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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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家范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洋洋大观，厚厚五册。上卷初版至今，已越80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的或许已经不熟悉著者萧一山的生平。萧一山(1902—1978)，江苏徐州人。笔者推荐阅读萧立岩《萧一山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萧立岩，已故，为先生徐州同乡同族。全文所述事迹准确，且对《清代通史》内容有较详细的概括分析，是笔者所见怀有敬意、持论较为系统公允的大陆代表作。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大三年级的学生，年方22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40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与此前的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像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地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华东师大出版社几经努力，获得了《清代通史》的正式版权，消失于大陆书市近20载的巨著始得重新印制，贡献于读者之前。后学不敏，秉同情了解之精神，以导读形式，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已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络，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版。本书原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出版，参与写作者为童书业、方诗铭。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稍感遗憾不足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引文，未加注来源书籍。旧日“通史”习惯上极少加注史料出处，钱穆《国史大纲》就不加注。这一做法毕竟不便于读者检阅查对。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藉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智，世无定评。让她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1900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著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该书于1899年编定，由梁启超题写书名，1900年木刻印行。1902年重订，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注。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和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娴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賵襚者，国死而齎送亦绝，可不哀者？”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齎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清国史馆首创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十年(1765)二次重开国史馆，历朝均有辑修。除《实录》、《会典》外，历朝开馆修编的《国史列传》，实为《清史列传》所据稿本来源之一。事详王锺翰《清史稿略说》，《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史料的价值，萧一山的看法比较公允：“史料之性质与价值，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倘社会上果有绝对真实之原料，则又何须乎史家为耶？”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政府。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笔者所得，此语最早见于《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董文炳传》。1276年元兵入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明末黄宗羲则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南雷文案》卷六）晚清魏默深《进呈元史新编序》：“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外集》卷二）至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重提旧话，云“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今虽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页）？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则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绝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634种书籍，仅史部即有157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清朝政治日趋衰微，岌岌可危之际，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藉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指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乙酉纪事》（一作《嘉定屠城记略》），前者述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四。原书最先由贵阳文通书局1941年印行，唯一册。后经著者增订，篇目有增，分三卷，由经世学社1948年于北平印行出版。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载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萧一山先生文集》下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第735—759页。《文集》编于先生病逝后，分为著述、行述与大事记、附录三编，分装上下册。含图文共1036页，文字实934页。萧立岩：《萧一山传略》，参前注。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作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三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王锺翰：《清史稿略说》。有关《清史稿》编纂始末及其成败得失，锺翰先生叙述准确详尽，持论最为平允。收入《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之《清史稿》最佳版本，应属台北《清史稿校注》，费时十余年，据云校订修正约计八万余条。。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孟森认为《清史稿》虽属未经官方认可之书，然而取材编纂却具备历代官修史书的条件，可以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先生且说：“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参孟森《明清史讲义》商鸿逵“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藉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们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藉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梁启超：《萧一山清代通史序》，《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刊本1923年版。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清史稿》刊印第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此文及容庚语，转引自《清史稿略说》，详前注。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郞、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我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库吉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我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心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详参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第十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东洋史”的发展，与日本“亚洲主义”，以及日本国当局对我国东北、台湾与朝鲜的特殊关怀，均有联系。此已为日本史学史的研究者所共知。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参前注。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八十四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郞《清朝衰亡论》、《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郞《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郞《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笔者所据《清朝全史》为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1960年中华书局再版本，该书原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4年12月初版。初版本，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有藏。稻叶君山，又名稻叶岩吉(1876—1940)，1897年在东京学习中文，1900年前往华北游学，后进入汉口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支店工作，曾游历华中一带。日俄战争时，担任军中翻译。他私淑内藤虎次郞，1907得随其赴满洲考察。后进入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参加《满洲历史地理》编纂。习中、韩及老满文，出版《清朝全史》的次年，又有《满洲发达史》应世。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文载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五，第11—12页。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搜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1923年，三年级，“本年先生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二编”，第640—642页。。
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著，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中华印刷局初版于1923年12月。1925年12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援引者多作“中华书局”，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仍不能确定中华印刷局是否系上海中华书局分局？此处存疑。据《清代通史》上卷初版版权页，注明著作兼发行者：铜山萧一山；印刷者：中华印刷局(北京梅竹斜街中间电话南局1673号)，笔者揣测初为著者自费出版。初版中卷，遂改为著作者：萧一山，印刷兼发行者：中华印刷局(地址同上)。作者并有附言云：“本书上卷出版后，不及三月，销售殆尽。中卷久当付梓，止于经济困难，迟延至今，屡承读者函询，不胜歉疚之至!下卷述同光以还事，故旧遗老，犹有存者，拟笔咨访，自不免稍稽时日，本年秋季，或可出版。一俟剞劂，当再通告。一山附启。”“本书广告”内言：卷上，内容约六十万言，凡八百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卷中内容七十余万言，凡九百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五角。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30—40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1962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1926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藉机偷印)。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向世，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修订本第5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近所图书馆”，顺此向原藏主致敬。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二)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情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著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22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40年间，早有下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向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如神游桃花源，须经极狭极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入口，方有豁然开朗的惊喜。然而，有关萧一山的身世与亲友、门生的回忆，在大陆能看到的少而又少。除了他写作的两部清史，其余的文字极不易觅得。幸蒙台北车守同君辛勤搜罗，在一二月间，得以陆续窥睹到一大部分材料，不敢说全，至少算匍匐而过“入口”，数十步外，依稀看得到“桃花村”了。
1950年，萧一山全年沉浸于写作《非宇馆五十自述》，直到次年一月中旬止，称“以个人之经历为重心，敷陈时事，似自传而非自传，谓之曰回忆录，亦无不可”，共四册，凡二十一章、一百节。后来又陆续补记，至1973年底封笔，易名《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云“余之自述，字字皆有据之言，其目的不在为个人标榜，乃所以示范未来，为近数十年存真正史料而已”《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非宇馆五十自述(节略)”，第585—586页。。因涉及民国诸多人事，该书稿至今秘不示人。笔者对先生写作的若干关节，常有猜测而不能解，或解而不敢自信，更感慨现今被尘封秘藏的，何止一生之经历，更有众多为后人未知少知、难以感悟的，专属那个时代的实情实景，岂能不为之憾惜乎？1973年12月，先生写下《自述》“补记”，文末动情地说：“《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恭读之余，欣喜若狂，此非先生为解读大著成功秘密，提示于后人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吗？
1921年春，萧一山由山西大学预科毕业，而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于梁任公实无正式师生名分。1923年12月1日，梁任公为《清代通史》握笔作序，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赞誉有加，谓“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眎，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编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对“技术罕见”一语，先生挚友、著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的发挥，最得先生之心。杨氏于1930年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1933年最先在《图书年鉴》向书界全面推介萧书。晚年为萧著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史迁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全书十七篇，分九十六章，四百二十九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著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著述、外交章约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杨家骆：《萧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原载1963年7月29日《中国一周》。现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7—680页。。
梁任公系倡导“新史学”名帅，当然希望麾下良将“多多益善”。在梁任公，老骥识途，检阅部分，即掂出书稿分量，愉悦地将其罗入帐下；而在22岁初涉史界之萧子一山，获此奖励，若一举高中，春风得意。
萧一山出身徐州书香门第，称兰陵萧氏之后裔。先父宗雅公四龄而孤，“感门祚之单寒，特奋志于学，好史鉴，尤喜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北闱未售，绝意仕进，乃以教读为业。对诸子家教甚严，尝贴一门联，曰：“勤俭持家，心存忠厚；诗书教子，志在圣贤。”先生居幼，父母爱之最切，自述由入塾受读经子，而后入高小至大学，悉受陶熔，“每假期归里，依依膝下”，听父讲述故事及治学方法。初著《清代通史》上卷，“吾父指导之力居多”，“勉其专心学业，早日成书，再加修正，俾作定稿”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十载有“家父母七十寿辰征文启”、“先父宗雅先生行述”、“先妣伏太夫人行述”三文，藉此可知一山先生家世及学术之先前背景。。
生当新旧嬗递之际，萧一山承接家教私塾的启蒙，读经史不辍；后入新式中小学，均逢良师指点，兼以禀赋杰出，既不坠旧学根底，又初接新潮洗礼，自然是少年成名的一些先决条件。但笔者妄测，至此而止，即便有志清史，也只能步武纲鉴而已，恐很难诞生新式清史惊世之作。易言之：若不走入“开风气之先的北大”，萧一山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开启编纂新式大型清史先河的第一人。
萧一山是在五四运动之后，1921年的夏季，走入北京大学的。是时，蔡校长正在欧洲考察，因不满北洋政府，发生第二次辞职风波(未获允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详参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故萧一山实无缘亲聆孑民先生的教诲。由此，恕我进一步申论前意：假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萧一山，这并非因为马神庙或沙滩红楼那块“风水宝地”特别有什么神灵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校舍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四公主府。从1916年起，学校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后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均集中于此，人称红楼。其地北邻圆明园、颐和园，东邻清华园，不惟景胜，且系文脉所在，被近人视为“风水宝地?。，甚至也不完全是指“北京大学”那块校牌，而是因为沐浴在由蔡孑民先生一手开拓的“风气”之中。由自由与民主精神催发的，生机盎然的文化风气，造就了北大，也造就了萧一山，更造就了群星璀璨、人才成团涌现的独特世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比拟于战国“稷下论学”的一段最好时光。
萧一山写有两篇纪念蔡校长的长文，前后都重复这样的意思：蔡孑民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拓了一种风气，“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他们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分见第486—513与515—520页，参前注。对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先生充满真挚的敬意，“开拓风气”四字，更是说到根底上了。蒋梦麟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他的追忆，也感同无异。他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北京，潮水消退，仅留下一些贝壳，“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在他的培育下，北大思想自由开放，学术兼收并蓄，成为了“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非常像“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蒋梦麟：《西潮》，台北辅欣书局1990年版，第133—134页。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梦麟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在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先生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强于任事，是北大又一功臣。参马勇《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华东师大史学先师吕思勉，在蔡先生逝世后，撰有长文悼念，英雄所见略同，大大发挥了“风气”两字的深意。吕先生说，改变风气，最需要“有力者的登高一呼。最适宜于负此责任的，自然是国立大学。然而国立的学校，往往奄无生气，甚至于守旧顽固，与新机为敌。于此，孑民先生的功绩，就不可没了”，接着，又极富哲理地总结道：“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这就是昔人说璿机，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吕思勉先生遗文集》，上册，“蔡孑民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403页。萧一山幸运地走入20年代的北大，恰如诚之先生所言，中学时酝酿的学术冲动，获“璿机”功效之赐，抢得编纂清史头牌，极像是“天人合一”的景象。
先举一个事例，藉以说明当日学习环境优越对先生的影响。1921年，萧一山考入的是北大政治系，而非史学系。纪念文章屡有猜测其第二年转入史学系。笔者详检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所撰《行述与大事记》，均未涉及转系事，似传闻非实。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35—642页。抑或北大时有类似辅系的灵活制度(类今第二专业)，总之，转系与否，若阅先生《自述》，或有明确答案，目前只能存疑。其实，早从1917年起，蔡校长就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规定修满80学分，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即可毕业。这一选科制，提高了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建立各有特色的知识结构的自由度，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见前注高平叔文。。晚年，记者对萧先生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该记者写道：“他不是在大学预科求学时就决心从事于史学的研究吗？为什么他要进北大政治系呢？据他解释，他学政治的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史学。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80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之中却选修了170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1968年)，第708—714页。萧一山的这种求学路向，其实也是当日北大史学系所要求于学生的。1923年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写得明白，“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 1923年9月29日。转引自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先生学分已积至212%，能毕业不急着毕业，汲汲皇皇奔走于北大各教室，有什么好的选修课程，一个都不愿拉下，实践了蔡校长“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宗旨。假如说蔡校长是现代“孔子”，那么萧一山就是闻道争于朝夕的“颜回”了。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系兼教授历史哲学，为萧书初版撰有序文。先生在北大读书，拜师之广，问学之勤，由此可见一斑。《清代通史》初版，俱载八篇序文，除梁任公、今西龙序外，还有朱逷先（希祖）、蒋方震（百里）、李守常（大钊）、杨适夷（栋林）、李革痴（泰棻）、蒋梦麟序，总计八篇，极一时之盛。商务改版后，仅存日本今西龙与梁任公序。笔者建议华东师大版应恢复所有旧序，未知能如愿否？《清代通史》重视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历史，各段均设有专章，兼以政治、文化、外交各节经济背景的分析，总比例应不少于1/5，为前此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不能不说，这与李大钊当年的倡导大有关系。
由此而拜读《清代通史》的“导言”与“叙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年轻的萧一山何以对古今中西史学有如此通贯的了解，且不乏独到的体会。如先生领悟历史事变，认为它具有互为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的特性，即古人所谓的“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如若割断历史，不细察历史内在的连续，就不可能从历史复杂的形相中，锐利地把握历史运动节律与走向的微妙。先生进而立论说：“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清代通史》初版以及以后各版，均于正文前载有“叙例”与“导言”。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据台北本影印，阙载“导言”。今华东师大版，例应恢复旧貌。两文均收入《非宇馆文存》卷五。笔者不能不叹服，80年前先生所持史观，或今日虽不能入“先锋派”法眼，但也绝不称落后陈腐。以此史识，详加甄别史实，贯彻渗透于叙议相兼的“新纪事本末体”，体大而不偏倚，富卓识而不诡激（书中对曾左李诸人与太平天国成败的精彩评述，就是贯彻这种史观、史法的，极见功力，读者可注意检阅请详参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太平天国之始末”，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难怪梁任公要情不自禁地大赞“识力精越”!
蔡校长的另一项功业，就是将清内档转移至北大整理，对促成《清代通史》启动，关系致密，在此也一并揭出。
在蔡校长的感应下，北大史学系是在中国大学最早设立《清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课程的。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述之较详确：北京大学于1917?设立史学门，首开“清代史”。1920年后,史学系设有“中国近世史”(指唐至明亡)，预科则设“中国最近世史”，即为近百年史。1923年，始有“现代史”课程，安排在本科第二学年。课程指导说明称：“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故现代史在史学中之位置尤为重要。”但这一课程计划只推行了两年，1925 — 1926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就取消了“现代史”课程。至1930年,北大史学系又新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分民国前及民国两部分，“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辑史料为主，及新发生之史实，并练习组织记载”。但新式清史草创，万事开头难，披荆斩棘的窘境，殊非后人所易想像。当上卷初版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朱希祖为北大史学系首任主任，广揽人才，耆儒新进，兼容并收，有蔡孑民之风度。先生特别重视史学理论的建设，聘用李大钊、何炳松同时开史学理论课程。何炳松依据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并于1923年译出《新史学》，先生有序。笔者意谓萧一山“有渐无顿”史观，即蜕变自《新史学》，以本土化语言道出，今之学者多食洋不化，不逮前贤通变，堪为一叹! 参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为《清代通史》作序，即已委婉地预示“萧子一山”：“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惟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以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颐，迥异前代。外人清史记载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对老师后一点提示，萧一山要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了解民初20年间史学思潮者，当知梁氏揭“新史学”之外，尚有傅斯年“科学派史学”与之旗鼓相当，关注重心各异。后者倡言“史料即史学”，主张应先致力于专史，不宜遽然而著通史，实是承接乾嘉一路而来，以史料考订仄深为贵。萧一山早年受经学熏陶，敬佩顾亭林的“通儒”之说，相信史学应以贯通为务，贵在“知古今之所以变”，但也不废乾嘉的考据精神。关于史料之必须齐备，除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余英时赞严耕望“地毯式搜寻”、严耕望引陈垣“竭泽而渔”说外，罗家伦又有“猎狗似寻材料”说。罗家伦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76年版。此种观点实受民初兰克史学输入的影响。萧氏对此有了解，但也有所保留。因此萧一山草属《清代通史》时，虽有牛犊险入虎穴的勇气，但也意识到须在史料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有超越前此所作“清史”的通识，又不致贻笑于考据派(先生谓之“新汉学”)。而就清廷史料而言，当时也只能在北京，可获近水楼台之便。有幸的是，萧一山初来故都，即躬逢史界盛举，那就是一向“养在深闺”的清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藉蔡校长之力，征得教育部同意，1922年首次“出借”到北大。蔡元培呈文内云：“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的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刻期成功。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刻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5.12)，《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页。
此事原委大体是：清室拖至宣统帝登基，宫内事务也已经不堪腐朽。因一次偶然事故，醇亲王载沣嫌内档太多，满目皆是，无处着手，竟下令将那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堆放一起，以候随时销毁。幸经张之洞力奏保存不动，方逃过一劫。1914年，一大堆内档遂易手于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年后划归教育部管辖。1922年，就发生了将明清档案作废纸出卖的丑闻，其中8000麻袋（一说9000麻袋）为罗振玉转购所得。罗除部分卖与日人外，余经转卖，最后归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织人员整理研究，遂成史语所三大功勋之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余存的档案，计有1502麻袋，蔡校长接受朱希祖等学者建议，经与教育部力争，终于移付北京大学整理。此事，前引欧阳军喜文，叙述甚详，参前注。另参傅振伦：《清代档案聚散和集中概略》，《傅振伦文录类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1922年7月接收完毕，朱希祖组织明清档案整理会，指导北大史学系等学生参与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已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月刊》公布目录、事由。其中仅明末清初档案，计有23303件。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说得明白：“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至1942年，萧一山已经摸清家底，清代档案除内阁大库外，尚有军机处、崇谟阁、宫内以及各部档案。现在比较确切的底细，存北京故宫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共有明清档案八百多万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档案，约有四十万件；合其他各处，总计不下两千多万件。以此而论，任何个人仅此一项史料，欲像严耕望先生所说“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也绝无可能。
萧一山在撰写《清代通史》上、中卷时，最感匮乏的还是涉外关系的史料。明清中外关系史，时尚在襁褓之中。晚清外交关键的官方文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后，涉外关系研究才渐开风气。朱希祖所说的西人记述文献，当时仅有教会学校先沾风气，不出国亲自检阅，所知也仅为皮毛。这方面的内容，萧一山最初自不得不对稻叶君山书多有藉助。由此不惟谈不到超越，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更是有苦难言。夏鼐有《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一文，写于1933年11月。是时，夏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就萧氏上中卷涉外史部分提出尖锐批评，揭出两书多陈袭稻书28、34、38、44、53等五章，并增新的错误，计摘出的史实、人地译名等讹误有数十处之多。现收于《夏鼐文集》，中国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81页。此事似今人尚少注意，蒙台北车守同君告示。核对修订本，萧氏多数都能接受，已予以订正。那时，一山已赴英国考察，故夏鼐善意建议其在英注意搜集西人文献，并提醒新公布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亦为重要史料。笔者敬佩夏文真诚坦白，批评尖锐，然颇富善意，因此双方不易产生不必要之介蒂。上、中卷已然如此，而况下卷？兹后，萧氏于此不得不再加用力，费时当然良多。1840年后，清史之涉外关系比重渐重，无留学背景之萧一山，自是弱项。由此，自萧氏先开清史著作风气后，留学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者，往往另辟一路，但也要到30年代。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当推1923年夏蒋廷黻归国后，在南开大学创设《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 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继续外交史的研究。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氏长萧氏7岁，1912年起游学美国，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蒋氏史学，可参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蒋氏以“现代化”为主线，涉外关系评述多以此为转移。1932年与萧氏激烈争辩的陈恭禄，受蒋氏影响，属同一系统。
顺此牵出另一掌故。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清代通史》颇感兴趣，读过上、中两卷后，赏识萧氏，而对曾左彭胡诸人事迹，也欲有所咨询。1932年，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朱家骅之推介，遂获蒋氏面召。据王康记述先生晚年回忆：“当时蒋公有意邀请萧氏从政，经萧氏婉谢，因他无施政经验，恐有负蒋公的知遇之恩。如蒋公能资助他出国考察研究，他倒乐于遵命。”于是就有1932—1933年蒋氏资助的欧洲之行。参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采访记，《文集》下册，参前注。英伦考察动机，最早可能起于朱希祖老师的提示。另一背景是，1926年游欧之罗家伦提出在欧美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庞大计划。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参欧阳军喜文。计划未付之实施，但对萧一山有所触动。亦因此项资助，萧一山对蒋氏很是感激，返国后渐参与政治，与此不无关系。此行结果，大开眼界，并成就了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突出地位。此行先生在英国凡七个月，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将所阅太平天国官书和文件全部摄录，回国后据所得官书20部，连同中央图书馆所藏《英杰归真》一种，合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共分十册，于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他文献则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二书，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由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这些遗落域外的珍贵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于域外太平天国史料的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太平天国的遗文遗物，多被清人毁灭殆尽。日人内藤湖南于1925年发表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对国人颇有刺激。对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开发，实际梁任公要早于内藤。1919年8月初，梁启超偕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等人参观莱登大学图书馆，即发现该馆藏有太平天国印书，因命人缮录五册，但未经印行，故长期不为人知。事见皮明庥、孔宪凯合撰《梁启超欧游时所辑太平天国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刘半农）将其在大英博物馆所录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裒为一册，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另一教授程演生又将其于1924年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太平天国印书编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约与程演生同时，留学德国的俞大维亦从普鲁士图书馆搜集到太平天国印书九种，唯当时并未影印问世，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据俞氏所摄照片著录，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前此情况，萧一山1942年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也有详细交代。然，在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早期开发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为萧一山先生。朱希祖在为萧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所撰序文中盛赞道：“此书一出，吾知本国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必咸嘉萧君之功，盖其成绩比程、刘二君更弘大也。”以上情况承周武告示，谨此致谢。又以有限经费，购得英国会文书150余件(所见关于中国1840年后文书，不下700件，财力不足，遂留遗憾)，归国后汇辑为《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萧一山还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寻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十五通，李鸿章批札十一通，吴煦、黄芳照会三通，鲍超公文封套一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同见前引萧文。到1942年，先生遂有《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长文发表，于清代中外史料“丛林”，经长期关注与搜集，已全局在胸，剖析细微，然身处国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长吁短叹，深感“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
上述回溯，可略窥下卷迟迟未能定稿，多少也是因晚清史料开发难度极大，有许多是待以时日，方得始见阳光，而史实梳理，考伪辩证，更是销人岁月，涯无边际。先生又好强争胜，不欲贻人口实，为“新汉学”所笑，以如此心情著《清代通史》，必与自己非常过不去，为难过甚。笔者揣测，陈恭禄与先生辩论一事，或对下卷的定稿，在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自1932年陈发难，延续至1934年，双方辩文陆续刊载于《大公报》，你来我往，连篇累牍，火药味甚浓。陈所攻对象为下卷讲义，指摘多属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尤集中于涉外关系。兹后，先生将辩论文结集出版，北平中华书局1934年版。先生虽坚持“博约专精，各有其范”，认为“今之人受所谓整理国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此梁任公先生之所以见轻于人，而弟之所为深痛者也”，其实内心对涉外史料之严重性（包括前举夏鼐批评文），不能不生出敬畏之心，格外地警惕，十倍地用力。此亦彰显20世纪前半期之学风，前贤严肃治学的品格，视著作若地狱，今日之著书人可以想像乎？笔者意谓20世纪前半期作“清代通史”，欲包罗万象，万无一失，如同作茧自缚，步步荆棘。先生以一人之力，能做到如此周详，后人不能不特生敬意。
（三）
现在回头再谈先生所感恩知遇的梁任公。萧一山就读于北大，未有机缘聆听任公先生亲授课业，然心仪仰止已非一日。《清代通史》下卷有梁启超专节，赞任公“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古今人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盖无有过于任公者”，且云“当余总角受书时，即诵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军》也”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864、1869页。。当草创《清代通史》时，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商务初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商务初版)等书，自然也在萧一山必读书名单之内，早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将萧一山荐介给梁任公的蒋先生，字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是蔡元培校长专为学生特聘的校外名人，在北大兼课，讲授军事学。参前引高叔平文。五四运动后，蔡先生陆续新聘一批教授，如林语堂、徐志摩、吴虞、李四光、王世杰等，加上原有的本国教授，总计近九十人。另从校外聘任名家兼课，一律称讲师，有鲁迅、王宠惠、蒋百里、黄郛、张君劢、王国维、罗振玉等七十余人，可谓人才济济，萃一时之秀。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条件，广泛问学拜师，尊蒋百里为座师。稍关心大陆近年网络，必会知道百里先生在久久沉寂后，因纪念抗战，大名频频被提及。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史称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主张对日持久作战。先生实多才多艺，于文学、史学亦有不俗的造诣，书法犹有晋唐气韵。事详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另有《蒋百里先生全集》行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1916年，梁任公触发告别政治之念，想专致于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916年2月8日 “给令娴书”，对子女们表示“此次义举(反袁护国)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5页。1916年8月间对报界谈话，更宣布将退至在野地位，不再参政，说出深层的原因，是因为“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同上书，第795页。1918年春夏间，先生果然屏弃百事，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1918年10月，梁任公发表宣言，“中止政治生涯”，毅然退出政坛，“全力尽瘁于著述”。12月，遂与蒋百里等一行游历欧洲。周武撰有《论梁启超三次“脱离政治宣言”》，对此所论甚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请参阅。梁任公自述1918年年底动身赴欧游前，“是晚(12月26日)，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册，第874页。百里拜任公为座师，实属亦师亦友之间。1920年3月，梁任公返国，与百里等同好一起，热心办教育、创刊物，赴各地大学演讲，内心返归史学、静心著述之心更切。而此时萧一山正在续纂《清代通史》下卷，很想随侍任公先生左右，采访“维新变法”口述史料。1925年9月，梁任公终于入住清华园附近，专心担当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先生从北大毕业，梁任公即由天津荐书清华校长，被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员(后改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兼任留美预备部研究指导。先生藉北大之光，得拜识恩师蒋百里；又藉恩师之光，走会梁任公座下，转成私淑弟子与教学助手，此非一生之大幸，又当何谓？
梁任公于自己所倡导的“新史学”，编出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乃是一生无时不忘的个人“野心”。欧游归来，尤专力于史，欲以余生著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并已拟订详细纲目，凡分三部二十九篇，单独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其叙论。从《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的书信看，任公先生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中国通史”书稿，但体例为《载记》、《志》、《传》与《年表》。后来其纲目有过重大修改，且又产生《中国文化史》更宏大的纲目。两者关系与演变，尚待细考。我比较认同葛志毅《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所说：“后来他所称的文化史，实即其原来心目中的通史。而从内容性质上看，他所说的文化史，即相当于一部社会发展通史。此所谓社会，乃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构成的一个总体。”后述两“目录”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以此宏大体制，故有下面任公先生愿“同志二三十人合作”的讲话。然终为种种俗务所牵累，无以脱身，“耗其精而荒其业”。及至1925年后，遗憾渐深，心情愈急。1927年初夏，清华研究院同学在北海聚游，邀请任公老师参加。此时，萧一山已应蒋梦麟校长之邀，于1926年返回北大任教。任公先生下面的讲话，很能反映1925年以来的内心活动：
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起，或散在各处，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引文原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谈话时间为1927年初夏，周传儒、吴其昌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1143—1144页。
苍天有眼无珠，致手术失误，1929年正月，先生道归西天，年仅57岁。《中国文化史》正文仅撰成《社会组织》一篇，余则久久盘旋心中，难以释怀。此岂独任公先生终生之憾，亦是中国学术的莫大损失!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五篇一百三十二节，叙曰：1927年“(康)有为逝世，任公仍欲完成中国通史之作，决摆脱各事，从事休养。因王国维投湖自杀，颇受刺激，旧病复发”。此为萧一山亲历见闻，可作信史。（第1863页）
这样也就容易理解，只要有史学的年轻俊杰出现于眼前，晚年的梁任公即刻就会神经兴奋，关怀、提携无微而不至。所幸在清华有一入室门生、一私淑弟子不期而遇，不负师恩，终于为中国新史学留下了两部足可告慰先生的“通史”名著。前者为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另一本正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还须补一笔：萧、张两先生，名义上还有师生的名分。萧一山作有专文哀悼张荫麟，记述其事曰：
回忆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梁任公先生由天津来信，说清华学校拟约我担任中国史。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因为任公先生任研究院导师，可以朝夕过从请益，为我写晚清史的资料……十月开课，我担任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张荫麟兄就是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在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张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外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因和任公先生谈及。任公先生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瓌宝。独惜其体质太弱，恐不克享天年耳。我当时也这样想，所以常常劝他锻炼身体，勿太用功。
十余年后，两人有过两度相见，张荫麟坚执弟子礼。萧一山作文时，距清华初识20年不到，世风已大不如前，故先生感慨道：“我教他不过半年，实则师生的关系很浅，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他在学校时的成就，业已为大师宿儒所特别器重，在常情则可以朋友论。二十年来亲炙受业的千万学生，一经成名，竟把老师忘掉了，客气的则改等为先生，不客气的则改称仁兄，而张荫麟只依然抱一日之师终身不改的态度，执弟子礼甚恭，绝无暴发户之丑”，末云“因此我常常地感觉，天生奇才而不假年，徒为历史上留一恨事，任公先生十七年前的话，不幸而言中，岂真张荫麟兄只具夕死其道的精神，殆亦忧国情殷，斯人憔悴的缘故呢？!”萧一山：《悼张荫麟君》，《非宇馆文存》，卷十，第59—61页。
我在前文中，曾发过感慨，说最令我感动，甚且有点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后学景仰与追慕贤达的那份真挚，以及名士贤达对待后进优秀的无私，于是才会有世纪难得的人才高峰，因缘际会于一时。想不到从蔡孑民、蒋梦麟，到梁任公、蒋百里，再到张荫麟、萧一山，又给我增加了那么多感性的体验！
张荫麟遗憾地没有能留下完整的“中国通史”，花甲之年的萧一山，40年后，终于拿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通史”。先生自述说是由于受到两个刺激而起：第一个刺激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经常劝我续写《清代通史》下卷，包氏甚至坦白地说：“您现在还不动笔，将来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成了。”第二个刺激是胡适之博士的去世。胡博士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本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令学术界的人士至今感到无限的惋惜。我不能步胡博士的后尘。参前引《中央日报》记者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08—714页。
“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当萧一山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当日老师们的期许，岂止只是一部“清史”？看梁任公序文，说得何等地恳切：“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朱希祖在序文中也说：“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所以乐为之序，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老师们的期望，也是年轻萧一山的追求。萧一山在清华以及北大、北师大等校教授“中国通史”。在北师大时，编印过《中国通史大纲》，《非宇馆文存》卷五载有《中国通史大纲序》，称讲义约二三十万言，写于1926年2月。据《文集》附录，讲义仅上古迄宋代，凡五册，也非完整通史教本。1949年前，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鲜有讲授完整的，甚至有讲至秦汉前戛然而止者，亦一时之风气。在20世纪前期，治史者深受社会急剧转变的刺激，抚古思今，多少都有过编纂中国通史的创作冲动，包括被认为治史仄深的陈寅恪，萧一山也不例外。从传统经史子集的“乙部”演变为新史学期望的“普通史”原文为General History，见《清代通史》“叙例”。民国初极流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就说今日史学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源出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本。与兰克派不同，鲁氏美国“新史学”主张历史是整体的、连续的，需要多种学科的参与，综合研究。，意味着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需要经历一番改造。百年回头看，才知道这可是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既充满着学者间价值观不同追求引起的碰撞，也长期受困、实际也受益于“专”与“通”对峙产生的“张力”。
如果说“专”看重的是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学科的“现代性”，职业共识性规范的建立，那么“通”关怀的是史学的社会化，着眼于整体历史的评估，当下“国民性”的改造。萧一山很看重“通”的意义。他在《清代通史》“导论”里就是这样说的：“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而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濬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这里表达的，对史学使命的认识，也正合乃师梁任公“新民说”开发民智之义。
20世纪之初，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不是不想走出“国运衰替”，而是靠什么“走出”、怎样“走出”？仅凭一知半解的西方“世变之哲理”，全凭光电声化“实用之科学”，就能够助我们走出政治暗浊与经济衰弱的“国运”吗？年轻的萧一山，因先前知识的积淀，受周围师友的影响，却拥有了最沉重的历史感，后人看来似不无文化保守的情结。这种历史感，始终不离对千年中国长期变动轨迹的观察(《清代通史》下卷有专节讨论“一治一乱之循环律”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第一章，第35—43页，先从人口问题入手该题，后文又兼及土地分配、政府官吏榨朘与列强侵扰等问题的讨论。 )，强调“有渐无顿”的历史哲理是如何冥冥操纵，支配着中国历史前行的每一步和每一关键时刻。进到海通大开，历史更在异常痛苦中渐行渐变，中国经历各种反复甚至灾难，更是领受着“非常”之“常”的煎熬。先生希望能用丰富生动的“通史”，通过历史家的全面盘点，揭示本土社会变动的特殊性，以此濬疏民族的智慧，让国民能对“社会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困境，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具有必要的文化素养，用以从容应对。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关怀，在民国初年，实际只限于新式学校圈内少数人士，在政界、工商界回响甚为微弱。那时多少人沉溺滚滚红尘，短视于眼前的一功一利，以为文化不济实用，历史仅剩茶酒席上的笑侃，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方大惊失色!我依稀感到：或者是有某种定力牵引着，凡执著于历史感的人，注定要与追逐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不合，总多杞人之忧，易被讥为不识时务，时过境迁，再回头看，他们似乎又像是先知先觉者。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导论”，行文不长。读完该书三卷，结合全书的议论，再读“导论”，就能体会，《清代通史》给予我们的，岂止只是先生叙述的清史，更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值得反复咀嚼。
萧一山用“清代通史”作书名，当时颇有人表示异议，显系断代历史，冠以“通史”之名似属“不典”？先生在“叙例”中，前后有两次文字不尽相同的辩解，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萧一山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的一环，认为秉“经世致用”宗旨，“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语出王充《论衡•谢短篇》，也是梁任公平时喜欢说的话)。不满于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主张应运用“倒叙之法”，以先讲“近代史”为当务之急。这一见解，既是当时一部分史学先进的睿识，也可以看作先生个人何以缓作中国通史、全力创作“清代之中国史”之充分理由。“清代之中国史”，语出《清代通史》1923年“叙例”。萧一山对清史的定位，在《清代通史》“导论”里称“近世”，而谓民国为“现代”，可见当时将清代视作近世，与刚进入民国有关，并非从社会形态说立论的。至《清代史》(清史大纲)里，萧一山径称“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以欧亚通航与西学东渐为标志，定明清之际为近代之始，就具有史学分期的意味了。后见1945年12月上海商务初版，第1 页。
后人评析《清代通史》，无不知萧一山持“民族革命史观”，作为其历史通识的“史心”。笔者看到的资料，吴宓似是最早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时为1933年。1932—1934年，萧一山与陈恭禄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文字战”，吴宓时任刊载论战辩文的《大公报》文副版主编。1933年4月，萧一山从伦敦发出再辩长文邮与吴宓。文章开首，先生从吴宓所加“引言”说起，谓吴宓肯定《清代通史》的价值，“自愧不才，曷克当此？惟缺点似在革命之意味过重，此事弟另有解说，将详下卷。盖洪杨不许以革命，则不惟无以知中山主义之来源，更不能彰清初遗民所藏之深痛”，并力辨“弟研究清史，对于诸帝，察其行性，备致推美……初不以其异族而歧视之”。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非宇馆文存》，卷九，第31—33页。既吴宓有敏感，向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梁任公却不表示异议，且十分欣赏该书，何以解释？
先得说明，萧一山清晰的“民族革命史观”表述，始出于晚至1943年四川三台写作的《清代史》“引论”。先生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由此将“近代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清廷，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萧一山《清代史》“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第1—10页。
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的反清起事，看作是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在当时确属别开新格局。在先生则是基于历史的通感，从对象的共通(反清以及后来的反列强)入眼，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连续性。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先生《自述》所说“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后学失敬，愚以为或许是受抗日战争的刺激，史学的政治意识过强，难免就会犯“因词害意”的毛病，例如将“推翻满清帝制”称作“民族革命”，就很勉强，不是又落入了“种族革命”的陷阱？
吴宓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书写争论的一个重大情节。今人就有将这种书写方法的歧异，归纳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分对峙的。两分之法，固然因简化而变得明晰，易于入手评论，但过分地执著，容易遮蔽当日相互重叠、交叉、转换的历史复杂面。例如，被公认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最高水平的，是孟森先生。语出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清史论丛》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从表象看，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孟森是“两头不到岸”的另类，既不取“现代化叙事”模式，更反对“革命叙事”。孟森明确表示：“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孟森：《清史讲义》“总论”第一章“清史在史学上的地位”，中华文化服务社1947年初版，第3 页。
孟、萧两氏对革命的表态，似乎立场迥异。细检两先生的著作，参考当日具体情境，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鸿沟相望。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崇尚史德的声气相求，常常让他们走到一起。孟森长萧一山24岁，为师长辈。早年曾任幕僚，参与晚清宪政。民国后脱离政界，渐有清代史事考证文问世。1929年起，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清史的代表性专著遂陆续出版。谓萧一山开清史研究风气在先，而孟森居第一代清史学者首席(尤以晚清以前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应是公允之论。萧一山对孟之成绩，亦大为推崇，称“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见前引萧一山：《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
孟森所攻，实具体有指。孟森首先是对章太炎等人辛亥前“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极度不满。再次，不能容忍民国初年如《清史通俗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之流“小说家”书泛滥于民间，“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通俗好奇之听”孟森：《清朝前纪》“叙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所指如《清史通俗演义》，蔡东藩编，1916年会文书局出版；《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此外如野史《满清稗史》、《清代述闻》、《清代异闻》、《满清外史》等，亦属此类。这类野史或通俗小说，正史与传说夹混，半真半假，绘声绘色，甚或荒诞淫秽，彼此抄袭者亦不在少数。早为孟森不满的，可能也包括1904年出版的孙中山序、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1906年出版的章太炎序、黄世仲著《洪秀全演义》，以及章太炎在《民报》上的许多言论。。在这里，孟森强烈维护史学的尊严，鄙视“诬史”暴露的，承袭旧套的丑陋“国民性”，例如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成王败寇的腐俗史观，以及肆意丑化前代历史的写作风气，等等。孟森认为这种偏向，无益于客观严肃地检讨前代得失，有失史家品格。检阅《清史讲义》，孟森虽对白莲教、捻军等均以“匪”、“贼”、“盗”称之，对洪秀全的起事，则称“太平军”，设专章辨析太平天国治军治民各种制度，叙述甚细，对其创制良意也有所肯定，但谓洪秀全“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应属不刊之论。孟森：《清史讲义》，第四章第二至五节；第五章第一至四节。萧一山早在1923年初版“叙例”里即表态：“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一山先生在这里指出另一种“史病”，即“粉饰已甚者”。前几年清宫电视剧且有“再活五百年”歌声响起，不亦是孟森所斥的“冀耸通俗好奇之听”？两种“史病”，一左一右，似孪生兄弟，均不应为史家所取。，此与孟森先生可谓同调唱和。而萧一山对民众反清革命投注的热情，自然是孟森所不可能具有的。如《清代史》中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之壮澜”，但也不是无原则的赞颂。阅先生《清代通史》与《清代史》，论旨一以贯之，前者对太平天国的检讨极详，后者更积多年研究心得，类多精辟论析。如检讨太平天国失败，条分缕析，评洪秀全曰：“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托，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不能认清历史背景，好逞己意，妄事更张”，终至威行专制，帝制自为；“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萧一山：《清代史》第六章第三节。参阅《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第七章，第296—316页。
清代268年，一直交织着战争与动乱，真正“国泰民安”的时间不多。萧一山以“有渐无顿”的史眼观察有清一代事变，看到的是反复动荡之中的连续性，以及历史一步一步地逼着人们前行的那种选择的“无奈”。特别是经历甲午中日一战，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制列强”，已经到了“存亡莫保之时期”。不管今之人如何事后诸葛似地埋怨“救亡图存”耽误了“现代化”，是时凡有良知者，莫不因心动而至行动。历史可供国人选择?，原不是一种可能，最少损失、最大获得的选择，书上写得明白，国人也追求过。然而假若直面历史的实况，我们不能不敬服萧一山以下的史论是冷峻和深刻的。他叙述的历史逻辑完全基于史实的客观：当时国人作救亡图存运动者，唯有康梁之维新与孙黄之革命，最有意义，也影响最大。事势的演变却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当宪政变法失败后，失望之人转而革命；清廷逼于革命之势而行“新政”，“新政”实偷袭变法宪政之要求，却迟迟不欲实地行施宪政；对“新政”的失望，转而为革命之势滔天，最终革命成功，则转为共和。先生总结这种苦涩的“历史三部曲”，说道：“晚清历史，恒以此二者为中心，以求中国之自强与改造而已。此二人在表面上为对立之两派，其互相排觗论战之激烈，有时且超过所欲打倒之对象；然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民未必能倾心共和也，故所谓因时修改者，历史渐变法则之所必然。”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2262页。在这里，我们可充分欣赏到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之综合，由征实而知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也就能理解王家俭先生以下的牢骚，不是无病呻吟：“目下国内的历史学者大体可谓从事于专题研究者多，留意于通史研究者少。如果按此方向发展，将来可能会造成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材，却很难培养出几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这也许是史学界的一大隐忧。”语见张其盷《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5页。王家俭文，载同书，参前引注。
对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要作同情的理解，涉及“民族主义”、“革命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本文与笔者的能力。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说说。晚清至20世纪之初，时人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差别之大，歧义之多，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迥异，非今日所能想像。例如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专门就Reform与Revolution二词之翻译进行辨析，认为日人翻译不确，“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并发挥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之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903年致徐君勉书，更袒露内心世界的真实：“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注意：此处又用‘革命’一词——引者按)，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前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九卷；《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三册，第320页。至于他与《民报》的分歧，可以用梁任公自己的话挑明关节所在：反对极端破坏，张扬宪政民权，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2344页引梁启超民国元年蒞报界欢迎会演说词。；“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萧一山对梁任公的相关述评，分见《清代通史》下卷，第1867、1869页；后之引文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00页。。显然，在《清代通史》里的梁任公，中心意思是中国必须变革，但也可以采君主立宪制，有时也称“虚君共和”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要实行民权主义的宪政。以上两点，都与中山先生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这是萧一山对任公先生的理解，或者认同于乃师的地方。笔者以为，这一理解完全符合梁任公先生行动的实践路线。对清廷失望之时，就会与孙中山有联合反清之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发表檄文公开决裂，策助蔡锷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后来又不惜违抗康师之意，强力反对张勋复辟。这些都充分体现任公先生对宪政的追求是何等地执著!笔者所说难免疏陋，不够周全。读者可详参张朋园先生新版《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2版。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下卷，特别揭出1918年孙中山回复蔡元培书，内云“清世秘密诸党，皆缘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复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凡界划井然不紊”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三十七章，第2258页。。还先后引述孙中山1912年就辞临时大总统对北京同盟会会员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1924年《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第一讲”：“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分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8、93页。中山先生这一时期的讲话，是要向公众明白宣告，他不想把以三民主义为主旨、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混同于秘密会党的传统“血脉”。但革命党前此活动，多联络会党以成事，亦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辛亥后欲划清界限，实际也?映中山先生在辛亥之?，从思想与政治信仰方面说，内心不完全认同于秘密会党；利用秘密会党，仅为时势之所逼。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显系萧一山作史所严格秉持的立场。读者细读《清代通史》全书，可以理会得到此中的曲折之意，必不致误解先生对前此诸类“民族革命”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读萧一山事迹两月有余，感慨万千。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后，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发奋，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先生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坚挚信仰，视民族安危若己身，归国后虽曾致力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汇辑印行，未及二年，国民政府渐以应战重心西倾，先生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动。一方面投身大学教育管理，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三年有余)、(内迁之)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亲自授课，广延良师，努力履践蔡孑民治校宗旨。另一方面，渐以文化人身份涉足军政，历任庐山训练团、峨嵋训练团及中央训练团讲座指导员,演讲频繁；创设“经世学社”与“经世半月刊”(后改为季刊)，印行《游击战术》等书。据余协中“悼一山兄”，在河南大学时，先生创办游击训练班。参与此事的，还有范文澜。该书是否为范老所著，在范传中曾有提及，然未见原本，暂存疑于此。然先生聘范老，亦彰蔡元培“兼收并蓄”之风。《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47页。抗战期间，被选为部聘史学教授(另有陈寅恪、柳诒徵，共三名)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辅助李宗仁处理政务三年，事必躬亲。1948年5月起,就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恪守监察之公责(友人戏称之“御史”)，尽心敬业。其中最著名者，为1957年对“行政院院长”俞鸿钧的弹劾案，先生主稿。另有纠正民政厅新生地开发案、诉傅云等渎职案等，亦名震一时。《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大事记”。虽先生自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然事务所关，愈益疏离于“学院”，不复享有悠然学府、师生互动的充分情趣。据1947年公布的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宪法》第103条：“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在高校，原指校董事长或董事，然萧先生等洁身自律，一概不在高校担任教职。纪念文多有提及，不再另注。但有一事必须提及，先生居台期间，除定稿《清代通史》外，基于旧作改写成多种简易读本，收入“国民基本知识丛书”，赐惠青年学子甚溥。1958年出任“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会委员”，1960年参与张其昀主持的修订增补《清史稿》，任副主任。此书以《清史稿》为底本，主要在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清民之际等方面作了较多增补，尤其是传记人物的增添颇为费力，最后以《清史》为名刊印，分装八册。但张氏急于成事，编纂匆促，学界褒贬不一。此项校订后由《清史稿校注》完成，虽亦由“国史馆”参与，先生已不及于此了。由此而感，萧先生之一生，若步梁任公后尘，彷徨于著述与从政之间，师生何其相似乃尔？!
有先生故友之子，作文善意地叹息曰：“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四十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指1942年左右，确切地说，应是1945年前。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清代通史》外，计有《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版)、《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国立编译馆委托出版，凡十册线装一函，1935年)、《太平天国诏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版)、《太平天国书翰》(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7年版)、《非宇馆文存》(贵阳文通书局1944年版)、《曾国藩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清史大纲》(重庆经世学社1944年版)等。《中国通史讲义》，系先生在清华、北大、师大之讲稿，迄宋代，凡五册，未公开出版。代表性史学论文也大致发表于1945年以前。《清史大纲》，一名《清代史》，十二章，二十万言，实据《清代通史》，兼以积年所得心得体会，不繁征史料，史事纵横旁通，议论一气呵成，“全书勾玄提要，体大思精，诚为大气磅礡，匠心独运之钜作”(张其盷语)。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收录出版，惜校勘不精。非专业人士，先读《清代史》一册，即可得先生清史研究之精粹；欲求详细资料依据，再检《清代通史》。以他漫长的76年人生来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尤其相比于陈寅恪以花甲之年兼又瞽目和遭受政治压力等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及若干很有影响文章之创作，则二者间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因此，经过这番比照之后，我还是认为我原先所以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中国纪念文有为尊者讳的习惯，但也为后之治史者带来某种困难。上文引自陶世龙“五柳村海风版”网页。陶世龙之父陶元珍，史学家，抗战时任教于萧一山任文学院院长的东北大学，过从甚多，且为“经世学社”候补理事。陶世龙的这种感慨，是不是曾得之于父执辈私下议论？笔者有此猜测。我的感想则更进一，一个时代造就一类?才，而一个时代也限制着一类人才，这虽是“时势造英雄”之旧谓，亦由人生选择之难，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笔者欲通解萧先生经历之所由，无缘翻阅先生“自述”，就想到由梁任公助窥其弟子心影，检读《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的1925—1928年全部家书。梁任公所写家书，晚境渐现，件件直抒胸臆，坦白磊落，感悟先生不能须臾忘却政局，不欲发而不能不发，实是平生信念所系，亦由时局异常，不欲恋权，却不能忘情国是民生。如1925年7月10日给令娴的长信里说：“思顺信说：‘不能不管政治’，近来我们也很有这种感觉……看来早晚是不能袖手的。”（第1048页）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信”里说：“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次，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第1114页）1927年2月28日又说：“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第1118页）俱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一至十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寅恪老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最为任公先生难得的知音。读至“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50页。，乃释卷而长叹：若梁任公，若萧一山，身影虽已远去，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后学不敏，岂能完全体贴了解、通释无误？笔者只能至此收笔，以俟学界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2 期)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洋洋大观，厚厚五册。上卷初版至今，已越80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的或许已经不熟悉著者萧一山的生平。萧一山(1902—1978)，江苏徐州人。笔者推荐阅读萧立岩《萧一山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萧立岩，已故，为先生徐州同乡同族。全文所述事迹准确，且对《清代通史》内容有较详细的概括分析，是笔者所见怀有敬意、持论较为系统公允的大陆代表作。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大三年级的学生，年方22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40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与此前的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像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地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华东师大出版社几经努力，获得了《清代通史》的正式版权，消失于大陆书市近20载的巨著始得重新印制，贡献于读者之前。后学不敏，秉同情了解之精神，以导读形式，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已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络，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版。本书原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出版，参与写作者为童书业、方诗铭。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稍感遗憾不足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引文，未加注来源书籍。旧日“通史”习惯上极少加注史料出处，钱穆《国史大纲》就不加注。这一做法毕竟不便于读者检阅查对。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藉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智，世无定评。让她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1900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著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该书于1899年编定，由梁启超题写书名，1900年木刻印行。1902年重订，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注。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和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娴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賵襚者，国死而齎送亦绝，可不哀者？”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齎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清国史馆首创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乾隆二十五年(1760)、三十年(1765)二次重开国史馆，历朝均有辑修。除《实录》、《会典》外，历朝开馆修编的《国史列传》，实为《清史列传》所据稿本来源之一。事详王锺翰《清史稿略说》，《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史料的价值，萧一山的看法比较公允：“史料之性质与价值，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倘社会上果有绝对真实之原料，则又何须乎史家为耶？”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政府。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笔者所得，此语最早见于《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董文炳传》。1276年元兵入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明末黄宗羲则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南雷文案》卷六）晚清魏默深《进呈元史新编序》：“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古微堂外集》卷二）至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重提旧话，云“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今虽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金明馆丛稿第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页）？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则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绝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634种书籍，仅史部即有157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清朝政治日趋衰微，岌岌可危之际，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藉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指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乙酉纪事》（一作《嘉定屠城记略》），前者述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作舆论准备。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四。原书最先由贵阳文通书局1941年印行，唯一册。后经著者增订，篇目有增，分三卷，由经世学社1948年于北平印行出版。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王家俭：《萧一山先生对于清史研究的贡献》，载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萧一山先生文集》下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第735—759页。《文集》编于先生病逝后，分为著述、行述与大事记、附录三编，分装上下册。含图文共1036页，文字实934页。萧立岩：《萧一山传略》，参前注。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作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三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王锺翰：《清史稿略说》。有关《清史稿》编纂始末及其成败得失，锺翰先生叙述准确详尽，持论最为平允。收入《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之《清史稿》最佳版本，应属台北《清史稿校注》，费时十余年，据云校订修正约计八万余条。。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孟森认为《清史稿》虽属未经官方认可之书，然而取材编纂却具备历代官修史书的条件，可以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先生且说：“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参孟森《明清史讲义》商鸿逵“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藉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们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藉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梁启超：《萧一山清代通史序》，《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刊本1923年版。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清史稿》刊印第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此文及容庚语，转引自《清史稿略说》，详前注。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郞、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我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库吉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我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心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详参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第十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东洋史”的发展，与日本“亚洲主义”，以及日本国当局对我国东北、台湾与朝鲜的特殊关怀，均有联系。此已为日本史学史的研究者所共知。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参前注。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八十四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郞《清朝衰亡论》、《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郞《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郞《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笔者所据《清朝全史》为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1960年中华书局再版本，该书原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4年12月初版。初版本，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有藏。稻叶君山，又名稻叶岩吉(1876—1940)，1897年在东京学习中文，1900年前往华北游学，后进入汉口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支店工作，曾游历华中一带。日俄战争时，担任军中翻译。他私淑内藤虎次郞，1907得随其赴满洲考察。后进入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参加《满洲历史地理》编纂。习中、韩及老满文，出版《清朝全史》的次年，又有《满洲发达史》应世。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文载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五，第11—12页。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搜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1923年，三年级，“本年先生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二编”，第640—642页。。
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著，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中华印刷局初版于1923年12月。1925年12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援引者多作“中华书局”，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仍不能确定中华印刷局是否系上海中华书局分局？此处存疑。据《清代通史》上卷初版版权页，注明著作兼发行者：铜山萧一山；印刷者：中华印刷局(北京梅竹斜街中间电话南局1673号)，笔者揣测初为著者自费出版。初版中卷，遂改为著作者：萧一山，印刷兼发行者：中华印刷局(地址同上)。作者并有附言云：“本书上卷出版后，不及三月，销售殆尽。中卷久当付梓，止于经济困难，迟延至今，屡承读者函询，不胜歉疚之至!下卷述同光以还事，故旧遗老，犹有存者，拟笔咨访，自不免稍稽时日，本年秋季，或可出版。一俟剞劂，当再通告。一山附启。”“本书广告”内言：卷上，内容约六十万言，凡八百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卷中内容七十余万言，凡九百余页，装订两巨册，定价三元五角。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30—40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1962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1926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藉机偷印)。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向世，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修订本第5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近所图书馆”，顺此向原藏主致敬。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二)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情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著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22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40年间，早有下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向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如神游桃花源，须经极狭极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入口，方有豁然开朗的惊喜。然而，有关萧一山的身世与亲友、门生的回忆，在大陆能看到的少而又少。除了他写作的两部清史，其余的文字极不易觅得。幸蒙台北车守同君辛勤搜罗，在一二月间，得以陆续窥睹到一大部分材料，不敢说全，至少算匍匐而过“入口”，数十步外，依稀看得到“桃花村”了。
1950年，萧一山全年沉浸于写作《非宇馆五十自述》，直到次年一月中旬止，称“以个人之经历为重心，敷陈时事，似自传而非自传，谓之曰回忆录，亦无不可”，共四册，凡二十一章、一百节。后来又陆续补记，至1973年底封笔，易名《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云“余之自述，字字皆有据之言，其目的不在为个人标榜，乃所以示范未来，为近数十年存真正史料而已”《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非宇馆五十自述(节略)”，第585—586页。。因涉及民国诸多人事，该书稿至今秘不示人。笔者对先生写作的若干关节，常有猜测而不能解，或解而不敢自信，更感慨现今被尘封秘藏的，何止一生之经历，更有众多为后人未知少知、难以感悟的，专属那个时代的实情实景，岂能不为之憾惜乎？1973年12月，先生写下《自述》“补记”，文末动情地说：“《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恭读之余，欣喜若狂，此非先生为解读大著成功秘密，提示于后人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吗？
1921年春，萧一山由山西大学预科毕业，而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于梁任公实无正式师生名分。1923年12月1日，梁任公为《清代通史》握笔作序，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赞誉有加，谓“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眎，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编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对“技术罕见”一语，先生挚友、著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的发挥，最得先生之心。杨氏于1930年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1933年最先在《图书年鉴》向书界全面推介萧书。晚年为萧著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史迁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全书十七篇，分九十六章，四百二十九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著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著述、外交章约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杨家骆：《萧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稿跋》，原载1963年7月29日《中国一周》。现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7—680页。。
梁任公系倡导“新史学”名帅，当然希望麾下良将“多多益善”。在梁任公，老骥识途，检阅部分，即掂出书稿分量，愉悦地将其罗入帐下；而在22岁初涉史界之萧子一山，获此奖励，若一举高中，春风得意。
萧一山出身徐州书香门第，称兰陵萧氏之后裔。先父宗雅公四龄而孤，“感门祚之单寒，特奋志于学，好史鉴，尤喜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北闱未售，绝意仕进，乃以教读为业。对诸子家教甚严，尝贴一门联，曰：“勤俭持家，心存忠厚；诗书教子，志在圣贤。”先生居幼，父母爱之最切，自述由入塾受读经子，而后入高小至大学，悉受陶熔，“每假期归里，依依膝下”，听父讲述故事及治学方法。初著《清代通史》上卷，“吾父指导之力居多”，“勉其专心学业，早日成书，再加修正，俾作定稿”萧一山《非宇馆文存》卷十载有“家父母七十寿辰征文启”、“先父宗雅先生行述”、“先妣伏太夫人行述”三文，藉此可知一山先生家世及学术之先前背景。。
生当新旧嬗递之际，萧一山承接家教私塾的启蒙，读经史不辍；后入新式中小学，均逢良师指点，兼以禀赋杰出，既不坠旧学根底，又初接新潮洗礼，自然是少年成名的一些先决条件。但笔者妄测，至此而止，即便有志清史，也只能步武纲鉴而已，恐很难诞生新式清史惊世之作。易言之：若不走入“开风气之先的北大”，萧一山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开启编纂新式大型清史先河的第一人。
萧一山是在五四运动之后，1921年的夏季，走入北京大学的。是时，蔡校长正在欧洲考察，因不满北洋政府，发生第二次辞职风波(未获允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详参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故萧一山实无缘亲聆孑民先生的教诲。由此，恕我进一步申论前意：假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萧一山，这并非因为马神庙或沙滩红楼那块“风水宝地”特别有什么神灵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校舍在景山东街的马神庙四公主府。从1916年起，学校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后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均集中于此，人称红楼。其地北邻圆明园、颐和园，东邻清华园，不惟景胜，且系文脉所在，被近人视为“风水宝地?。，甚至也不完全是指“北京大学”那块校牌，而是因为沐浴在由蔡孑民先生一手开拓的“风气”之中。由自由与民主精神催发的，生机盎然的文化风气，造就了北大，也造就了萧一山，更造就了群星璀璨、人才成团涌现的独特世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比拟于战国“稷下论学”的一段最好时光。
萧一山写有两篇纪念蔡校长的长文，前后都重复这样的意思：蔡孑民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拓了一种风气，“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他们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分见第486—513与515—520页，参前注。对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先生充满真挚的敬意，“开拓风气”四字，更是说到根底上了。蒋梦麟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他的追忆，也感同无异。他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北京，潮水消退，仅留下一些贝壳，“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在他的培育下，北大思想自由开放，学术兼收并蓄，成为了“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非常像“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蒋梦麟：《西潮》，台北辅欣书局1990年版，第133—134页。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梦麟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在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先生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强于任事，是北大又一功臣。参马勇《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华东师大史学先师吕思勉，在蔡先生逝世后，撰有长文悼念，英雄所见略同，大大发挥了“风气”两字的深意。吕先生说，改变风气，最需要“有力者的登高一呼。最适宜于负此责任的，自然是国立大学。然而国立的学校，往往奄无生气，甚至于守旧顽固，与新机为敌。于此，孑民先生的功绩，就不可没了”，接着，又极富哲理地总结道：“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这就是昔人说璿机，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吕思勉先生遗文集》，上册，“蔡孑民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403页。萧一山幸运地走入20年代的北大，恰如诚之先生所言，中学时酝酿的学术冲动，获“璿机”功效之赐，抢得编纂清史头牌，极像是“天人合一”的景象。
先举一个事例，藉以说明当日学习环境优越对先生的影响。1921年，萧一山考入的是北大政治系，而非史学系。纪念文章屡有猜测其第二年转入史学系。笔者详检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所撰《行述与大事记》，均未涉及转系事，似传闻非实。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35—642页。抑或北大时有类似辅系的灵活制度(类今第二专业)，总之，转系与否，若阅先生《自述》，或有明确答案，目前只能存疑。其实，早从1917年起，蔡校长就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规定修满80学分，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即可毕业。这一选科制，提高了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建立各有特色的知识结构的自由度，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见前注高平叔文。。晚年，记者对萧先生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该记者写道：“他不是在大学预科求学时就决心从事于史学的研究吗？为什么他要进北大政治系呢？据他解释，他学政治的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史学。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80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之中却选修了170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1968年)，第708—714页。萧一山的这种求学路向，其实也是当日北大史学系所要求于学生的。1923年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写得明白，“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 1923年9月29日。转引自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先生学分已积至212%，能毕业不急着毕业，汲汲皇皇奔走于北大各教室，有什么好的选修课程，一个都不愿拉下，实践了蔡校长“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宗旨。假如说蔡校长是现代“孔子”，那么萧一山就是闻道争于朝夕的“颜回”了。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系兼教授历史哲学，为萧书初版撰有序文。先生在北大读书，拜师之广，问学之勤，由此可见一斑。《清代通史》初版，俱载八篇序文，除梁任公、今西龙序外，还有朱逷先（希祖）、蒋方震（百里）、李守常（大钊）、杨适夷（栋林）、李革痴（泰棻）、蒋梦麟序，总计八篇，极一时之盛。商务改版后，仅存日本今西龙与梁任公序。笔者建议华东师大版应恢复所有旧序，未知能如愿否？《清代通史》重视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历史，各段均设有专章，兼以政治、文化、外交各节经济背景的分析，总比例应不少于1/5，为前此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不能不说，这与李大钊当年的倡导大有关系。
由此而拜读《清代通史》的“导言”与“叙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年轻的萧一山何以对古今中西史学有如此通贯的了解，且不乏独到的体会。如先生领悟历史事变，认为它具有互为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的特性，即古人所谓的“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如若割断历史，不细察历史内在的连续，就不可能从历史复杂的形相中，锐利地把握历史运动节律与走向的微妙。先生进而立论说：“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清代通史》初版以及以后各版，均于正文前载有“叙例”与“导言”。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据台北本影印，阙载“导言”。今华东师大版，例应恢复旧貌。两文均收入《非宇馆文存》卷五。笔者不能不叹服，80年前先生所持史观，或今日虽不能入“先锋派”法眼，但也绝不称落后陈腐。以此史识，详加甄别史实，贯彻渗透于叙议相兼的“新纪事本末体”，体大而不偏倚，富卓识而不诡激（书中对曾左李诸人与太平天国成败的精彩评述，就是贯彻这种史观、史法的，极见功力，读者可注意检阅请详参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太平天国之始末”，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难怪梁任公要情不自禁地大赞“识力精越”!
蔡校长的另一项功业，就是将清内档转移至北大整理，对促成《清代通史》启动，关系致密，在此也一并揭出。
在蔡校长的感应下，北大史学系是在中国大学最早设立《清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课程的。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述之较详确：北京大学于1917?设立史学门，首开“清代史”。1920年后,史学系设有“中国近世史”(指唐至明亡)，预科则设“中国最近世史”，即为近百年史。1923年，始有“现代史”课程，安排在本科第二学年。课程指导说明称：“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故现代史在史学中之位置尤为重要。”但这一课程计划只推行了两年，1925 — 1926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就取消了“现代史”课程。至1930年,北大史学系又新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分民国前及民国两部分，“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辑史料为主，及新发生之史实，并练习组织记载”。但新式清史草创，万事开头难，披荆斩棘的窘境，殊非后人所易想像。当上卷初版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朱希祖为北大史学系首任主任，广揽人才，耆儒新进，兼容并收，有蔡孑民之风度。先生特别重视史学理论的建设，聘用李大钊、何炳松同时开史学理论课程。何炳松依据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并于1923年译出《新史学》，先生有序。笔者意谓萧一山“有渐无顿”史观，即蜕变自《新史学》，以本土化语言道出，今之学者多食洋不化，不逮前贤通变，堪为一叹! 参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为《清代通史》作序，即已委婉地预示“萧子一山”：“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惟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以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颐，迥异前代。外人清史记载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对老师后一点提示，萧一山要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了解民初20年间史学思潮者，当知梁氏揭“新史学”之外，尚有傅斯年“科学派史学”与之旗鼓相当，关注重心各异。后者倡言“史料即史学”，主张应先致力于专史，不宜遽然而著通史，实是承接乾嘉一路而来，以史料考订仄深为贵。萧一山早年受经学熏陶，敬佩顾亭林的“通儒”之说，相信史学应以贯通为务，贵在“知古今之所以变”，但也不废乾嘉的考据精神。关于史料之必须齐备，除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余英时赞严耕望“地毯式搜寻”、严耕望引陈垣“竭泽而渔”说外，罗家伦又有“猎狗似寻材料”说。罗家伦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76年版。此种观点实受民初兰克史学输入的影响。萧氏对此有了解，但也有所保留。因此萧一山草属《清代通史》时，虽有牛犊险入虎穴的勇气，但也意识到须在史料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有超越前此所作“清史”的通识，又不致贻笑于考据派(先生谓之“新汉学”)。而就清廷史料而言，当时也只能在北京，可获近水楼台之便。有幸的是，萧一山初来故都，即躬逢史界盛举，那就是一向“养在深闺”的清廷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藉蔡校长之力，征得教育部同意，1922年首次“出借”到北大。蔡元培呈文内云：“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的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刻期成功。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刻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5.12)，《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9页。
此事原委大体是：清室拖至宣统帝登基，宫内事务也已经不堪腐朽。因一次偶然事故，醇亲王载沣嫌内档太多，满目皆是，无处着手，竟下令将那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堆放一起，以候随时销毁。幸经张之洞力奏保存不动，方逃过一劫。1914年，一大堆内档遂易手于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年后划归教育部管辖。1922年，就发生了将明清档案作废纸出卖的丑闻，其中8000麻袋（一说9000麻袋）为罗振玉转购所得。罗除部分卖与日人外，余经转卖，最后归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织人员整理研究，遂成史语所三大功勋之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余存的档案，计有1502麻袋，蔡校长接受朱希祖等学者建议，经与教育部力争，终于移付北京大学整理。此事，前引欧阳军喜文，叙述甚详，参前注。另参傅振伦：《清代档案聚散和集中概略》，《傅振伦文录类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1922年7月接收完毕，朱希祖组织明清档案整理会，指导北大史学系等学生参与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已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月刊》公布目录、事由。其中仅明末清初档案，计有23303件。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说得明白：“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至1942年，萧一山已经摸清家底，清代档案除内阁大库外，尚有军机处、崇谟阁、宫内以及各部档案。现在比较确切的底细，存北京故宫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共有明清档案八百多万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档案，约有四十万件；合其他各处，总计不下两千多万件。以此而论，任何个人仅此一项史料，欲像严耕望先生所说“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也绝无可能。
萧一山在撰写《清代通史》上、中卷时，最感匮乏的还是涉外关系的史料。明清中外关系史，时尚在襁褓之中。晚清外交关键的官方文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后，涉外关系研究才渐开风气。朱希祖所说的西人记述文献，当时仅有教会学校先沾风气，不出国亲自检阅，所知也仅为皮毛。这方面的内容，萧一山最初自不得不对稻叶君山书多有藉助。由此不惟谈不到超越，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更是有苦难言。夏鼐有《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一文，写于1933年11月。是时，夏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就萧氏上中卷涉外史部分提出尖锐批评，揭出两书多陈袭稻书28、34、38、44、53等五章，并增新的错误，计摘出的史实、人地译名等讹误有数十处之多。现收于《夏鼐文集》，中国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81页。此事似今人尚少注意，蒙台北车守同君告示。核对修订本，萧氏多数都能接受，已予以订正。那时，一山已赴英国考察，故夏鼐善意建议其在英注意搜集西人文献，并提醒新公布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亦为重要史料。笔者敬佩夏文真诚坦白，批评尖锐，然颇富善意，因此双方不易产生不必要之介蒂。上、中卷已然如此，而况下卷？兹后，萧氏于此不得不再加用力，费时当然良多。1840年后，清史之涉外关系比重渐重，无留学背景之萧一山，自是弱项。由此，自萧氏先开清史著作风气后，留学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者，往往另辟一路，但也要到30年代。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当推1923年夏蒋廷黻归国后，在南开大学创设《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 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继续外交史的研究。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氏长萧氏7岁，1912年起游学美国，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蒋氏史学，可参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蒋氏以“现代化”为主线，涉外关系评述多以此为转移。1932年与萧氏激烈争辩的陈恭禄，受蒋氏影响，属同一系统。
顺此牵出另一掌故。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清代通史》颇感兴趣，读过上、中两卷后，赏识萧氏，而对曾左彭胡诸人事迹，也欲有所咨询。1932年，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朱家骅之推介，遂获蒋氏面召。据王康记述先生晚年回忆：“当时蒋公有意邀请萧氏从政，经萧氏婉谢，因他无施政经验，恐有负蒋公的知遇之恩。如蒋公能资助他出国考察研究，他倒乐于遵命。”于是就有1932—1933年蒋氏资助的欧洲之行。参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采访记，《文集》下册，参前注。英伦考察动机，最早可能起于朱希祖老师的提示。另一背景是，1926年游欧之罗家伦提出在欧美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庞大计划。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参欧阳军喜文。计划未付之实施，但对萧一山有所触动。亦因此项资助，萧一山对蒋氏很是感激，返国后渐参与政治，与此不无关系。此行结果，大开眼界，并成就了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突出地位。此行先生在英国凡七个月，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将所阅太平天国官书和文件全部摄录，回国后据所得官书20部，连同中央图书馆所藏《英杰归真》一种，合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共分十册，于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他文献则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二书，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由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这些遗落域外的珍贵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于域外太平天国史料的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太平天国的遗文遗物，多被清人毁灭殆尽。日人内藤湖南于1925年发表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对国人颇有刺激。对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开发，实际梁任公要早于内藤。1919年8月初，梁启超偕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等人参观莱登大学图书馆，即发现该馆藏有太平天国印书，因命人缮录五册，但未经印行，故长期不为人知。事见皮明庥、孔宪凯合撰《梁启超欧游时所辑太平天国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刘半农）将其在大英博物馆所录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裒为一册，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另一教授程演生又将其于1924年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太平天国印书编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约与程演生同时，留学德国的俞大维亦从普鲁士图书馆搜集到太平天国印书九种，唯当时并未影印问世，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据俞氏所摄照片著录，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前此情况，萧一山1942年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也有详细交代。然，在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早期开发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为萧一山先生。朱希祖在为萧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所撰序文中盛赞道：“此书一出，吾知本国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必咸嘉萧君之功，盖其成绩比程、刘二君更弘大也。”以上情况承周武告示，谨此致谢。又以有限经费，购得英国会文书150余件(所见关于中国1840年后文书，不下700件，财力不足，遂留遗憾)，归国后汇辑为《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萧一山还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寻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十五通，李鸿章批札十一通，吴煦、黄芳照会三通，鲍超公文封套一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同见前引萧文。到1942年，先生遂有《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长文发表，于清代中外史料“丛林”，经长期关注与搜集，已全局在胸，剖析细微，然身处国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长吁短叹，深感“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
上述回溯，可略窥下卷迟迟未能定稿，多少也是因晚清史料开发难度极大，有许多是待以时日，方得始见阳光，而史实梳理，考伪辩证，更是销人岁月，涯无边际。先生又好强争胜，不欲贻人口实，为“新汉学”所笑，以如此心情著《清代通史》，必与自己非常过不去，为难过甚。笔者揣测，陈恭禄与先生辩论一事，或对下卷的定稿，在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自1932年陈发难，延续至1934年，双方辩文陆续刊载于《大公报》，你来我往，连篇累牍，火药味甚浓。陈所攻对象为下卷讲义，指摘多属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尤集中于涉外关系。兹后，先生将辩论文结集出版，北平中华书局1934年版。先生虽坚持“博约专精，各有其范”，认为“今之人受所谓整理国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此梁任公先生之所以见轻于人，而弟之所为深痛者也”，其实内心对涉外史料之严重性（包括前举夏鼐批评文），不能不生出敬畏之心，格外地警惕，十倍地用力。此亦彰显20世纪前半期之学风，前贤严肃治学的品格，视著作若地狱，今日之著书人可以想像乎？笔者意谓20世纪前半期作“清代通史”，欲包罗万象，万无一失，如同作茧自缚，步步荆棘。先生以一人之力，能做到如此周详，后人不能不特生敬意。
（三）
现在回头再谈先生所感恩知遇的梁任公。萧一山就读于北大，未有机缘聆听任公先生亲授课业，然心仪仰止已非一日。《清代通史》下卷有梁启超专节，赞任公“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古今人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盖无有过于任公者”，且云“当余总角受书时，即诵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军》也”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864、1869页。。当草创《清代通史》时，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商务初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商务初版)等书，自然也在萧一山必读书名单之内，早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将萧一山荐介给梁任公的蒋先生，字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是蔡元培校长专为学生特聘的校外名人，在北大兼课，讲授军事学。参前引高叔平文。五四运动后，蔡先生陆续新聘一批教授，如林语堂、徐志摩、吴虞、李四光、王世杰等，加上原有的本国教授，总计近九十人。另从校外聘任名家兼课，一律称讲师，有鲁迅、王宠惠、蒋百里、黄郛、张君劢、王国维、罗振玉等七十余人，可谓人才济济，萃一时之秀。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条件，广泛问学拜师，尊蒋百里为座师。稍关心大陆近年网络，必会知道百里先生在久久沉寂后，因纪念抗战，大名频频被提及。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史称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主张对日持久作战。先生实多才多艺，于文学、史学亦有不俗的造诣，书法犹有晋唐气韵。事详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 1985年版。另有《蒋百里先生全集》行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1916年，梁任公触发告别政治之念，想专致于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916年2月8日 “给令娴书”，对子女们表示“此次义举(反袁护国)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5页。1916年8月间对报界谈话，更宣布将退至在野地位，不再参政，说出深层的原因，是因为“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同上书，第795页。1918年春夏间，先生果然屏弃百事，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1918年10月，梁任公发表宣言，“中止政治生涯”，毅然退出政坛，“全力尽瘁于著述”。12月，遂与蒋百里等一行游历欧洲。周武撰有《论梁启超三次“脱离政治宣言”》，对此所论甚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请参阅。梁任公自述1918年年底动身赴欧游前，“是晚(12月26日)，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册，第874页。百里拜任公为座师，实属亦师亦友之间。1920年3月，梁任公返国，与百里等同好一起，热心办教育、创刊物，赴各地大学演讲，内心返归史学、静心著述之心更切。而此时萧一山正在续纂《清代通史》下卷，很想随侍任公先生左右，采访“维新变法”口述史料。1925年9月，梁任公终于入住清华园附近，专心担当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先生从北大毕业，梁任公即由天津荐书清华校长，被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员(后改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兼任留美预备部研究指导。先生藉北大之光，得拜识恩师蒋百里；又藉恩师之光，走会梁任公座下，转成私淑弟子与教学助手，此非一生之大幸，又当何谓？
梁任公于自己所倡导的“新史学”，编出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乃是一生无时不忘的个人“野心”。欧游归来，尤专力于史，欲以余生著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并已拟订详细纲目，凡分三部二十九篇，单独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其叙论。从《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的书信看，任公先生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中国通史”书稿，但体例为《载记》、《志》、《传》与《年表》。后来其纲目有过重大修改，且又产生《中国文化史》更宏大的纲目。两者关系与演变，尚待细考。我比较认同葛志毅《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所说：“后来他所称的文化史，实即其原来心目中的通史。而从内容性质上看，他所说的文化史，即相当于一部社会发展通史。此所谓社会，乃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内容构成的一个总体。”后述两“目录”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以此宏大体制，故有下面任公先生愿“同志二三十人合作”的讲话。然终为种种俗务所牵累，无以脱身，“耗其精而荒其业”。及至1925年后，遗憾渐深，心情愈急。1927年初夏，清华研究院同学在北海聚游，邀请任公老师参加。此时，萧一山已应蒋梦麟校长之邀，于1926年返回北大任教。任公先生下面的讲话，很能反映1925年以来的内心活动：
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起，或散在各处，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引文原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谈话时间为1927年初夏，周传儒、吴其昌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二册，第1143—1144页。
苍天有眼无珠，致手术失误，1929年正月，先生道归西天，年仅57岁。《中国文化史》正文仅撰成《社会组织》一篇，余则久久盘旋心中，难以释怀。此岂独任公先生终生之憾，亦是中国学术的莫大损失!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五篇一百三十二节，叙曰：1927年“(康)有为逝世，任公仍欲完成中国通史之作，决摆脱各事，从事休养。因王国维投湖自杀，颇受刺激，旧病复发”。此为萧一山亲历见闻，可作信史。（第1863页）
这样也就容易理解，只要有史学的年轻俊杰出现于眼前，晚年的梁任公即刻就会神经兴奋，关怀、提携无微而不至。所幸在清华有一入室门生、一私淑弟子不期而遇，不负师恩，终于为中国新史学留下了两部足可告慰先生的“通史”名著。前者为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另一本正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还须补一笔：萧、张两先生，名义上还有师生的名分。萧一山作有专文哀悼张荫麟，记述其事曰：
回忆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梁任公先生由天津来信，说清华学校拟约我担任中国史。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因为任公先生任研究院导师，可以朝夕过从请益，为我写晚清史的资料……十月开课，我担任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张荫麟兄就是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在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张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外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因和任公先生谈及。任公先生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瓌宝。独惜其体质太弱，恐不克享天年耳。我当时也这样想，所以常常劝他锻炼身体，勿太用功。
十余年后，两人有过两度相见，张荫麟坚执弟子礼。萧一山作文时，距清华初识20年不到，世风已大不如前，故先生感慨道：“我教他不过半年，实则师生的关系很浅，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他在学校时的成就，业已为大师宿儒所特别器重，在常情则可以朋友论。二十年来亲炙受业的千万学生，一经成名，竟把老师忘掉了，客气的则改等为先生，不客气的则改称仁兄，而张荫麟只依然抱一日之师终身不改的态度，执弟子礼甚恭，绝无暴发户之丑”，末云“因此我常常地感觉，天生奇才而不假年，徒为历史上留一恨事，任公先生十七年前的话，不幸而言中，岂真张荫麟兄只具夕死其道的精神，殆亦忧国情殷，斯人憔悴的缘故呢？!”萧一山：《悼张荫麟君》，《非宇馆文存》，卷十，第59—61页。
我在前文中，曾发过感慨，说最令我感动，甚且有点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后学景仰与追慕贤达的那份真挚，以及名士贤达对待后进优秀的无私，于是才会有世纪难得的人才高峰，因缘际会于一时。想不到从蔡孑民、蒋梦麟，到梁任公、蒋百里，再到张荫麟、萧一山，又给我增加了那么多感性的体验！
张荫麟遗憾地没有能留下完整的“中国通史”，花甲之年的萧一山，40年后，终于拿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通史”。先生自述说是由于受到两个刺激而起：第一个刺激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经常劝我续写《清代通史》下卷，包氏甚至坦白地说：“您现在还不动笔，将来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成了。”第二个刺激是胡适之博士的去世。胡博士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本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令学术界的人士至今感到无限的惋惜。我不能步胡博士的后尘。参前引《中央日报》记者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08—714页。
“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当萧一山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当日老师们的期许，岂止只是一部“清史”？看梁任公序文，说得何等地恳切：“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朱希祖在序文中也说：“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所以乐为之序，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老师们的期望，也是年轻萧一山的追求。萧一山在清华以及北大、北师大等校教授“中国通史”。在北师大时，编印过《中国通史大纲》，《非宇馆文存》卷五载有《中国通史大纲序》，称讲义约二三十万言，写于1926年2月。据《文集》附录，讲义仅上古迄宋代，凡五册，也非完整通史教本。1949年前，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鲜有讲授完整的，甚至有讲至秦汉前戛然而止者，亦一时之风气。在20世纪前期，治史者深受社会急剧转变的刺激，抚古思今，多少都有过编纂中国通史的创作冲动，包括被认为治史仄深的陈寅恪，萧一山也不例外。从传统经史子集的“乙部”演变为新史学期望的“普通史”原文为General History，见《清代通史》“叙例”。民国初极流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就说今日史学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源出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本。与兰克派不同，鲁氏美国“新史学”主张历史是整体的、连续的，需要多种学科的参与，综合研究。，意味着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需要经历一番改造。百年回头看，才知道这可是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既充满着学者间价值观不同追求引起的碰撞，也长期受困、实际也受益于“专”与“通”对峙产生的“张力”。
如果说“专”看重的是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学科的“现代性”，职业共识性规范的建立，那么“通”关怀的是史学的社会化，着眼于整体历史的评估，当下“国民性”的改造。萧一山很看重“通”的意义。他在《清代通史》“导论”里就是这样说的：“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而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濬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这里表达的，对史学使命的认识，也正合乃师梁任公“新民说”开发民智之义。
20世纪之初，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不是不想走出“国运衰替”，而是靠什么“走出”、怎样“走出”？仅凭一知半解的西方“世变之哲理”，全凭光电声化“实用之科学”，就能够助我们走出政治暗浊与经济衰弱的“国运”吗？年轻的萧一山，因先前知识的积淀，受周围师友的影响，却拥有了最沉重的历史感，后人看来似不无文化保守的情结。这种历史感，始终不离对千年中国长期变动轨迹的观察(《清代通史》下卷有专节讨论“一治一乱之循环律”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第一章，第35—43页，先从人口问题入手该题，后文又兼及土地分配、政府官吏榨朘与列强侵扰等问题的讨论。 )，强调“有渐无顿”的历史哲理是如何冥冥操纵，支配着中国历史前行的每一步和每一关键时刻。进到海通大开，历史更在异常痛苦中渐行渐变，中国经历各种反复甚至灾难，更是领受着“非常”之“常”的煎熬。先生希望能用丰富生动的“通史”，通过历史家的全面盘点，揭示本土社会变动的特殊性，以此濬疏民族的智慧，让国民能对“社会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困境，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具有必要的文化素养，用以从容应对。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关怀，在民国初年，实际只限于新式学校圈内少数人士，在政界、工商界回响甚为微弱。那时多少人沉溺滚滚红尘，短视于眼前的一功一利，以为文化不济实用，历史仅剩茶酒席上的笑侃，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方大惊失色!我依稀感到：或者是有某种定力牵引着，凡执著于历史感的人，注定要与追逐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不合，总多杞人之忧，易被讥为不识时务，时过境迁，再回头看，他们似乎又像是先知先觉者。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导论”，行文不长。读完该书三卷，结合全书的议论，再读“导论”，就能体会，《清代通史》给予我们的，岂止只是先生叙述的清史，更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值得反复咀嚼。
萧一山用“清代通史”作书名，当时颇有人表示异议，显系断代历史，冠以“通史”之名似属“不典”？先生在“叙例”中，前后有两次文字不尽相同的辩解，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萧一山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的一环，认为秉“经世致用”宗旨，“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语出王充《论衡•谢短篇》，也是梁任公平时喜欢说的话)。不满于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主张应运用“倒叙之法”，以先讲“近代史”为当务之急。这一见解，既是当时一部分史学先进的睿识，也可以看作先生个人何以缓作中国通史、全力创作“清代之中国史”之充分理由。“清代之中国史”，语出《清代通史》1923年“叙例”。萧一山对清史的定位，在《清代通史》“导论”里称“近世”，而谓民国为“现代”，可见当时将清代视作近世，与刚进入民国有关，并非从社会形态说立论的。至《清代史》(清史大纲)里，萧一山径称“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以欧亚通航与西学东渐为标志，定明清之际为近代之始，就具有史学分期的意味了。后见1945年12月上海商务初版，第1 页。
后人评析《清代通史》，无不知萧一山持“民族革命史观”，作为其历史通识的“史心”。笔者看到的资料，吴宓似是最早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时为1933年。1932—1934年，萧一山与陈恭禄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文字战”，吴宓时任刊载论战辩文的《大公报》文副版主编。1933年4月，萧一山从伦敦发出再辩长文邮与吴宓。文章开首，先生从吴宓所加“引言”说起，谓吴宓肯定《清代通史》的价值，“自愧不才，曷克当此？惟缺点似在革命之意味过重，此事弟另有解说，将详下卷。盖洪杨不许以革命，则不惟无以知中山主义之来源，更不能彰清初遗民所藏之深痛”，并力辨“弟研究清史，对于诸帝，察其行性，备致推美……初不以其异族而歧视之”。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非宇馆文存》，卷九，第31—33页。既吴宓有敏感，向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梁任公却不表示异议，且十分欣赏该书，何以解释？
先得说明，萧一山清晰的“民族革命史观”表述，始出于晚至1943年四川三台写作的《清代史》“引论”。先生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由此将“近代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清廷，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萧一山《清代史》“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第1—10页。
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的反清起事，看作是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在当时确属别开新格局。在先生则是基于历史的通感，从对象的共通(反清以及后来的反列强)入眼，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连续性。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先生《自述》所说“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后学失敬，愚以为或许是受抗日战争的刺激，史学的政治意识过强，难免就会犯“因词害意”的毛病，例如将“推翻满清帝制”称作“民族革命”，就很勉强，不是又落入了“种族革命”的陷阱？
吴宓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书写争论的一个重大情节。今人就有将这种书写方法的歧异，归纳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分对峙的。两分之法，固然因简化而变得明晰，易于入手评论，但过分地执著，容易遮蔽当日相互重叠、交叉、转换的历史复杂面。例如，被公认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最高水平的，是孟森先生。语出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清史论丛》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从表象看，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孟森是“两头不到岸”的另类，既不取“现代化叙事”模式，更反对“革命叙事”。孟森明确表示：“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孟森：《清史讲义》“总论”第一章“清史在史学上的地位”，中华文化服务社1947年初版，第3 页。
孟、萧两氏对革命的表态，似乎立场迥异。细检两先生的著作，参考当日具体情境，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鸿沟相望。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崇尚史德的声气相求，常常让他们走到一起。孟森长萧一山24岁，为师长辈。早年曾任幕僚，参与晚清宪政。民国后脱离政界，渐有清代史事考证文问世。1929年起，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清史的代表性专著遂陆续出版。谓萧一山开清史研究风气在先，而孟森居第一代清史学者首席(尤以晚清以前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应是公允之论。萧一山对孟之成绩，亦大为推崇，称“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见前引萧一山：《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
孟森所攻，实具体有指。孟森首先是对章太炎等人辛亥前“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极度不满。再次，不能容忍民国初年如《清史通俗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之流“小说家”书泛滥于民间，“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通俗好奇之听”孟森：《清朝前纪》“叙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所指如《清史通俗演义》，蔡东藩编，1916年会文书局出版；《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此外如野史《满清稗史》、《清代述闻》、《清代异闻》、《满清外史》等，亦属此类。这类野史或通俗小说，正史与传说夹混，半真半假，绘声绘色，甚或荒诞淫秽，彼此抄袭者亦不在少数。早为孟森不满的，可能也包括1904年出版的孙中山序、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1906年出版的章太炎序、黄世仲著《洪秀全演义》，以及章太炎在《民报》上的许多言论。。在这里，孟森强烈维护史学的尊严，鄙视“诬史”暴露的，承袭旧套的丑陋“国民性”，例如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成王败寇的腐俗史观，以及肆意丑化前代历史的写作风气，等等。孟森认为这种偏向，无益于客观严肃地检讨前代得失，有失史家品格。检阅《清史讲义》，孟森虽对白莲教、捻军等均以“匪”、“贼”、“盗”称之，对洪秀全的起事，则称“太平军”，设专章辨析太平天国治军治民各种制度，叙述甚细，对其创制良意也有所肯定，但谓洪秀全“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应属不刊之论。孟森：《清史讲义》，第四章第二至五节；第五章第一至四节。萧一山早在1923年初版“叙例”里即表态：“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一山先生在这里指出另一种“史病”，即“粉饰已甚者”。前几年清宫电视剧且有“再活五百年”歌声响起，不亦是孟森所斥的“冀耸通俗好奇之听”？两种“史病”，一左一右，似孪生兄弟，均不应为史家所取。，此与孟森先生可谓同调唱和。而萧一山对民众反清革命投注的热情，自然是孟森所不可能具有的。如《清代史》中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之壮澜”，但也不是无原则的赞颂。阅先生《清代通史》与《清代史》，论旨一以贯之，前者对太平天国的检讨极详，后者更积多年研究心得，类多精辟论析。如检讨太平天国失败，条分缕析，评洪秀全曰：“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托，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不能认清历史背景，好逞己意，妄事更张”，终至威行专制，帝制自为；“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萧一山：《清代史》第六章第三节。参阅《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第七章，第296—316页。
清代268年，一直交织着战争与动乱，真正“国泰民安”的时间不多。萧一山以“有渐无顿”的史眼观察有清一代事变，看到的是反复动荡之中的连续性，以及历史一步一步地逼着人们前行的那种选择的“无奈”。特别是经历甲午中日一战，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制列强”，已经到了“存亡莫保之时期”。不管今之人如何事后诸葛似地埋怨“救亡图存”耽误了“现代化”，是时凡有良知者，莫不因心动而至行动。历史可供国人选择?，原不是一种可能，最少损失、最大获得的选择，书上写得明白，国人也追求过。然而假若直面历史的实况，我们不能不敬服萧一山以下的史论是冷峻和深刻的。他叙述的历史逻辑完全基于史实的客观：当时国人作救亡图存运动者，唯有康梁之维新与孙黄之革命，最有意义，也影响最大。事势的演变却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当宪政变法失败后，失望之人转而革命；清廷逼于革命之势而行“新政”，“新政”实偷袭变法宪政之要求，却迟迟不欲实地行施宪政；对“新政”的失望，转而为革命之势滔天，最终革命成功，则转为共和。先生总结这种苦涩的“历史三部曲”，说道：“晚清历史，恒以此二者为中心，以求中国之自强与改造而已。此二人在表面上为对立之两派，其互相排觗论战之激烈，有时且超过所欲打倒之对象；然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民未必能倾心共和也，故所谓因时修改者，历史渐变法则之所必然。”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2262页。在这里，我们可充分欣赏到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之综合，由征实而知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也就能理解王家俭先生以下的牢骚，不是无病呻吟：“目下国内的历史学者大体可谓从事于专题研究者多，留意于通史研究者少。如果按此方向发展，将来可能会造成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材，却很难培养出几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这也许是史学界的一大隐忧。”语见张其盷《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75页。王家俭文，载同书，参前引注。
对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要作同情的理解，涉及“民族主义”、“革命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本文与笔者的能力。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说说。晚清至20世纪之初，时人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差别之大，歧义之多，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迥异，非今日所能想像。例如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专门就Reform与Revolution二词之翻译进行辨析，认为日人翻译不确，“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并发挥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之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903年致徐君勉书，更袒露内心世界的真实：“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注意：此处又用‘革命’一词——引者按)，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前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九卷；《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三册，第320页。至于他与《民报》的分歧，可以用梁任公自己的话挑明关节所在：反对极端破坏，张扬宪政民权，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2344页引梁启超民国元年蒞报界欢迎会演说词。；“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萧一山对梁任公的相关述评，分见《清代通史》下卷，第1867、1869页；后之引文详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00页。。显然，在《清代通史》里的梁任公，中心意思是中国必须变革，但也可以采君主立宪制，有时也称“虚君共和”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要实行民权主义的宪政。以上两点，都与中山先生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这是萧一山对任公先生的理解，或者认同于乃师的地方。笔者以为，这一理解完全符合梁任公先生行动的实践路线。对清廷失望之时，就会与孙中山有联合反清之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发表檄文公开决裂，策助蔡锷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后来又不惜违抗康师之意，强力反对张勋复辟。这些都充分体现任公先生对宪政的追求是何等地执著!笔者所说难免疏陋，不够周全。读者可详参张朋园先生新版《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第2版。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下卷，特别揭出1918年孙中山回复蔡元培书，内云“清世秘密诸党，皆缘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复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凡界划井然不紊”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六篇第三十七章，第2258页。。还先后引述孙中山1912年就辞临时大总统对北京同盟会会员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1924年《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第一讲”：“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分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8、93页。中山先生这一时期的讲话，是要向公众明白宣告，他不想把以三民主义为主旨、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混同于秘密会党的传统“血脉”。但革命党前此活动，多联络会党以成事，亦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辛亥后欲划清界限，实际也?映中山先生在辛亥之?，从思想与政治信仰方面说，内心不完全认同于秘密会党；利用秘密会党，仅为时势之所逼。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显系萧一山作史所严格秉持的立场。读者细读《清代通史》全书，可以理会得到此中的曲折之意，必不致误解先生对前此诸类“民族革命”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读萧一山事迹两月有余，感慨万千。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后，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发奋，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先生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坚挚信仰，视民族安危若己身，归国后虽曾致力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汇辑印行，未及二年，国民政府渐以应战重心西倾，先生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动。一方面投身大学教育管理，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三年有余)、(内迁之)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亲自授课，广延良师，努力履践蔡孑民治校宗旨。另一方面，渐以文化人身份涉足军政，历任庐山训练团、峨嵋训练团及中央训练团讲座指导员,演讲频繁；创设“经世学社”与“经世半月刊”(后改为季刊)，印行《游击战术》等书。据余协中“悼一山兄”，在河南大学时，先生创办游击训练班。参与此事的，还有范文澜。该书是否为范老所著，在范传中曾有提及，然未见原本，暂存疑于此。然先生聘范老，亦彰蔡元培“兼收并蓄”之风。《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47页。抗战期间，被选为部聘史学教授(另有陈寅恪、柳诒徵，共三名)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辅助李宗仁处理政务三年，事必躬亲。1948年5月起,就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恪守监察之公责(友人戏称之“御史”)，尽心敬业。其中最著名者，为1957年对“行政院院长”俞鸿钧的弹劾案，先生主稿。另有纠正民政厅新生地开发案、诉傅云等渎职案等，亦名震一时。《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大事记”。虽先生自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然事务所关，愈益疏离于“学院”，不复享有悠然学府、师生互动的充分情趣。据1947年公布的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宪法》第103条：“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在高校，原指校董事长或董事，然萧先生等洁身自律，一概不在高校担任教职。纪念文多有提及，不再另注。但有一事必须提及，先生居台期间，除定稿《清代通史》外，基于旧作改写成多种简易读本，收入“国民基本知识丛书”，赐惠青年学子甚溥。1958年出任“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会委员”，1960年参与张其昀主持的修订增补《清史稿》，任副主任。此书以《清史稿》为底本，主要在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清民之际等方面作了较多增补，尤其是传记人物的增添颇为费力，最后以《清史》为名刊印，分装八册。但张氏急于成事，编纂匆促，学界褒贬不一。此项校订后由《清史稿校注》完成，虽亦由“国史馆”参与，先生已不及于此了。由此而感，萧先生之一生，若步梁任公后尘，彷徨于著述与从政之间，师生何其相似乃尔？!
有先生故友之子，作文善意地叹息曰：“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四十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指1942年左右，确切地说，应是1945年前。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清代通史》外，计有《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版)、《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国立编译馆委托出版，凡十册线装一函，1935年)、《太平天国诏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版)、《太平天国书翰》(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7年版)、《非宇馆文存》(贵阳文通书局1944年版)、《曾国藩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清史大纲》(重庆经世学社1944年版)等。《中国通史讲义》，系先生在清华、北大、师大之讲稿，迄宋代，凡五册，未公开出版。代表性史学论文也大致发表于1945年以前。《清史大纲》，一名《清代史》，十二章，二十万言，实据《清代通史》，兼以积年所得心得体会，不繁征史料，史事纵横旁通，议论一气呵成，“全书勾玄提要，体大思精，诚为大气磅礡，匠心独运之钜作”(张其盷语)。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收录出版，惜校勘不精。非专业人士，先读《清代史》一册，即可得先生清史研究之精粹；欲求详细资料依据，再检《清代通史》。以他漫长的76年人生来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尤其相比于陈寅恪以花甲之年兼又瞽目和遭受政治压力等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及若干很有影响文章之创作，则二者间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因此，经过这番比照之后，我还是认为我原先所以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中国纪念文有为尊者讳的习惯，但也为后之治史者带来某种困难。上文引自陶世龙“五柳村海风版”网页。陶世龙之父陶元珍，史学家，抗战时任教于萧一山任文学院院长的东北大学，过从甚多，且为“经世学社”候补理事。陶世龙的这种感慨，是不是曾得之于父执辈私下议论？笔者有此猜测。我的感想则更进一，一个时代造就一类?才，而一个时代也限制着一类人才，这虽是“时势造英雄”之旧谓，亦由人生选择之难，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笔者欲通解萧先生经历之所由，无缘翻阅先生“自述”，就想到由梁任公助窥其弟子心影，检读《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的1925—1928年全部家书。梁任公所写家书，晚境渐现，件件直抒胸臆，坦白磊落，感悟先生不能须臾忘却政局，不欲发而不能不发，实是平生信念所系，亦由时局异常，不欲恋权，却不能忘情国是民生。如1925年7月10日给令娴的长信里说：“思顺信说：‘不能不管政治’，近来我们也很有这种感觉……看来早晚是不能袖手的。”（第1048页）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信”里说：“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次，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第1114页）1927年2月28日又说：“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第1118页）俱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十一至十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寅恪老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最为任公先生难得的知音。读至“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50页。，乃释卷而长叹：若梁任公，若萧一山，身影虽已远去，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后学不敏，岂能完全体贴了解、通释无误？笔者只能至此收笔，以俟学界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