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凌宇:周作人的“名物研究”——周作人与晚清民初学术转型之一(【读品】98辑)

【读品】
2010-06-25 13:05:59 看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热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除了晚清文学呈现的更多元更丰富的可能性,作为学术史家与思想家的五四学人与清学传统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关于鲁迅与清儒师承的关系,蔡元培、陈平原等均有精彩的论述,可以说,辑录校勘古书和进行学术著述是鲁迅继承清学的主要方式,只是醉心于钞古书的鲁迅与杂文中不遗余力反礼教的鲁迅多少有点不协调。周作人的学术兴趣与其兄多有类似之处,毕竟他们从小深受浙东文化的影响,成年后又共同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两人看书择书都采取非正宗的别择法,关注正史以外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对小学、金石的兴趣更多有叠合。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试图以古奥的语言磨砺民族的精神,不用说是受到了章太炎以复古为革命的文字观的影响;两人都热心于乡邦文献的辑集,鲁迅辑录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尽管周作人谦虚地说仅仅是“查书的时候我也帮过一点忙”,但他多年来也一直对乡贤著作孜孜寻访,并在散文中对越中风土的一再追忆。

但细细辨择,两人的取径仍有差异,除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很少进行专门的学术著述,因此清理他的学术思路主要从大量散文尤其是文抄公时期的文章中辨认。不仅对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化的研究后人难及,他对清学传统角度独特的吸纳也颇有意味。章太炎对小学和史学的看重直接影响了周作人的学术视野和兴趣,而他的原始儒家观念更得益于戴震以降的新理学,“文抄”式的行文方式多少得益于清学的考据文章及笔记著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退居书斋,更自觉地对学术传统进行辨择和清理,从中分疏出一些他认为于世道人心有用的理路。周作人将学术——文章——思想融为一体,并有意识而又有系统地把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基础范畴,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来使之脱胎换骨。不过,他复活的并不是清学的正宗,而是已经在进行着自我更新并具有新的生长点的清学传统。本文并不打算完整勾勒周作人的学术脉络,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新学眼光的参照下,周作人发掘了传统学术尤其是清学传统中哪些曾经被人忽视甚至至今我们仍掉以轻心的因素,以及新旧、中西、学术与现实处境之间那部分未能化解的冲突。



周作人回顾少时的阅读经验时谈到:“我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如《毛诗草木疏》及《广要》,《毛诗品物图考》,《尔雅音图》及郝氏《义疏》,汪曰桢《湖雅》,《本草纲目》,《野菜谱》,《花镜》,《百廿虫吟》等。”它们大多是周氏兄弟十几岁时在故乡绍兴接触到的读物,“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这份爱好之心始终未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周作人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宣告文士早已歇业,仅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草木虫鱼”系列成为其后散文创作 中重要的一部分,“文抄公”时期抄录并加以阐发的古书也颇多涉及以上诸书。除了题材方面显见的承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学术兴趣和周作人思想革命的关系,“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

名物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本是经学中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对《诗经》、《尔雅》和三礼等经传中出现的禽兽草木及其它物品的名称与用途进行对照考查,进而研究相关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可以说,名物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训诂学和考据学密不可分。按照青木正儿的说法,名物学经历了从名物之训诂到名物之考证的过程,从早期对语言文字进行简单的训诂发展到清代,考据学者们已经能够综合运用文物、本草、园艺、方志、诗文等多方面的知识梳理源流、辨明性状、考证风俗。

名物制度的考订是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以来汉学阵营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经学中考证学的兴盛,作为其副产品的考证名物学随之产生。自顾炎武以来学者们从考证经史文献提到的名物入手,重建古代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此冲破宋明理学的束缚。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的考订,而知治乱之源,成为他们的一个共识。经学大师江永的《乡党图考》通过对经传中图谱、圣迹、朝聘、宫室、衣服、饮食、器、容貌、杂典九类制度名物的记录进行整理,对周代知识阶层的生活进行阐发。其后戴震、程瑶田、焦循、俞樾等人的尝试表明,考证学开始把注意力从小学部分转向古代名物。经学考证的对象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依存于风俗、礼乐之中的道德规范,而通过对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亦使经学与历史、社会的互动得以呈现。

对草木鸟兽虫鱼的兴趣贯穿了周作人终身,他再三致意于留心名物研究的经学大师,认为“对名物大有知识”是“思想明通气象阔大”的一个表现。“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是他尤为欣赏的境界。他称赞朱舜水“关于瓜蔬树竹,禽鸟鳞介各门”多有论述,“对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儒者”;而郝兰皋的《记海错》中对当地风物考证之多,“非贯彻经史苍雅博极群书者不能也”;并特别标举孙仲荣的《与友人论动物学书》,认为其“不但看出著者对于名物的兴趣,而且还有好些新意见,多为中国学者所未曾说过的。”

名物学的主干是对《诗经》和《尔雅》的名物训诂研究。《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列举了学诗的七条益处,最后一条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于孔子的诗教,《诗经》的名物研究历来受到特别重视。后世出现了不少研究《诗经》的名物的著作,被称为“多识之学”。周作人对《诗经》名物学的研究颇有心得,“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其次是毛诗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随后更细细辨析各家的源流:“明毛晋的《广要》,清赵佑的《校正》,焦循的《陆疏疏》,丁晏的《校正》,以及罗振玉的《新校正》。但我喜欢的是焦氏的编法,各条校证列注书名,次序悉照《诗经》先后,似更有条理。”郝兰皋的《尔雅义疏》亦是周作人格外欣赏的一部名物研究著作,他引用郝氏《晒书堂文集》的一段话说明喜爱的缘由:“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流,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周作人关注到郝氏《尔雅义疏》的笺注与众不同,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并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不能见到。世儒“笺注虫鱼之通病”即在于“泥于章句,不暇向老农老圃细细商榷,妄逞臆说”,缺乏客观的观察和记录。他特别看重来自于观察和经验的记录,这一方法已经非常接近近代西方的生物学了。

但一直以来,名物学始终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不曾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名物研究“在从前只附属于别的东西,一是经部的《诗经》与《尔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是子部的农与医。地志与农学没有多少书,关于不是物产的草木禽虫更不大说及,结果只有《诗经》《尔雅》的注笺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记载动植物事情的书籍。”种种考证毕竟是笺疏而非批评,定名乃是为了“决经义之疑”。这就难免将自然现象作为礼教道德的图解,“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附会。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虫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周作人所说的儒教化和道教化,前者大抵是指伦理化的自然观,把自然现象与忠孝节烈的礼教道德联系起来,后者近于谈玄,即今人所谓的迷信,语多及怪力乱神。

区别于传统名物学伦理化的自然观,周作人把自己的“草木虫鱼”系列的根基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即“伦理之自然化”。这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使其在根基处发生转化。“我个人却很看重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生物学“未始不可以为整个的人生问题研究之参考资料”。作为五四伦理革命先驱的周作人试图“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即通过虫鱼风月的取材,窥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

他在五四时期写的《祖先崇拜》中这样写到:“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为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1944年总结自己一生知识构成的《十堂笔谈》中他仍坚持:“我至今还是这样想,觉得知道动植生活的概要,对于了解人生有些问题比较容易。从这里看出来的生活现象与人类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虑人生的事情便须得于此着手。”在周作人看来,主要的目的一是在于只有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才能了解中国国民原始的生存道德由此而来的意义之深厚。其次是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去纠正从前流传下来的伦理化的自然观。人禽有别,人类自有伦理,重点是只须“自己多多反省,勿过徇私欲,违反自然,多做出禽兽所不为的事,如奴隶及卖淫制度等,斯已足矣。”这与纯粹的自然科学的旨趣仍相去甚远,他更看重的还是自然里的人事,因为“爱物与仁人很有关系”。

“格物”就是周作人用来调和西方的生物学和附属于儒家经学的名物学或博物学的范畴,将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在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中进行安置,突出“格物致知”为“修齐治平”的基本功夫。周作人说:“有人序《百廿虫吟》云:诚以格物之功通于修齐治平,天下莫载之理即莫破所由推……大旨我实在是同意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中“格致”功夫的道德实践含义,只是他以更低调的态度对“性”与“仁”的命题进行重新解读,用生物学为传统经学所具有的道德规范注入了新的因子,从草木虫鱼中探讨道德的起源和伦理的应有姿态。以生物学为基础,周作人秉持的是低版本的人性观和道德观:“应当根据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

与五四时期高歌凯进的伦理改造不完全一致的是,他的伦理观更加低调。“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作人生问题的参考。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拿来与人生比勘,有几分与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这样的时常想想,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功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义的事。”人禽之辨是儒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周作人在借用这一传统命题的同时使其重心发生了转移,对“性”的理解逐步脱离了神性或高尚的一面,更突出人与动物相类似的方面:“我也承认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不过两者之间距离却很近,仿佛是窗户里外只隔着一张纸,实在乃是近似远也。”生物的范围很广,无一不可资观察,但是周作人仿佛更偏重虫豸这类微小的生物,“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也更重视弱者的道德,更留意人类道德的底线:“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

周作人 著:《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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