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涅槃

思郁
2010-03-16 看过
关键词:1945年,二战结束后,年轻的雷蒙德•威廉斯从陆军退役回到了剑桥,继续他之前的学业。虽然只离开了四年时间,但重返校园的经验仍然让他觉得陌生,不习惯,他无法与以前的同学建立正常的联系,他甚至感觉他们讲的不是同样的语言。当然,他们确实在讲述同一种英语,但是在使用这些日常词汇的时候,无论从节奏、腔调和语气上一种深刻的认知差异已经产生了。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已经熟知,威廉斯从这种观念的流变和差异入手,写了一本名为《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书,成为了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在他的笔下,“关键词”有着两种特殊的意蕴: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它们是重要的相关的词汇;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中,它们是意味深长兼具指示性的词汇。从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例子入手,倒很是契合我正在进行的“关键词”书写:战后雷蒙德的文化研究很显然可以纳入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的叙事语境;另外,他关于文化与社会中的“关键词”的研究正是我想要借用的书写形式。对《战后欧洲史》这样一本厚重大气的历史著作作出细微完整的评价存在很大的难度,但是如果采用摘取“关键词”的书写形式反而容易梳理出简易的思路,提炼出明晰的观点,把握住战后欧洲发展的整体脉络。
欧洲:之所以把这个词汇作为第一个关键词,很显然是因为欧洲本身复杂难描的地理、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使然。正如托尼•朱特所言,“战后欧洲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这个曾经在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社会和民族都相互重叠的欧洲从1914年到1945年间差点被摧毁殆尽。曾经的欧洲因其多样性的辉煌傲然于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纷乱繁复的欧洲终于在战后有了统一的面貌:满目疮痍。废墟成为欧洲最大的“同一性”。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如何在战后的创伤中恢复生机和活力,如何在保持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独特性的同时寻找到新的欧洲的“同一性”,成为了欧洲发展思考的契机和动力,也成为了托尼•朱特书写欧洲史的起点。但是对欧洲的思考可以提升至另外一个层次,在中世纪,欧洲的统一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之上,在现代,宗教让位于文化,文化成为了最高的价值的实现。实际上,欧洲人就通过这些价值而互相认识,互相定义,互相认同。但是,战后的欧洲,我们拿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认识、定义和认同欧洲呢?是科技吗?是市场经济吗?是政治吗?我无法给出答案。
计划:这本来是一个日常颇为普通的词汇,但在战后的欧洲史上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味。不仅仅是因为战后成为世界大国的苏联一直因其计划经济模式扬名于世,也不单单是因为战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其实这里的“计划”仅仅是“制定计划”的代名词而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灾难,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灾难,一个个无能的统治阶级,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无法让社会组织和发展的更好。如果战后的欧洲想实行民主,如果想恢复它的魅力,如果不想重蹈覆辙,那么只能是制定计划。但什么是“计划”呢?托尼•朱特及时的发问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主张计划的人都相信在社会事务中和经济事务中强化国家的作用,但国家的介入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合成程度上的介入是合理且正当的呢?苏联是一个极端的案例,计划成为了完全的国家化,计划的触角伸展到了任何领域,政治和经济,文化和宗教,甚至私人生活也成了噩梦。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成为了另一个温情脉脉计划的代名词,实际上,这种援助计划的背后掩盖的是一种力图把欧洲“美国化”的企图。但不得不承认,这个计划帮助了欧洲“绝然抛弃了沙文主义思想、精神沮丧和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
极权主义:这个词汇与以上提到的“计划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迄今为止,我们还只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1938年以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1930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专政。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消失,我们只剩下一种极权主义形式,但是正是这种苏联统治的极权模式大肆蔓延开来。托尼•朱特用一种比较得体的措辞来形容这种统治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各国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政体,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实施“五年计划”,都按照苏联的模式成了警察国家,他们都是一个共产党机构执政,并且这个共产党机构又都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根据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经典研究,极权主义政府的基本存在理由是“针对一种虚构的世界范围的阴谋,它以统治全世界为目标,最终集中一切力量于警察之手”,“极权主义运动公开宣称的行动主义,它们在一切政治活动形式中选择恐怖主义,这一点吸引了知识界精英和暴民”。也正是这种极权主义的新颖形式俘获了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因为在萨特及其同时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当然,这里同样少不了所谓辩证法的奇特作用。
1968: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份,比如1848年的革命,那才欧洲意义上的独特归属。但1968年的革命之所以如此特殊就在于它超越了欧洲的局限。专栏作家马克•科兰斯基在《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一书提到这个特殊的年份时说:“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1968年,用托尼•朱特的话说革命的幽灵布满欧洲大地。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在马克•科兰斯基的分析中,有四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年: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起了典范作用;这代人与上代人之间截然不同的疏离感,让他们拒斥一切权威;一场受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为所有的反叛者提供了一个叛逆的理由;科技的进步,电视的出现能够让人类接触到当日遥远的大事件,地球村正在成为可能。这一切造就了1968年的革命神话,因为1968年的存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也成为了日后引起无数人怀念回想的黄金时代。
真实:这又是一个普通的词汇,普通的程度甚至让我们常常忘记它的存在。但真实往往与真相相关,它变得至关重要,只是因为真实与“无权者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在70年代和80年代,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瓦克拉夫•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关进监狱。这段特殊的经历让这个最初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了一个政治人物。就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无权者的权力”这一流传甚广的概念。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不是说出真相,尽管真相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唯一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生活在真实中”。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伪与谎言的社会中:官僚政府叫人民政府;工人阶级以当家作主的名义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彻底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人民掌权;滥用职权说成是实行法治;压制审查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科学援助……从此,我们知道原来真实如此重要。
历史:这位写下《战后欧洲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的托尼•朱特却对历史有着颇为悲观的看法:“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的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他看来,历史意味着怀旧。也许吧,但我要反问一句,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么?如果不是,我们更有理由去理解风云变幻的过去发生了什么,如果剥开历史的迷雾能够探究到一些真实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这个世界一份清醒的认识,这就足够了。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下托尼•朱特笔下的“历史”: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尤为重要”。也许,我们该对这位《战后欧洲史》的作者表示一种崇高的敬意:“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
思郁
2010-3-12书
战后欧洲史(上、下卷),【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 唐敏 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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