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导)“香港文化教父”、“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牛棚书院”发起人、电台总监、各种NGO的代言人、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的时评家……梁文道的头衔太多了,“36岁的他,经历比63岁还要丰富”,强悍的是,他都干得不错。
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坛”的梁文道。
(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文|袁复生 图|CFP
从东莞回来快半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
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去读XX”的困境。
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
()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
晨报周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
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描述的那些群体。
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
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
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扔掉。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
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个意外吗?
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
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
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
()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
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
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
第二个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
晨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
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自己的。
()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
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
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一个梯子。
(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说:梁文道。
《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
(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日前,《晨报周刊》在东莞对话参加“文化周末大讲坛”的梁文道。
(主)梁文道:批评人,也不要说别人是“脑残”
文|袁复生 图|CFP
从东莞回来快半个月了,我还在琢磨,梁文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记得他抽烟,用烟斗,倒不是因为烟斗够酷,而是“买盒装的比较贵,抽烟丝算起来便宜一些”。但他不喝酒,因为这两年学佛,不碰那些“扰乱神志”的东西。他也和很多香港文人一样,具有很丰富的外文阅读经验,他服膺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幽默、刻薄但也不失绅士风度的做派。
我不想用“土”或“洋”来界定他的“牛棚书院”或者对欧美图书和观点的评论、译介;也不想用“专家”“杂家”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他跨界做的一切。从我跟梁文道一天的接触来看,我觉得不需要对他进行过多的定义和解释,他就是那样,自然成了那样。他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贩卖新鲜的、好玩的、常识的、常理的,一个普通人所需要的一些观点或材料。我们觉得他奇怪,不过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画地为牢得太久,陷入了“让XX去读XX,让我们去读XX”的困境。
至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作为掌握了话语权的批评者,对自己的警醒,他说自己很忙,因为“香港文化人总有一种难民心态”,“这里面也许有一种自大的情绪,就是说很多事情非我做不可”。他也不忌讳说起自己的错误和自我完善。确实,阅读就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的行为。
()这个时代,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
晨报周刊: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两个词去批评别人,那就是“粪青”和“脑残”。你的主业,就是批评工作,那么在你的文章中,是否会出现这两个词?
梁文道:几乎没出现过,像我们日常聊天,可能会用到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今天仿佛我们一说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在为什么在文章里,我不大喜欢用这两个词呢?第一,我不太喜欢去指责别人,更不喜欢指责一种群体,更更不喜欢用这样的词去指责别人;第二,这两个词我觉得很不精确,它有侮辱别人的效果,但不能很精确地去把握一些现象,或者把握你想描述的那些群体。
晨报周刊:那么,在表达的克制与对别人尖锐的批评之间,在你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平衡?
梁文道:我当然完全意识到这是我们当下的一种风气。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名实脱离”的国家,充满着虚伪。所以我们喜欢强调一个人讲真话,今天下午在论坛上就有观众跟我说喜欢我讲真话,但其实我是和讲真话有距离的。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因为“讲真话”这三个字,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因为相对于我们习惯的虚伪,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虚伪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就代表了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东西,所以就带着一种情绪的倾向,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认为这就是一种讲真话的,讲到了极致。但讲真话就一定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孔的方法,声泪俱下地去表达的一些东西吗?讲真话也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讲,平时不说谎就是讲真话了。
晨报周刊:但好像现在吸引人的逻辑就是越偏激,越猛才有效,评论中一定要“酷评”,现实中也是如此,比如阎崇年被掌掴,那个批评他的人的声音才发出来了。
梁文道:这就是我们下午讲的,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荒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我深感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但我不能这样做的理由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扔掉。但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和,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觉得这样不是在“说真话”,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前段时间骂谢亚龙,比黄健翔在解说世界杯那次失控要糟糕
晨报周刊:但你前不久,还在电视里骂谢亚龙是“王八蛋”。这是个意外吗?
梁文道:这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我平时都不骂人的,甚至是粗话都很少讲。但那一次为什么骂人呢?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去感受。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整个人的节奏会跟着比赛的那种状态走了。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对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
晨报周刊:这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黄健翔在世界杯失控的那一幕,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黄健翔那样也是不妥的吗?
梁文道:那不一样。他没有骂人,没有侮辱人,顶多我们说他作为一个足球评论员,那样做不客观。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好,他应该两边都不偏帮。但作为一个球迷,我太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我完全能够谅解,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没有骂人,他比我要好。
()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他们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所以没有敌人
晨报周刊:从你的道歉和后悔来看,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也是有后天的一个完善的过程。那么,在你的自我完善中,有没有一些榜样或者模范?
梁文道:其实你去看胡适就知道了。我在台湾的年代,是读不到鲁迅的,我们都要读胡适的书。乃至于我后来到了香港,读到鲁迅,很兴奋,但是我就是学不了他,学得不像。当我年纪越大,我发现自己还是仍然喜欢胡适那样子,就是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来讲道理,好好说,不需要处于敌我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中。
第二个源头,是我在香港看了很多英国人写的散文或评论,他们很幽默的,我在香港读了很多英国人写的书,英国人是很幽默的,尖酸刻薄的时候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态度很特别。我刚到香港时,英文不好,为了学英文看电视,偶尔看到转播英国国会辩论:国会议员挤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骂人的时候也很狠,甚至泼辣,但是,他们会礼貌地称“我们的首相先生”,他要把你痛骂一顿,但是他还是会礼貌地称你为“先生”,称先生的意思是我批评你,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不侮辱你这个人。你工党,我保守党,我们可以吵架,可以骂得不可开交,但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格调我很喜欢,对我的影响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搞得那么尖锐的矛盾。你说自我完善,的确是的。
晨报周刊:具体从写作上来说呢,过程是怎样的?
梁文道:我刚出道写评论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笔仗,我也是很火辣的。但我后来发现,那不是我想要自己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写负面的评论,批评这个艺术家,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敌人啊。那我突然间领悟到,我不应该有敌人的。最后这两年学佛,我更加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回事。举个例子,你看缅甸,那些和尚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喊口号,他们在念经,像和平地在散布一样,没有愤怒地举标语。你说出家人不应该关心世事。这些僧侣为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特别,为什么要对抗一个集权,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呢?第一这个制度让众生受苦,对不对。第二,它使得老百姓会生起仇恨之心,佛教里叫“嗔心”,而嗔心是不好的嘛,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开悟的。我们要对抗这个制度,是为了让大家不起嗔心,你也就不能用嗔心对付他。而且这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你的敌人,相反也很可怜,他们通过这个不公平的制度获得利益,但他们很恐惧,害怕失去,这叫“贪”。所以说一套不完美不公平极端不正义的甚至是暴政的制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不好的。因此,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是出于慈悲心,对于居上位和下位的人同时慈悲,所以你没有敌人。我们现在骂那些官员“狼心狗肺”,其实他们确实很可怜,从慈悲心的角度去看那些无良的商人,他们不仅害了别人,也是害了自己的。
()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
晨报周刊:你说自己都是在写常识而已,怎么看“而已”这个姿态?
梁文道:可以说我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讲常识,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我也觉得常识很重要。今天的中国,不是少了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常识不太足够,常理跟常识太重要了。就像喝奶,你不会想到他会下毒,因为这是常理,难道一个企业不在牛奶下毒,就算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吗?这不叫尽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选择评论的这些书,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梁文道:书话的写作中,我希望写得有趣一些,有趣有几个意思,首先我的写作本身,是能让读者轻松阅读的,其次话题要契合当下,比如说那几天大家关注金融风暴,我就会讲和他相关的书。我的目的是让大家觉得书离自己并不远。我在电台和电视台里各开了一档读书节目,现在还办一份免费的读书杂志(《读书好》),每月免费发行七万多份,主要是为了让一些平日不看书的学生、市民有机会接触到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书是很有趣的,让他们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那些都比我写得好多了,你可能一下子接触不到,我给他们搭一个梯子。
(李傻傻,朝北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说:梁文道。
《读者:梁文道书话Ⅱ》
梁文道 著
(香港)上书局 2008年7月 定价:HK$89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