为某些人寻找中国文化和思想资源的起始。虽然说“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主题主要是在有关三农危机讨论的提示下确定的，但它要回答和寻找的不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乡土中国的变迁，以及中国在全球性变迁中的位置、特点和面临的挑战。面对中国发展的成就和问题，知识精英试图确定和平崛起中的中国主体性，试图确定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试图在中国土产的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不可谓不伟大，但是我对其“从乡土中国寻找现代性智慧”的成功可能性抱有极大的怀疑。非常简单，我们即使能在“老天爷”的护佑下完成精神世界的自足，却必须在“上帝”的世界中寻找制度建构的社会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