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 临安的郊区化

短章
2010-04-22 看过



引言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市镇即market town,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确切地说,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

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所载的文章,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估算有疑问,请先查阅这本书的具体做法后再做质疑):

  

战国(300BC):15.9%

西汉(2AD):17.5%

唐(745):20.8%

南宋(1200):22.0%

清(1820):6.9%

清(1893):7.7%

现代(1949):10.6%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0%,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10.6%乃至2009年的46.6%。

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很明显,事实上这是一个倒U型曲线,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将尤其关注历史上的那些特殊节点的城市化现象及其成因。

  

1、城市的定义

 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可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

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列为城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的农业人口,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在古代中国尤甚。

给出了定义之后,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另一类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前者可以成为城郡,后者就直接成为市镇,两个系统的总合,成为城市。

  

2、战国的城市

 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9%,这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了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

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之所以有这个划分,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只好施行怀柔政策。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分派到各地,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武装殖民。《吕氏春秋﹒观世篇》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并筑城郭、挖壕沟,营造防御工事,形成城市。城中居民称为“国人”,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称为野人或鄙人。

周代的国鄙之分是政治身份的划分,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而其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居住区的分别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鄙野之人绝非种族奴隶,周王室的武装殖民并没有实行高压政策的迹象。至于为什么,只能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一措施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第二,国鄙之分及“野人”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

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

(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超过法定侯伯之城,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12 000人/平方公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

(2)中型城市20座: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平均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2 000人,总人口为77万人;

(3)小型城市400座: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每城平均5000人,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

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

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具体细节将在下一部分细述)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因为篇幅有限,我在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经过细致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祐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5、始于12世纪的没落

 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研究指出,中国自12世纪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9世纪的700年里几乎保持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平均生产力的下降,而平均生产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胀,农民们能够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实现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导致对农业技术改进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停滞。农业生产力没有增加,可是需要养活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样我们便陷入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过剩陷阱里去。

这首先触发了前述的第一个城市化制约因素,即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农村人口过剩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农业余粮率大大降低,而农业余粮率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危机。根据赵冈先生的测算,历代每人平均占有原粮的水平为:

  

西汉:574(市斤)

唐:716

宋:906

清中叶:830

现代(1949):418

  

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同时,京师的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扩大,漕运的平均运距延长。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关于宋朝的情况,我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嘉庆时的《松江府志》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这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中国棉布的市场销售量是英国卖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其市场包含了各个大洲!

在赵冈先生看来,如果以单项商品而论,中国棉布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其1/6的需求即足以维持全英国的棉纺织厂开工生产。然而这么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价值却无法诱发大城市中出现一家棉纺织工厂,每年的6亿匹棉布几乎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以副业的方式生产的。请问我们如何能以“常理”来解释商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在中国,这种推动力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除了苏州等一两个城市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庞大的交易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完全越过了城市——农村是货源地,也是最终市场。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众多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聚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proto-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原型)。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村结构。而小农户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农户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

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取和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农户;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农户。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

 自1840年代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并且直到如今仍在进行中。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于是南宋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到19世纪末已由中叶的6.9%回升至7.7%。此后又进一步加速,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后,随着政策的推动,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从22%增加到46.6%。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前面的理论: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古是为了知今,这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希望也能够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24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5条

查看全部5条回复·打开App 添加回应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的更多书评

推荐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