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导）“香港文化教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牛棚书院”发起人、电台总监、各种NGO的代言人、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的时评家……梁文道的头衔太多了，“36岁的他，经历比63岁还要丰富”，强悍的是，他都干得不错。
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坛”的梁文道。
（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文|袁复生 图|CFP
从东莞回来快半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
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去读XX”的困境。
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
()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
晨报周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
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描述的那些群体。
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
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
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扔掉。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
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个意外吗？
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
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
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
（）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
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
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
第二个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
晨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
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自己的。
（）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
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
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一个梯子。
（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说：梁文道。
《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
（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坛”的梁文道。
（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文|袁复生 图|CFP
从东莞回来快半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
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去读XX”的困境。
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
()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
晨报周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
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描述的那些群体。
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
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
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扔掉。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
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个意外吗？
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
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
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
（）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
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
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
第二个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
晨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
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自己的。
（）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
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
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一个梯子。
（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说：梁文道。
《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
（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