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尚古,世道剧变

君子不器
2010-06-10 看过

此文已刊于6月10日《南方周末》书评版

田方萌

关于物种的由来,历史上的智者们提出过四种解释。一种生物或者被上帝设计好了,或者被人类驯养改头换面,或者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或者经由天然演化脱胎换骨。最后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传入中国的时候,它被浓缩成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在物种之间和物种之内展开,由自然选择决定其存亡,适应度最高的个体将有利的性状遗传给后代,每一代会产生少量变异性状。我们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然而,直到150年前的这个月,进化论才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正式问世。

当孟子遭遇达尔文

形态迥异的动植物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猜想长久以来匪夷所思。每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太短,不可能亲眼看到新物种的产生。演化史上的自然条件不可重复,生物学家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反复实验。幸运的是,动植物的驯化帮助人类理解了改良物种的渐变机制,大自然通过化石、邻近种群和DNA间断性地保留了物种演化的记录,今天的科学家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物种在不同条件下演进的过程。在过去150年,这一切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史的了解。
行为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进化论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而产生,它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现象?我曾和一位专治政治哲学的朋友聊起达尔文,他立即表示:“动物受制于进化规律,人类并非如此。”这位朋友的书架上码放着好几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在他看来,智慧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才作出正义的选择,自然不会像动物那样受本能驱使。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恰恰指向相反的事实:人类的大部分道德行为由某种情感机制推动,这种情感机制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逐渐形成。人性像动物行为一样,是演化的产物。
社会学鼻祖孔德曾经指出,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学科,意即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却漠视这一下位学科,在自己的领地内闭门造车。《物种起源》出版一个多世纪后,演化生物学终于开始大举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七十年代末即提出一份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纲领,一些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走出传统研究领域,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三十年过去,各个学科几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演化心理学成绩最大。该学科的集大成者巴斯运用大规模跨国调查,以社会科学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的猜想。他的《演化心理学》一书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审美的人》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开创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多年来喷云吐雾,或许达尔文的文艺学传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在政治学和军事学领域,进化论也有不俗表现,当然争议就更大了。以色列军事史家甘特的《战争文明史》试图从演化生物学角度解释战争的起源和演变,就受到了《新左派评论》的猛烈抨击。进化论自诞生以来,遭到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以后又受到纳粹主义的曲解,难怪西方人对演化理论的政治化解读非常敏感。美国政治学者阿哈特近年来著有《达尔文的自然权利》和《达尔文的保守主义》两书,让进化论为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背书。结果不仅右翼的宗教势力不买帐,相信进化论的自由派也持怀疑态度。
社会科学曾经从生物学那里得到过许多启发,如帕克提出的“城市生态”(urban ecology)概念。当代学者则大大拓展了生物学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他们看来,思想发展和经济变迁都可以视作宏大的演化体系。生物学演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有人就提出类似的文化演化单位“弥母”(Meme)。就像基因受到自然选择的无情筛选,弥母受到文化选择的有意挑选。赛蒙顿的《天才的产生:从达尔文视角看创造性》一书就据此解释为何某些科学和文艺思想能够发扬光大,而另一些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比因霍克的《财富的起源》将经济世界看作一个复杂体系,提倡以生物学概念作为经济研究新的“隐喻”。作者认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一味追求物理世界的力学美感,故事已经越来越难讲下去了。
笔者手头这本《神似祖先》记录了一位中国社会学者阅读生物学著作后的心得体会。作为学术界的“边缘人”,作者郑也夫喜欢到别人的地盘上进行“思想远交”。 近年来,他放下手头许多工作钻研演化理论,在知天命的年纪发了一把少年狂。在这个意义上,《神似祖先》可以看作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一场精彩对话——也夫让孟老夫子遭遇了达尔文。举凡灵肉、死生、人我、和战、情理、苦乐、男女、美丑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这本书都有所涉及,其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醍醐灌顶之感。如果说进化论“帝国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也夫从生物学界猎取的火种今后势必燃成社会学界的烈焰。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正如也夫在《神似祖先》头一章所言,生物学的意义不只在其自身,更在于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尤其是对人性的看法。人类的本质属性一直是古今哲人探讨不休的话题,读者们一定还记得中学教科书上的定义:人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唯一动物。这一技术决定论今天已经被生物学颠覆了。《神似祖先》列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动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甚至拥有技术文化。人类只不过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技术,也夫写道:“人类是使用火的动物要比说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更合理。”
科学似乎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另一明显标志,它无疑代表了人类高超的智慧。毕竟,我们在生物学里就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可是,不少动物,如猿猴和海豚,都拥有程度不低的智能。在原始生存状态下,人类的智慧仅比其他动物略为高超,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生存优势。今天的中学生都懂得牛顿定律,是因为人类掌握了积累文化的手段。如果把爱因斯坦放到采集狩猎社会,他充其量也就设计个陷阱而已。
我曾读过也夫二十年前的一篇旧作,那时他还认为艺术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在自然选择理论之后,达尔文进一步提出性选择学说,揭示了美感的起源。原来艺术并不为人类所专美,孔雀开屏,杜鹃啼唱,动物早就发展出了“身体彩绘”和“山歌比赛”,这些行为在进化上的远因与人类无异——只为吸引异性。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艺术是人类显示其适应能力的昂贵展品,而审美则是识别这种适应能力的本领。优雅的舞姿体现出灵活的身体机能,嘹亮的嗓音暗示着健康的身体素质。艺术不仅不超越生存,而且直接涉及生存中的重大利益。
除去科技和艺术,似乎只有道德能将人类从野兽那里拯救出来。大多数人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高于其他动物,介乎神性和兽性之间。孟子发问:“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他的答案就是人类能够明察伦理道德。可我们先不要对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么自信。如果动物家族召开全民大会,人类很可能被授予“最不道德奖”。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总是奴役、囚禁、虐待和杀戮其他动物,甚至搞得人家濒临灭绝。我们对自己的同类也不见得多么客气。据蒂利(Charles Tilly)估算,文明程度最高的二十世纪,也是人类因战祸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时代。相形之下,也夫引用了洛伦斯的观察:“嗜杀同类在混血脊椎动物中是罕见的,哺乳动物中根本没有。最嗜杀的肉食动物,尤其是狼,却是所有动物世界中抑制力最可靠的。”
对灵长类等动物的研究表明,道德行为是社会性动物生存的必然要素。因此,我们最好把人与其他动物看作道德色谱上的两点,而非泾渭分明的黑白两极。我们中间的确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为人类道德渗入的一点理性因素,可这仍然建立在数十万年演化而成的情感系统上。宗教信仰和伦理学的确强化了我们的道德意识,不过,与其说人类因信仰体系而行事正义,不如说信仰体系因我们的正义感而得以维持。正如生物学家瓦尔所言:“我们和多种动物共享着建筑的材料。我们做的事情没什么是真正特别的。”
如果火星人在史前时期来到地球,他会发现一种使用火的直立动物。火星人收集了一些DNA标本,比较之后他发现,用火动物的DNA最接近两种灵长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至于用火动物嘛,火星人想了想,自然应该是第三种猩猩。这故事当然是我编的,不过外星智慧生物真的存在,他们是会这样看待我们的,而不是人类自况的“万物之灵”。动物学家时常发现黑猩猩与人类行为的相似之处,其实不是黑猩猩像我们,我们就是猩猩。将人类拉下神坛并不否定人性的伟大,《神似祖先》只是强调人性其来有自,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研究人性不能只去教堂,更应该跑到动物园去。只有同其他动物比较,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在《神似祖先》的最后一章,郑也夫提出一种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类定义:“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动物”。人因智慧而具有文化,文化具有高度变异性,因而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这只是针对其他动物而言,在上帝眼里,人类的可能性恐怕还是有限集,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达尔文猜对了,我倾向于从认识论角度给人下个定义:人是唯一知道到自己真正起源的动物。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演化生物学并不仅仅满足我们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改善当前的处境。如果我们把智人的演化史浓缩成一年,那么短短两百年的工业时代就是迎接新年的晚宴。人类在这顿“最后的晚餐”上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经济史家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谈到国家贫富时说:“穷国的人担心挨饿,富国的人担心长胖。”也夫那代人对饥荒还有着深刻的记忆,他们的儿孙已经对肥胖症司空见惯了。古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恰恰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变天了。同历史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相比,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典型”世界。
现代世界带给人类的好处显而易见。今天大多数人享受着保暖的服装,充足的食物,坚固的房屋和便捷的交通。科学技术当然是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直接原因,它建立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几乎都高度依赖着陌生人的工作。人类如何从不到百人的原始部落走向聚集数百万人的大都市?《神似祖先》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探索。作者认为人类强烈的亲情有时不能或不需要进行身份识别,针对非血缘群体的移情能力由此获得发展。猎物和火种等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促进了跨部落的合作,这种合作进一步催生了复杂的语言。移情能力和语言交流为人类建立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垫定了基础,文化积累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这些因素最终将人类带到了现代社会。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会伤害到人类,部分因为基因变异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神似祖先》对《我们为什么生病》一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医学家合写的著作。现代人在享受医疗保健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富贵病”,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腰椎病所取代。也夫称后者为“生活方式疾病”,因为我们体内古老的基因并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举例来说,笔者的远祖带有易患近视的基因,这在无文字的原始社会并不会损害他们的视力。笔者继承了这种不良基因,每天却需要处理大量文字资料,不得不戴上一副厚厚的眼镜。当然,技术产生的问题也可由技术来解决。隐型眼镜发明之后,近视患者看上去已经与常人无异。改进后的座椅也可以减轻白领工作者腰椎的压力。
现代人的肉体受到考验,他们的精神也饱受刺激。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曾经将梦露的头像进行海量复制,暗示着我们已经进入“美女轰炸”的时代。平面和影像媒体上充斥着最漂亮的人类成员形象,吸引了长相平凡的大众注视。从演化生物学来看,美貌之所以吸引我们,乃在于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成为拥有优良基因的俊男美女,因此身材长相是每个人择偶的重要标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无可厚非。可人类祖先从来没见到这么多被复制出来的“封面女郎”。尽管她们赏心悦目,在进化意义上却毫无价值。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被复制技术“欺骗”了,以致这些人造的“画皮”占用了我们太多时间和精力。
媒体技术向现代人展示了“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结果刺激了我们奢侈的购物欲望。作为关注天下大势的学者,郑也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对此提出批判。在人类社会的多数成员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无聊感开始蚕食我们没有设防的心灵,商人们开始生产廉价的刺激品。人们以为存在着比他们当前生活更美妙的享受,消费过刺激品却面对着新一轮的无聊。要摆脱这种无聊,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原始社会,却不妨“模拟”祖先的生活环境。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祖先看不到的具有欺骗性的东西,我们也尽量少看,这样就不会总惦记着刚刚推出的时尚用品。至于省下的时间该做什么,那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曾言:“运气不好但是智慧的人胜过幸运的蠢人。”达尔文告诉我们,人类只是生命老树上的一条新枝,与其他枝干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虽然因此失去了上帝赐予的好运,却也理解了进化带来的悲剧。最后让我追随时风,作一句广告词:对于探究奥秘的人,《神似祖先》自然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对于追求功利的人,《神似祖先》或许可以提高你的适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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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似祖先 神似祖先 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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