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陈乐民先生作助教

林耀国
2010-05-10 看过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社科院欧洲所的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开《欧洲文明史论》课。当时我是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许振洲老师指派我和同学陈斌担任助教。这真是我们的幸运,这一段经历也让我难以忘怀。
    陈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在欧洲文明史领域成就斐然。此前我曾读过他的《文心文事》,印象很深刻。先生在书里面说,他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但对美国舶来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简单复杂化”的“玄学”,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不足取法”。他写了这么一段话,让其时特别崇拜“理论”的我很受震撼:

    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去做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俏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从这里,即可看出陈先生所提倡的朴实学风。他还说,自己虽是从研究国际问题“起家”,但所谓国际问题,离不开政、经、史,而核心还是哲学,所以他最关注的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他时时所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洋务”与国学结合起来,“中国的学者而不大懂中国的学问,可乎?”
    先生是本学科的老前辈,他讲的这些话,我特别信服。也是带着这个印象,我和同学一起到先生府上去拜见他。第一次见面很紧张,也不知道说什么,只记得先生特别和气,两道眉毛很长,很漂亮。资中筠先生也在家,她告诉我们,陈先生患了尿毒症,每周要去医院做两次血液透析。资先生语气平静,可我知道这是很重的病,很难治。陈先生告诉我们说,他从北大西语系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外交部门,过去长期做“民间外交”,后来到社科院搞研究,很少讲课,这次北大请他,他很愿意,再辛苦也要坚持去讲课,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听听现在的青年学生有些什么想法。
    先生交给我三页稿纸,上面是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讲课纲要”,要我打印出来发给选课的同学。这份手稿,我一直珍藏着,后来这门课的课堂记录整理出了书(《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可惜没有把这个纲要收录进去。我原样抄在下面:

讲课纲要(参考用)
一、 历史、哲学、国际关系
二、 远古——希腊文明的历史地理环境 黄帝、尧、舜、禹、商
三、 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
              早期 两周
              中晚期 秦、两汉(汉武)
四、罗马兴衰一千年 汉、魏晋南北朝
五、“黑暗时期”和日耳曼入侵 隋、唐
六、封建时期(中古) 五代十国
宗教与教会 北宋
经院哲学 南宋
神学与教育 元
但丁的时代意义
七、封建时期末期(旧制度开始瓦解) 明
天文革命
商业、传教、航海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科学思维
八、近古与近代相接 晚明、清初
启蒙运动
工业革命
欧洲文明向欧美文明转化(1815以后)
政治理论的“实验” 晚清与民初
九、一个“方法论”问题
康德——理想主义与欧洲主义
黑格尔——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
归结于“一”与“多”——走向“欧洲联盟”
十、文化的“濡染效应”
从欧洲出发走向世界
欧洲界内,亚、非、拉,日本,美国
十一、欧洲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前瞻

    这个纲要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欧洲文明的历史与中国对应起来。先生解释说,他虽然是讲欧洲的事情,但心里面想的都是中国。他研究欧洲,只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第一次见面之后的三个月里,每周六一早,我就打车从万柳学生公寓到方庄,将先生接到北大,讲完课再将先生送回家。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车况比现在糟糕多了,尤其是冬天,车里面比较脏,味道不那么好,许振洲老师就特别叮嘱我,要打每公里一块六的车,稍微宽敞一点。而陈先生拖着病体,每周往返奔波,天寒地冻刮大风也没有停一次课。我们在车上,常常聊一些闲话,大约是他问我一些现在北大学生的情况,我来回答。可惜我现在记不起来什么具体的内容了。我也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助教,当时先生坐着讲课,有时候提到一些人名、地名、书名,就由我们帮助写到黑板上,可是我孤陋寡闻,常常写错字,如果是外文,更一点写不出来。
    这三个月讲课的详细情况,基本上都已经整理到了《欧洲文明十五讲》那本书里。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书里面不仅讲了欧洲的事情,先生还利用这个机会,谈了很多中国的问题,甚至谈到了人生问题。我喜欢听先生讲话,平和、平实,他爱引用中国古代的诗文,也爱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先生是服膺启蒙思想家的,他认定,欧洲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科学,欧洲文明几千年发展,有一条线索,就是民主科学在萌发生长,“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中国文化必须要引进这个才有未来。
    对这样的观点,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好像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写的,“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是,他的这些主张背后,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还有几个小的细节值得记下来。陈先生对于现在国际问题研究过分偏重美国不太满意,他上课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不了解美国,还有可能了解世界,要是不了解欧洲,可能就很难了解这个世界了,你们不要把美国想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还是在欧洲,欧洲才是博大精深的。我当时就想问,您是欧洲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是美国所所长,您这样说,资先生同意吗?可惜我没敢问。
    先生每次讲课,差不多要持续三个钟头,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仍然在讲台上端坐着。他说,我现在得了这个病,基本上很少有小便了,我坐着就是休息。结果课间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过去找他提问,还有同学找他签名合影。最后一次课讲完了,有两个同学走过去,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
    还有一次,陈先生对我们说,推荐大家读一读某位老先生新出的一本文集,这本书非常非常了不起,里面的观点很新,思考很深刻。我于是找这本书来看了,里面讨论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可读完觉得没那么了不起啊。我有这个想法,也不敢问陈先生。后来才了解到,这个老先生过去是参与写“九评”的“秀才”,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能够进行这样的反思,真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后来的人万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新”而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比前辈少了许多思想包袱,却也可能因此体会不到前辈的贡献所在。从这个事情,我也对所谓“了解之同情”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
    三个月的课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先生了。这几年里,偶尔从袁明老师、许振洲老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也常常读到他新写的文章。有时候我真想去拜访他,可自己毕业后即从事行政服务工作,很少静下来读书,心中无比惭愧,怎么敢再去打搅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那短暂的“助教”经历,只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新年的第一天,我上网,突然看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心情沉重,因为在最近出版的几期《万象》杂志上,先生还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启蒙运动的文章,没想到就这样走了,而且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我想以这些笨拙的文字,纪念驾鹤西去的陈先生。我深信,先生人品高贵、学贯中西,他的道德文章,必将泽被万千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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