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教授”的方言表白
言说也有面具，脱掉面具的言说，更加自在。
王笛先生在四川博物院作讲座时，用的是家乡成都话。而在上海华东师大做思勉讲座时，他用的普通话，当然是那种“焦盐”的，他很不习惯，甚至于有些阻碍思想的表达，甚至于没有他在海外用英语开讲座那样的流畅与严密。
这是肯定的，因为王笛先生的研究以成都茶馆为对象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的染色体——成都的文化空间与街头公共空间。用成都话来言说成都茶馆，那当然是最自由、最直接言说，茶馆嘛，那味道真是不摆了，因为这是一种方言的表白。
2010年6月20日下午，王笛先生在四川博物院讲座的题目为“从档案和报刊看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和日常生活”——这样的题目让人联想到法国汉学家谢耐和专著《元蒙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王笛先生从研究“小众生活”转向到研究“大众生活”是整个历史学界的一个趋势。
如何研究“大众生活”的方向上，王笛先生是有幸的，他居然从自己的家乡的茶馆切入，在他的视界中“茶馆是最复杂的社会的最基础的单位，也是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的窗口”。并由此坚持不懈而兴致浓厚，在接连出版了《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煌煌 约85万中英文著译之后，王笛先生绝对可以称为以研究成都茶馆文化闻名的“茶馆教授”。
“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正因为有了王笛先生的孜孜不倦研究，成都茶馆文化得以名扬天下，而润物细无声影响深远。
如果成都所有名胜景点，能够陈列与出售王笛先生的中英文的成都茶馆历史文化专著的话，那将是成都市的文化产业的一大亮点。
在“从档案和报刊看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和日常生活”的讲座中，王笛先生饶有兴致讲述了他的新著《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写作背后的故事。比如他是怎么样推测出在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究竟有多少家的趣事，就是引用民国时期的文化人何满子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成都北门看到公厕编号是一千零几十，因为成都市茶馆有“进口”，就有“出口”，由此何满子得出结论成都茶馆有千家之多。
另外，在民国时期每天究竟有多少茶客在喝茶，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王笛还有自己的方法。他分别从税收与茶桌子数目，最后统计出在民国时期成都茶客约有二十几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作为对成都茶馆形而上的研究，《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分别描述的“茶馆的经济史”、“茶馆的政治史”和“茶馆的社会史”。
“休谈国事，但吸香烟”——对于茶馆文化的讲解，王笛先生剖析了英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茶馆文化，原因是在伦敦喝茶只是一个家庭行为，而不存在公共空间，虽说英国人喝茶深受中国茶影响。
成都茶馆与北京茶馆的——南北文化的区隔，比如在近现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汇过程中，成都的电影最早是在茶馆中放映的；而北京先有戏园子，后来才附加的茶馆的功能。
最有意思的是，在放映早期电影时，成都茶馆里还流行着一种称为“流动厕所”方便竹筒，由小孩或老妪传递，需要方便的茶客只须给一个铜钱，就可以在座位上就地解决内急。如此做法点晴般地勾勒出成都人的闲适与聪明加好笑，解除内急与看电影两不误。
另外，成都人的精细与雅兴也表现在茶馆上。位于春熙路上的饮涛茶楼的用水，一定要取自十里路之外的锦江畔的薛涛井，来不得半点马虎。
清乾嘉年间，文人士大夫李调元在六十六岁时，曾有吟咏薛涛井诗：
名士从来出济南，桐轩一语更奇谈。
美人不见空留水，得饮寒泉心也甘。
这一首记述他自己晚年时，同游者张桐轩以薛涛为崇拜偶像，那位从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家乡济南来的乾嘉名士，竟然为能喝上一口薛涛井水而感到欣喜万分。这水的神奇，甘冽，流淌着唐诗韵味，直抵肺腑。距离千秋的红颜，此刻潜行而来，宛如在目前。当然，这样影影憧憧的幻觉，仰俯之间，只有性情中人才能感受，才能看见。
在嘉庆年间，成都还有一首关于茶事的竹枝词与薛涛井相关：
同庆阁旁薛涛水，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翠竹清风送昔阳。
这显然是对成都茶馆的大雅赞誉。然而，民间对此建构是一定要解构的。依据“茶馆教授”王笛先生的考证：
如望江江楼下的薛涛井，以唐代著名歌伎（女校书）薛涛曾在此居住而得名。该井的水质高，许多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东大街的华华茶厅、春熙路的饮涛茶楼等，都到此取水。薛涛井附近有一家茶馆，由于用薛涛井水，加之沿江的风景，故生意兴隆。一个民间的说法是薛涛以井水洗脸，胭脂流到水里，人们于是谑称“薛涛井水最驰名，人人爱喝洗脸水”。
将“饮涛”的品茶雅兴，消解为“喝洗脸水”，这不能不说成都民间言说的势力强大而智慧。
成都茶馆究竟开张于何时，尚无说法。没有《东京梦华录》那样早的日常生活记录，是成都人的遗憾。然而，幸好有了王笛先生，让我们关于成都茶馆详细研究得以从1900年开始，这正好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代。
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说明西周时的巴蜀一带的部族首领已经将茶叶和当地产的蜜橘作为贡品向周武王进献了。这说明四川是中国古代主要产茶之地，成都饮茶自古成俗。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陆羽《茶经》
成书于中唐的《茶经》，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而《茶经》里面的第一棵茶树，就生长在巴蜀。
“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坐竹椅子，喝盖碗茶，更为成都人的休闲标志。成都老茶客手上时常托着的那一只盖碗茶，那是由茶盖、茶碗和茶托三件头组成，分别象征着天、人、地三才而为成都民俗的经典器物。这是成都人践履不敢为天下先的老子哲学经典姿态，也为成都人的恍兮惚兮的生活处世方式，不知不觉地融化在成都人日常生活里了。喝早茶，吃讲茶，到茶馆会客，不晓得何年何月成为了成都人公共生活的集体选择。
可园、华华茶厅、饮涛茶楼分执成都高档的茶馆的牛耳，而星落棋布街头众多无名的露天茶馆、坝坝茶才是成都寻常百姓的聚首之处。一碗茶喝成白开水，龙门阵摆得天南海北，天不变，道亦不变。宏大的政治叙事与统治的干预，最终要被消解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至于，成都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恰好如欧洲诸国的咖啡馆与酒吧一样，在公众生活是不可缺乏的。在研究茶馆本身，王笛先生始终是对比着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相互角力，尽管对于成都茶馆的描述，已从近代、现代，进入当代；社会已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然而，一场没有尽头的解构与建构从来没有在此消停，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众声喧哗的民间世俗与一言九鼎的家国威权依旧在茶馆里角力。“茶馆教授”王笛先生对于茶馆的新历史叙事还在延续，成都的茶客们期待着。
2010-7-9
王笛先生在四川博物院作讲座时，用的是家乡成都话。而在上海华东师大做思勉讲座时，他用的普通话，当然是那种“焦盐”的，他很不习惯，甚至于有些阻碍思想的表达，甚至于没有他在海外用英语开讲座那样的流畅与严密。
这是肯定的，因为王笛先生的研究以成都茶馆为对象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的染色体——成都的文化空间与街头公共空间。用成都话来言说成都茶馆，那当然是最自由、最直接言说，茶馆嘛，那味道真是不摆了，因为这是一种方言的表白。
2010年6月20日下午，王笛先生在四川博物院讲座的题目为“从档案和报刊看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和日常生活”——这样的题目让人联想到法国汉学家谢耐和专著《元蒙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王笛先生从研究“小众生活”转向到研究“大众生活”是整个历史学界的一个趋势。
如何研究“大众生活”的方向上，王笛先生是有幸的，他居然从自己的家乡的茶馆切入，在他的视界中“茶馆是最复杂的社会的最基础的单位，也是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的窗口”。并由此坚持不懈而兴致浓厚，在接连出版了《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煌煌 约85万中英文著译之后，王笛先生绝对可以称为以研究成都茶馆文化闻名的“茶馆教授”。
“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正因为有了王笛先生的孜孜不倦研究，成都茶馆文化得以名扬天下，而润物细无声影响深远。
如果成都所有名胜景点，能够陈列与出售王笛先生的中英文的成都茶馆历史文化专著的话，那将是成都市的文化产业的一大亮点。
在“从档案和报刊看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和日常生活”的讲座中，王笛先生饶有兴致讲述了他的新著《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写作背后的故事。比如他是怎么样推测出在民国时期成都茶馆究竟有多少家的趣事，就是引用民国时期的文化人何满子先生的说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成都北门看到公厕编号是一千零几十，因为成都市茶馆有“进口”，就有“出口”，由此何满子得出结论成都茶馆有千家之多。
另外，在民国时期每天究竟有多少茶客在喝茶，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王笛还有自己的方法。他分别从税收与茶桌子数目，最后统计出在民国时期成都茶客约有二十几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作为对成都茶馆形而上的研究，《茶馆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分别描述的“茶馆的经济史”、“茶馆的政治史”和“茶馆的社会史”。
“休谈国事，但吸香烟”——对于茶馆文化的讲解，王笛先生剖析了英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茶馆文化，原因是在伦敦喝茶只是一个家庭行为，而不存在公共空间，虽说英国人喝茶深受中国茶影响。
成都茶馆与北京茶馆的——南北文化的区隔，比如在近现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汇过程中，成都的电影最早是在茶馆中放映的；而北京先有戏园子，后来才附加的茶馆的功能。
最有意思的是，在放映早期电影时，成都茶馆里还流行着一种称为“流动厕所”方便竹筒，由小孩或老妪传递，需要方便的茶客只须给一个铜钱，就可以在座位上就地解决内急。如此做法点晴般地勾勒出成都人的闲适与聪明加好笑，解除内急与看电影两不误。
另外，成都人的精细与雅兴也表现在茶馆上。位于春熙路上的饮涛茶楼的用水，一定要取自十里路之外的锦江畔的薛涛井，来不得半点马虎。
清乾嘉年间，文人士大夫李调元在六十六岁时，曾有吟咏薛涛井诗：
名士从来出济南，桐轩一语更奇谈。
美人不见空留水，得饮寒泉心也甘。
这一首记述他自己晚年时，同游者张桐轩以薛涛为崇拜偶像，那位从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家乡济南来的乾嘉名士，竟然为能喝上一口薛涛井水而感到欣喜万分。这水的神奇，甘冽，流淌着唐诗韵味，直抵肺腑。距离千秋的红颜，此刻潜行而来，宛如在目前。当然，这样影影憧憧的幻觉，仰俯之间，只有性情中人才能感受，才能看见。
在嘉庆年间，成都还有一首关于茶事的竹枝词与薛涛井相关：
同庆阁旁薛涛水，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翠竹清风送昔阳。
这显然是对成都茶馆的大雅赞誉。然而，民间对此建构是一定要解构的。依据“茶馆教授”王笛先生的考证：
如望江江楼下的薛涛井，以唐代著名歌伎（女校书）薛涛曾在此居住而得名。该井的水质高，许多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东大街的华华茶厅、春熙路的饮涛茶楼等，都到此取水。薛涛井附近有一家茶馆，由于用薛涛井水，加之沿江的风景，故生意兴隆。一个民间的说法是薛涛以井水洗脸，胭脂流到水里，人们于是谑称“薛涛井水最驰名，人人爱喝洗脸水”。
将“饮涛”的品茶雅兴，消解为“喝洗脸水”，这不能不说成都民间言说的势力强大而智慧。
成都茶馆究竟开张于何时，尚无说法。没有《东京梦华录》那样早的日常生活记录，是成都人的遗憾。然而，幸好有了王笛先生，让我们关于成都茶馆详细研究得以从1900年开始，这正好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代。
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说明西周时的巴蜀一带的部族首领已经将茶叶和当地产的蜜橘作为贡品向周武王进献了。这说明四川是中国古代主要产茶之地，成都饮茶自古成俗。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陆羽《茶经》
成书于中唐的《茶经》，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而《茶经》里面的第一棵茶树，就生长在巴蜀。
“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坐竹椅子，喝盖碗茶，更为成都人的休闲标志。成都老茶客手上时常托着的那一只盖碗茶，那是由茶盖、茶碗和茶托三件头组成，分别象征着天、人、地三才而为成都民俗的经典器物。这是成都人践履不敢为天下先的老子哲学经典姿态，也为成都人的恍兮惚兮的生活处世方式，不知不觉地融化在成都人日常生活里了。喝早茶，吃讲茶，到茶馆会客，不晓得何年何月成为了成都人公共生活的集体选择。
可园、华华茶厅、饮涛茶楼分执成都高档的茶馆的牛耳，而星落棋布街头众多无名的露天茶馆、坝坝茶才是成都寻常百姓的聚首之处。一碗茶喝成白开水，龙门阵摆得天南海北，天不变，道亦不变。宏大的政治叙事与统治的干预，最终要被消解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至于，成都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恰好如欧洲诸国的咖啡馆与酒吧一样，在公众生活是不可缺乏的。在研究茶馆本身，王笛先生始终是对比着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相互角力，尽管对于成都茶馆的描述，已从近代、现代，进入当代；社会已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然而，一场没有尽头的解构与建构从来没有在此消停，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众声喧哗的民间世俗与一言九鼎的家国威权依旧在茶馆里角力。“茶馆教授”王笛先生对于茶馆的新历史叙事还在延续，成都的茶客们期待着。
2010-7-9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