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的俗艳、李贺的冷艳、李商隐的凄艳比较

王小糖
2010-05-05 20:14:21 看过
      唐诗,一个艳丽多情的神秘花园。无论是“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的乡愁,还是“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的怅惘;无论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忧伤,还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无畏;无论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感伤,还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温馨,唐诗,无疑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朵艳丽而华美的奇葩。
   艳,源自于六朝文学。可这“艳”到了唐代,尤其是到了元白、李贺和李商隐他们这里,六朝时的一切铅华,一切胭脂靡情和玩弄声色的感官欲求,都悄悄涤尽,悄悄地退出了诗歌的历史舞台。
先说“元白”。“元白”是元稹和白居易的合称,他们的诗歌风格后人以“俗艳”来概括。事实上,尽管二人的文学主张、诗歌风格相近,但仍有不同之处。苏轼《祭柳子玉文》就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白居易诗风偏浅切,而元稹诗风偏淫靡。在本文,我们重点讨论他们诗风相近的一面——“俗艳”。
    据说白居易写了诗要先念给老太太听,连老太太也能听懂了才会停止修改。可见他的“俗”并非格调庸俗或粗俗,而是刻意追求通俗易懂广泛传播,这是他在艺术上的一种独特追求。就像山药蛋派著名作家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一样,白居易把文坛从高处拆下来,摆在普通百姓够得着的地方,他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用最微小的事件表达最深刻的情感。
    唐代民间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说法,而且白居易的诗还远传国外,当时日本就有很多人喜欢吟诵他的诗。这就说明,白居易所追求的俗艳,是得到各阶层人民的认可的。
元稹最广为传诵的是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些诗句语言极其通俗易懂,却显得十分真挚感人。所以,通俗和优雅应该是没有界限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要重视的,不是那些华丽的词藻,而是它的内容;不是它的表现,而是它的思想情感。
    所以在笔者看来,元白之诗,说“俗艳”亦可,说“大雅”亦无伤。如果说“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是一种俗艳,那么这种俗艳是叫人拍案叫好的俗艳,一种极致的俗艳。
    再说李贺之“冷艳”。李敖说,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精彩?就是看你怎样去活得张牙舞爪,怎样活得龇牙咧嘴,怎样活得哗众取宠。倒是李贺有哗众取宠的资本,但那个时代却没能给他一个哗众取宠的客观条件。他只能在诗歌中像写日记一般发泄自己的情感,张牙舞爪地摆弄着自己的孤单绝望,肆无忌惮地倾诉着自己的苦难遭遇。他一方面好自我尊崇,始终以“皇孙”自称,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因为李贺已是皇族极疏远的一支,而且还“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他在自大与自卑两个极端中间,始终没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理想的破灭,再加上疾病的困扰,这个极其敏感的诗人的一生终成了愁苦的一生。诗歌于是成为他灵魂的出口,一个逃避场所,他极力避开庸常,追求奇特险怪,并着惊天动地的想象一齐来缝补他的累累伤痕,给心灵以相应的补偿和安慰。
    为了刺激他孤独的绝望,李贺借助艺术形象来发泄幽闭在内心中力量。而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又总是凭借及其诡异的想象来完成的,李贺的想象不仅出人意表,而且跳跃性很大,有时完全听凭直觉的引导,一任自己的想象超时空地自由流动。[1] 他能从箜篌的乐声中想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凤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稳重祥和的鸟,竟也会冒冒失失地叫唤;芙蓉、香兰皆为草木,却亦像人一般有情有义有泣又笑。
    再如无比凄艳的“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笔者以为,这就是一些张牙舞爪的句子,却又张牙舞爪出了一种叫人心疼的美。李贺诗歌中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冷艳的诗境随处可见,他是一个将自己生命和诗歌完全融为一体的苦吟诗人,他那率真的剖露内心幽暗凄苦的勇气再也没有人可以超越。
    最后说李商隐的“凄艳”。李商隐被今人视为晚唐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他那里,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与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思相联结,最终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
    李商隐是个情感化的诗人,无论是咏物诗还是怀古诗都表现出很强的感情色彩,而他凄艳哀婉的风格在他所独创的无题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以爱情为题材,意境幽邈,情思婉转,声调和美,读起来给人以极美的享受。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廖廖14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李商隐的爱情诗总是写得刻骨铭心,无法排遗,常是一种无望而又无法遏止的追求,以至竟以生死以之的态度去对待。
    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是与诗人整个人生的失意分不开的。像《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我们很难说得清他写的就仅仅是爱情的失落,人类的感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那种无端的感伤并非一人一事之故,官场的、情场的失意,乃至于寥落的生活纠缠在一起,这种种失意的情感经过过滤积淀而成为诗人内心最深处的一种体验,剪不断、理还乱,成为李商隐性格和气质的一部分。 所以诗人才会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连自己当时也说不清楚的感情,更何况是时过境迁的现在呢!
    应该说,李商隐的凄艳诗风是深受李贺影响的。两人都擅长抒发内心世界幽深的感情,但李贺特立独行,一任主观,诗歌显得极其诡异;而李商隐的思维方式较之则更常规一些,因此诗歌显得圆润畅达。一方面,两人都擅长想象,但李贺的想象奇崛突兀,如“老鱼跳波瘦蛟舞”、“忆君清泪如铅水”,而李商隐的想象则温文尔雅,如“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另一方面,两人对于色调的选择也有差别,李贺的词语色彩艳丽鲜明,如“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显得很亮丽,而李商隐的词语色彩则偏淡雅,而且没有视觉上的强烈对比反差,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这里“霜”、“月”、“青”、“素”都是冷色调,颜色都不是特别醒目。
    尽管李贺和李商隐的诗风有所差别,但较之于元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二人都注重对内心世界的表现,诗风的浪漫主义倾向还是一致的。李商隐的凄艳,李贺的冷艳只是与元白的俗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谓“凄”与“冷”都是内心世界的主观感受,而“俗”则是一种客观评判。但是三种诗风之间也并非没有丝毫联系,关系的核心在于李商隐,他一方面有着李贺的丰富想象和细腻情感,另一方面又有元白的通顺浑融,不似李贺那般刻意雕琢。
    无论是元白的俗艳,李贺的冷艳,还是李商隐的凄艳,我们说唐朝诗人风格万千,各有千秋,即便是同属一个诗歌流派,他们之间亦有细微的差别。然而,正是这些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才构成了唐诗的千姿百态,也正是因为这种千姿百态,唐诗才能绵延千年而不衰,才能在每个爱好唐诗的读者心中永恒!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5
[2]: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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