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难再

　　《雅舍谈吃》中讲到如下一段公案：时昭瀛打美国留学回来，要宴请诸位同学，受邀的各位都是当时北平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如吴文藻谢冰心之流。梁实秋先生提议设宴在东兴楼（民国时北平最有名的山东馆子）。东兴楼最高规格的燕鲍翅席是十六元一桌（当时小学教师的月薪是三十元）。时先生到底是挣过美元的人，他说太寒酸，一定要加到三十元一桌。人家东兴楼开始还讲原则，说没必要这么浪费，后来被实在被这位大款的慷慨打动，只好应下来。这也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冒尖的好海鲜卯劲儿做出来就行了。梁先生对这一席超规格的酒席没有别的评论，估计未见佳处，只记下了当时喝的酒，确是东兴楼特藏的。

　　所谓佳宴的几个条件，四美具，二难并，在民国初年的北平文化圈子里也不难凑齐。当时虽然时局不稳，但北平的知识分子无论社会地位或经济水平，都不算是低的。所以有人肯花大价钱请吃，只求与知音一醉。

　　现在舍得花钱的人也不少。去岁正巧有位富家千金大喜，小僧在应邀之列，有幸得尝八八八八元一桌的燕鲍翅宴。小僧福浅，消受不来，觉得那鱼翅味似煮粉丝，鲍鱼不敌油面筋。食物水平如此，恐怕这一桌八千多的标准放在当时也是高的。

　　今日刚出的统计数据，上海一月平均薪水为三千八，小学教师的收入怕在此数目之下。三千块一桌的标准，订年夜饭也只能是中等水平。想要像东兴楼那样全数精品那是不太可能。这样一想，时先生当时请的那一桌还挺划算。要是换到现在，估计吃不到什么好的，酒水还要另算。

　　客观地说，宴席水平的高下，不在于食材的名贵与否，还是要看参宴的人属于什么群体。梁先生一行，即使不在东兴楼，在随便哪个成都小吃，很有可能吃出一段佳话。换成红着脸斗酒的暴发户们，龙肝凤髓也给糟蹋了。得与三五好友聚饮，就算是拿自制的萝卜干下酒，也是别有风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