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终极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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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境况对我的影响及我的反思
谈论终极境况是一件困难的事，首先是因为这个题目过于宏大，试图用一种特定的理论解释有关终极境况的所有问题的做法总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形而上的话题更多地依赖于个人体验，个人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自觉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对待终极境况的态度，因此在下文的论述中，我将更多地从我的主观体验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对终极境况的最初体验是幼时对死亡和神灵的强烈印象。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在纪录片中看到埃及木乃伊是的震惊和恐惧。这是我第一次鲜明地意识到原来我们都是要死去的，那些干枯的木乃伊不也曾经是一具具鲜活的肉体吗？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劳作、忧愁、痛苦和欢乐，而今竟成了毫无生气的枯骨，我们的命运最终不也是如此吗？我开始焦虑不安，在恐惧和忧愁之中有一种模糊的疑问：如果生命都不能长久，那还有什么是永恒的呢？那是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只有传说中的神灵才能长生不死，这大概可以说是一种永恒吧。但对于神灵，我打小就是不信的，我本能地感觉这种观念有些虚妄，如果神灵果真存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经验到呢？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实证主义者。我认为成长就是一个人逐渐地从自我之中解放出来，对于原始的观念而言，追求自我的永存似乎是一种本能，我们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够永恒地生存在世界之中，但一旦这样的希望被打碎，应该到哪里寻找慰藉呢？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可以让我们皈依，那么精神就会成为一座孤岛，在恐惧和疑虑的海洋中到处漂浮。罗素认为，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宗教信仰的诞生，人们基于对未知的恐惧，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渴望有位长兄之类的人物在一切麻烦和争执中支持自己而委身宗教。我认为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考察宗教，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但事实上，但凡对世界的理性和规律抱有敬重之心的人，都有很深的宗教情怀，他们或许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但对于世界的造化和美，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由衷的赞叹，在宇宙理性中显现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信仰人格化的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恶的现实寻找避难所，我认为宗教的意义就在于满足人们寻求避难所的愿望，弗洛伊德说：人们面对困难会有三种方法，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而宗教可以归结为后两种吧。当然，这种从心理学上考察宗教的做法未免有些武断，但如果人们依旧相信神灵的力量能够解释现实中的所有现象，那宗教必然逾越了自身的领地，而那些真诚地相信上帝如慈父并由此严格约束自身道德观念的信徒们，只能把宗教实践于道德而非知识，否则不宽容的悲剧必将发生，中世纪的教会就是这种不宽容的产物。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除了宗教，我们精神的家园又在哪里呢？单靠启蒙式的绝对理性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吗？果真如此，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应该看到爱的分量，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或许是一个归宿，但这样的归宿如果寻找，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
我对终极境况的另一个体验来自于希腊悲剧。希腊悲剧的主题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终其一生都在逃避命运的安排，但正是在对命运的不断逃避和抗拒中，他经历了神谕的命运。这可以看作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失败的悲剧，但对个人的观念影响极深，在没有真正深入体验生活之前，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相信个人奋斗可以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功，但在实践中，由于个人的性格缺陷，由于运气的不济，我们时常会在原地打转。尤其当面对人生中严峻的考验的时候，这样的疑问总是会浮现出来：命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命运的安排果真是不可抗拒的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答，如俄狄浦斯所实践的，他努力地规避命运的安排他的一生就是在和命运周旋，但如果他在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能够从容的生活，无视命运施加的诅咒，他还会陷入命定的结局吗？至少单从戏剧设定的情节来看是不会的，而在一般的意义下做这样的探寻，总会发现抉择的权利还在我们自己手中：上升和下降，升华与堕落，顺从与反抗，积极与消极全在于自身的选择，选择决定了态度，而态度影响了命运。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经历，他在《活出意义来》中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他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命运可以安排我们外在的一切，但选择的自由还在我们自己手中，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承担命运所施加的重负，面对命运，个人还是坚强站立的。我相信由于某些特殊的机缘和事件构成了每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可以忍受的，事情并没有坏到我们连选择态度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地步，所以我现在相信命运，但不相信个人的积极主动在命运的安排下会是无所作为的，命运部分是选择的结果。
我对终极境况的另一个体验来自于对人类有限性的思考。随着人类认知范围的朱家扩大，人们在很多问题上都遇上了难题：确定性丧失了，秩序解体了，这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另外是对很多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在这类问题上达到共识。对于一个希望尽可能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而皈依明晰观念和简单法则的人而言，这样的不确定性是痛苦的根源所在，人类对未知世界探寻的动机也有很强的追求确定性的心理背景，我们希望世界的现象是井井有条的，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一旦这样的企图遭受挫折，我们对自身的心里期许也要发生变化。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追寻之后得到一片光明，在那里一切对立都消失了，一切矛盾都和解了，我们期望的善随处可见，我们厌弃的恶销声匿迹。而在实际的经历中，我们更像是整天向山上滚石头的西西弗斯，不断地对同一个问题重复性地劳作，而且还要不断地忍受艰苦的磨折。我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在路上”。我认为最初的梦想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想法，实际是一种“广场恐惧症”，和宗教里对天堂的幻想有类似的心理期望，而天堂是对现实的部分逃避，我们最终还要从梦中醒来，去经历西西弗斯的命运，而天堂仅仅作为一段从幼年到成年成长的记忆保存着。
终极境况涉及到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 对他的思考总是显得严肃而沉重，但只要我们能够承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思考便不会使我们坠入虚空，而又如何确认生命的意义呢？作为结尾，我愿借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我相信，不是因为我能够，而是因为我愿意。”
谈论终极境况是一件困难的事，首先是因为这个题目过于宏大，试图用一种特定的理论解释有关终极境况的所有问题的做法总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形而上的话题更多地依赖于个人体验，个人经历以及对这些经历自觉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对待终极境况的态度，因此在下文的论述中，我将更多地从我的主观体验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对终极境况的最初体验是幼时对死亡和神灵的强烈印象。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在纪录片中看到埃及木乃伊是的震惊和恐惧。这是我第一次鲜明地意识到原来我们都是要死去的，那些干枯的木乃伊不也曾经是一具具鲜活的肉体吗？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劳作、忧愁、痛苦和欢乐，而今竟成了毫无生气的枯骨，我们的命运最终不也是如此吗？我开始焦虑不安，在恐惧和忧愁之中有一种模糊的疑问：如果生命都不能长久，那还有什么是永恒的呢？那是在我的经验范围之内只有传说中的神灵才能长生不死，这大概可以说是一种永恒吧。但对于神灵，我打小就是不信的，我本能地感觉这种观念有些虚妄，如果神灵果真存在，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经验到呢？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实证主义者。我认为成长就是一个人逐渐地从自我之中解放出来，对于原始的观念而言，追求自我的永存似乎是一种本能，我们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够永恒地生存在世界之中，但一旦这样的希望被打碎，应该到哪里寻找慰藉呢？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可以让我们皈依，那么精神就会成为一座孤岛，在恐惧和疑虑的海洋中到处漂浮。罗素认为，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宗教信仰的诞生，人们基于对未知的恐惧，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渴望有位长兄之类的人物在一切麻烦和争执中支持自己而委身宗教。我认为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考察宗教，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但事实上，但凡对世界的理性和规律抱有敬重之心的人，都有很深的宗教情怀，他们或许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但对于世界的造化和美，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由衷的赞叹，在宇宙理性中显现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信仰人格化的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恶的现实寻找避难所，我认为宗教的意义就在于满足人们寻求避难所的愿望，弗洛伊德说：人们面对困难会有三种方法，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而宗教可以归结为后两种吧。当然，这种从心理学上考察宗教的做法未免有些武断，但如果人们依旧相信神灵的力量能够解释现实中的所有现象，那宗教必然逾越了自身的领地，而那些真诚地相信上帝如慈父并由此严格约束自身道德观念的信徒们，只能把宗教实践于道德而非知识，否则不宽容的悲剧必将发生，中世纪的教会就是这种不宽容的产物。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除了宗教，我们精神的家园又在哪里呢？单靠启蒙式的绝对理性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吗？果真如此，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应该看到爱的分量，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或许是一个归宿，但这样的归宿如果寻找，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
我对终极境况的另一个体验来自于希腊悲剧。希腊悲剧的主题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终其一生都在逃避命运的安排，但正是在对命运的不断逃避和抗拒中，他经历了神谕的命运。这可以看作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失败的悲剧，但对个人的观念影响极深，在没有真正深入体验生活之前，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相信个人奋斗可以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功，但在实践中，由于个人的性格缺陷，由于运气的不济，我们时常会在原地打转。尤其当面对人生中严峻的考验的时候，这样的疑问总是会浮现出来：命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命运的安排果真是不可抗拒的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答，如俄狄浦斯所实践的，他努力地规避命运的安排他的一生就是在和命运周旋，但如果他在知道自己的命运之后能够从容的生活，无视命运施加的诅咒，他还会陷入命定的结局吗？至少单从戏剧设定的情节来看是不会的，而在一般的意义下做这样的探寻，总会发现抉择的权利还在我们自己手中：上升和下降，升华与堕落，顺从与反抗，积极与消极全在于自身的选择，选择决定了态度，而态度影响了命运。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经历，他在《活出意义来》中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他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命运可以安排我们外在的一切，但选择的自由还在我们自己手中，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承担命运所施加的重负，面对命运，个人还是坚强站立的。我相信由于某些特殊的机缘和事件构成了每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可以忍受的，事情并没有坏到我们连选择态度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地步，所以我现在相信命运，但不相信个人的积极主动在命运的安排下会是无所作为的，命运部分是选择的结果。
我对终极境况的另一个体验来自于对人类有限性的思考。随着人类认知范围的朱家扩大，人们在很多问题上都遇上了难题：确定性丧失了，秩序解体了，这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另外是对很多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在这类问题上达到共识。对于一个希望尽可能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而皈依明晰观念和简单法则的人而言，这样的不确定性是痛苦的根源所在，人类对未知世界探寻的动机也有很强的追求确定性的心理背景，我们希望世界的现象是井井有条的，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一旦这样的企图遭受挫折，我们对自身的心里期许也要发生变化。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追寻之后得到一片光明，在那里一切对立都消失了，一切矛盾都和解了，我们期望的善随处可见，我们厌弃的恶销声匿迹。而在实际的经历中，我们更像是整天向山上滚石头的西西弗斯，不断地对同一个问题重复性地劳作，而且还要不断地忍受艰苦的磨折。我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在路上”。我认为最初的梦想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想法，实际是一种“广场恐惧症”，和宗教里对天堂的幻想有类似的心理期望，而天堂是对现实的部分逃避，我们最终还要从梦中醒来，去经历西西弗斯的命运，而天堂仅仅作为一段从幼年到成年成长的记忆保存着。
终极境况涉及到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 对他的思考总是显得严肃而沉重，但只要我们能够承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思考便不会使我们坠入虚空，而又如何确认生命的意义呢？作为结尾，我愿借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话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我相信，不是因为我能够，而是因为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