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之后,谁为良心

Matrix
2010-04-12 看过
注:本文原文于2008年5月9日在本人博客发表,因原博客被封,只能重发。本文现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07d64e0100h4z0.html。网络上可能有对本文的转载,皆是出自本人原博客,特此说明。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是说1279年2月,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自杀从而蒙古帝国元朝彻底灭亡南宋的一句话。我是汉族人(至少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但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所以我个人是不认同这句话的,不能说元朝的历史就不是中国史,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只是由于前一阵听说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这句话。倪匡说柏杨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而一句“崖山之后,已无中国”,简单的八个字却带有一种绝望式的悲壮,在柏杨先生去世之后,我不禁想起,柏杨之后,谁为良心?

    我承认柏杨先生的书我并没看全过,看过的有限的内容也就是《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的一部分。出于对文科、历史、哲学、文化等内容的兴趣,类似民族性格的东西,我从高中时期就有所思考,所以后来看到柏杨的书,有大家证明了自己的想法,脑海中真是一片豁然开朗。先生写的内容处处打到了要害,让人看着牙都痒痒,忍不住拍案叫绝。有的时候我也真是很纳闷,中国的老百姓一面平时生活在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环境中,做很多事要托关系、走后门、要“腐败”,要见人说好话、要虚伪,在领导面前要当奴才、否则就没好果子吃,一面又对托关系、走后门的腐败事件,尤其是别人的腐败深恶痛绝,又讨厌别人的虚伪,在心里对狗仗人势的“领导”咬牙切齿,我们一面厌烦、痛恨着自己传统文化必然带来的环境,一面又必须要承认我们所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光辉灿烂”的,这不矛盾么?我们谁都想去一个有理说理,有事办事的地方生活,谁都讨厌遇事就要托关系送礼的社会,但是我们每个人却还都乐此不疲地托着关系。见到领导自己就成了奴才,自己当了领导别人就都是奴才,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平等这个词,大概从来没有在中国这个文明的传统文化中出现过吧。

    柏杨先生去世之后,渐渐就有关于柏杨先生的文章出现,有的说柏杨先生之后中国人会更加丑陋,有的说柏杨先生安心,中国会继续前行,还有的开始批判柏杨,跟着一大群很可能连柏杨的书都根本没看过的所谓“爱国人士”瞎起哄。中国当然会继续“前行”的,因为即使清朝也没说就不过日子了,但是这不代表没有危机,这些危机都深藏不露,或者说矛盾暂时被掩盖了,但是迟早有一天是要爆发的。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是不能被提。

    令我欣喜的是,我终于看到有人意识到,其实柏杨是站在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角度上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我始终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不存在“近代”的或“现代”的,只有中国的或西方的。所谓“近代”和“现代”的说法,其实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时代,认为全世界的文明、民族、国家终究都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近代和现代,是西方文明的近代和现代,一切所谓近代和现代的理念、价值和生活方式都打着西方文明的标志。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殖民,其他文明不可能独立发展出来所谓的“近代”和“现代”,或者至少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近代和现代。所以,我也就不认同所谓“中国人现在普遍素质较低”的说法,因为这个所谓的“素质”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无论西方在某些事情上做到还是没做到,但这也都是西方文明提出的,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内容。今天所谓的不随地乱扔垃圾、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等等,不也都是西方文明东渐之后的结果吗?换到1840年之前,这些行为哪个会被认为是“没素质”的体现?这些现在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概念,其实最早都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各个文明都是独立发展,那么这些观念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认可。

    那么是不是柏杨先生批判的不对呢?

    不是!

    柏杨先生确实是站在了西方文明的角度上去批判中国文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与人之间都存在职业和伦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人际关系是以伦理、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西方文明却是以职业为纽带的。调整人际关系从来就不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但是将调整人际关系列为首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最终调整出了一个无比虚伪的人际关系社会。各个文明按照自身的特点所发展出来的,本来是无对错之分的,但是我前面也说到了,谁愿意去一个干什么都得先考虑托关系走人情的社会呢?谁不愿意去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生活呢?在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中,或许你有可能因为“关系”上的胜利而得到本来你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但是也很有可能因为“关系”不如人而失去本来你应该得到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是却并不无辜,因为每一个人也都是害人者。西方文明只是西方特定的历史环境发展出来的产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存在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小到我们平时用的电脑大到中国政府坚持的所谓社会主义,没有一样不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就没有腐败和虚伪,这都源自人性本身,但是西方文明的腐败和虚伪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这样深、这样广泛和普遍,相同的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以至于腐败、虚伪等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

    有人想到了柏杨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来批判中国文明这一点,于是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其实我们原本就不用反省的,柏杨的批判也是片面的,而且中国人还因为“长久地陷入这种痛苦地自我批判中而耽误了经济建设”,更有人还大呼小叫的称柏杨是在“妄自菲薄”—这大概是因为柏杨先生的书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吧。对于前一种观点我是很哭笑不得的,或许这人对于当一种又是领导又是奴才的角色感到很有意思,也可能他平时生活中就是弄虚作假的高手,但是我实在没有看出中国人什么时候真的长久地进行过这种思考还耽误了经济建设。我们平时看柏杨先生的书都很过瘾很解恨,都很酣畅淋漓,可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看完了《丑陋的中国人》就不丑陋了吗?我们看完了《丑陋的中国人》平时就不虚伪了?就不谎话联翩了?就不阿谀奉承了?就不一面是奴才一面还恨领导了?就不嘴上一套背地里一套了?不,没有,我们看完了《丑陋的中国人》,还继续带着面具生存,还是势利眼,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平等,还是对同事的话半信半疑,同事还是会继续对你假仁假义,见到领导还是一副奴才像,心里还是恨不得踹上这领导几脚。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鲁迅先生也批判过,然后呢?改了吗?改了的话怎么还可能有柏杨出来再批判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看没看《丑陋的中国人》的区别,就是没看之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猪,看了之后发现,“哦,原来我们是猪!”,然后哼哼两声,挤进猪群继续去过猪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看《丑陋的中国人》都觉得自己绝对是中国人里不丑陋的那个,而看其他人却都是丑陋的,其实这才是丑陋的中国人最丑陋的地方!

    我们都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却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我们说了真话,做了真人,真正要尊严地生活(包括对领导),诚实,口心如一,那么在中国这个柏杨所谓的“酱缸文化”中,根本就没法生存。

    我不敢说我平时生活中就能如此屏弃“酱缸”里的文化,就能句句真话,就能永远刚正不讹,但是我敢说大部分时候我做到了,虽然我也为自己的真话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我看到了更多的人,他们不仅不觉得自己的虚伪、恶毒和腐败有什么不对,而且还非常认可这种“灰色”,甚至以去模糊是非判断标准的方法来给自己的丑陋找出种种借口和逃路来。谁说中国人长久地陷入过这种自我批判过?我看其实是从来没陷入过这种批判和反省才对!

    中国人的这种反省,其实不也是源于西方的入侵么?一开始是认为枪炮不如人,所以买来人家的枪炮和人家打,发现还是打不过;后来是发现是制度不如人,于是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但是发现学来学去却无法实行;最后发现原来是精神不如人。但是发现到最后,我们却陷入了一种无比尴尬和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精神的东西其实我们根本没法学来,因为这带有一个文明和民族的特质,另一方面,承认枪炮甚至制度不如人都无所谓,但是承认精神不如人那就代表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彻底失败,最后就导致了恼羞成怒之后的盲目排外和自大。直到今天,中国人还仍然陷入这两种态度中无法自拔。任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说法都是痴人说梦,谁能喝水只喝氢原子不喝氧原子呢?而且这种说法中用来判断自身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的标准不也是西方文化么?

    今天,我们学会了西方的技术制造了枪炮来抵御侵略,也有了一套看起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装点门面,但是其实本质上不过是孔子穿着马克思的外衣而已。我们真的社会主义了?和谐社会了?西方也有社会主义,切格瓦拉也是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要戴名表抽雪茄,还要找妓女,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行,切格瓦拉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更不能容纳这些,那究竟谁是社会主义谁不是?我身边有我认为能真正被称为是“中共党员”的党员,他们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称号,但是更多的党员,更多更多的党员,他们能入党,除了家庭的权势、金钱、关系和个人的圆滑、世故、虚伪以外,我感觉他们什么都没有。别告诉我这都是个别现象,我确实不可能调查全中国的党员,我没这能力,其实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能力。从小到大,我看见一次这样的事情或许还可能认为这是个别,看见十次也可能认为这是个别,但是当我看见到处都是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认为这是个别了。难怪林语堂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写到,中国人的古老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

    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从而进行自我更新,这本身就是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一直以来的发展路线,它本身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是主张维护现实秩序的,不能有超越式和否定传统的思考的。在1840年之前,我们并没有过真正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而如今,这种所谓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也被异化了。1840年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的心态始终是一种朝贡式的,无论是朝鲜这样的附属国还是英法那样的远洋国家,都是“夷”,都是不平等,中国也不肯给英法平等;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还是不平等,只不过是英法不肯给我们平等。我们看外国人,要么是禽兽,要么是主子,一如我们看自己人的方式。

    柏杨先生就这么去了,先生英灵在上,请恕我贪玩,没看全先生的书。作为一个学文科的学生,也大概是受希腊的影响更多,我始终认为应该以求“真”作为永恒的标准,虽然大家实践的时候可能都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真”就是我的良心,可能我在这个“酱缸”里有时也不能免俗,但是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个标准。真,也是一个治史者永远不灭的梦境。只是我不知道,柏杨先生去世之后,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柏杨去世之后,谁又能来成为这个良心?谁来继续提醒着中国人?谁来当这个“牛虻”?谁来当这块“明镜”?有些文人很会审时度势,也善于“整”其他文人,虽然他们自己最后也逃脱不了被其他人“整”的命运,这也是我一直讨厌郭沫若的原因;有的文人看清了世事,也就归隐蜗居,比如沈从文,其实这是一代文人的悲哀;可是有些文人呢,说了真话,但是却遭到了“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封杀,比如韩寒—如果他同意自己是个文人的话。中国社会或许以后会越来越“和谐”,但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失掉了柏杨式的良心。崖山之后,还是有中国的,柏杨之后,谁为良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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