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著成钱春绮先生最后绝唱

西洋参
2010-02-05 看过

在我的心目中,诗歌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始终是一位谜一般的传奇人物。早年,他为了潜心译事竟辞掉了中医的职业,靠着翻译的一点稿费艰难度日;及至晚年,因诗歌翻译出版的不景气而使生活陷入困境,令人心里不禁一阵悲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钱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诗歌翻译事业,50多年的翻译生涯,钱先生一共发表了1000多万字的翻译作品。照我看来,钱先生是完全有资格弄个德国“大十字勋章”的,然而,淡泊名利的钱先生一向默默无闻地、愉快地生活着。见一见钱先生,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一直是我的愿望。 那是在1998年,一个秋天的日子,因钱先生想了解我也参与的一套丛书的翻译情况,特地让女儿与我联系,我才得知,先生的女儿与我在同一单位工作,我随即打电话给钱先生,想不到钱先生在电话的那端爽快地说:“有时间的话,就过来聊聊!”哇,得来全不费工夫。“好的,那我明天晚上就过来。”我生怕钱先生又反悔,赶紧回答。于是,钱先生告诉了我门牌号码,怎么个走法。 次日晚上,我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赶往钱先生的寓所,偌大的厅堂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什,四处随意摆放的东西使屋子显得凌乱不堪,显然是主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我在沙发上刚坐下,一杯早已准备好的茶就端到了我面前的茶几上。我心仪已久的钱先生,中等个儿,头发花白,穿的是老式的粗布夹克,他的脸尽管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分明是饱经风霜。虽说他已是70出头,但精神矍铄,面色红润,而且比我多年前想像的要年轻许多。我忽然间想:这样的一个人在大街上比比皆是,如果走在摩肩接踵的茫茫人海中,我肯定轻易地就把他疏忽掉了。 钱先生先是问起我的近况,知道我有志于文学翻译,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还一个劲地点头道:“很好,很好。”接着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聊开了,原以为钱先生是只知译事、不领世面的人,没料到钱先生对当今世事了如指掌,一谈起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钱先生还真的愤愤不平起来,我想,毕竟钱先生有一颗诗人的心呀。 是啊,钱先生因为喜欢写诗,所以一生主要翻译诗歌,因为翻译,他推迟了婚娶;又因为翻译,他索性辞去了工作,成了“无业游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时髦的“自由职业者”。但钱先生可不是赶时髦的人,在五六十年代,做一个“无业游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钱先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何况翻译诗歌的稿费要比一般的稿费低(不过相比而言,现在的稿费更加可怜)。从有案可查的资料看,钱先生最早的译著出版于1956年,钱先生在家中平静地潜心翻译没几个年头,大大小小的“运动”就来了,怎么办?钱先生像做贼似的偷偷翻译,再将译稿偷偷放在安全的地方。又是没几年,一场惨绝人性的“文化革命”接踵而至,钱先生的藏书被没收,大部分的译稿不知去向,钱先生成了“地道”的“无业游民”,他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得依赖于妻子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滑稽的是,钱先生还始终得到了某种“关照”,一个年轻体壮的男人没有工作,整天闲在家里干什么?很“幸运地”,钱先生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他一定是特务,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在“阶级斗争是个纲”的年代里,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这么想。钱先生处境维艰,“吃不了兜着走”,实在是钱先生当时的写照,我难以想象,钱先生的老伴,其时还相当年轻的妻子是如何挺过来的。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相信,钱先生是怀着某种信念走出冬天的,钱先生迎来他宝贵的第二次生命的时候,已是过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毅然又拿起笔,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赛跑。我在大学时所读到的德国诗人歌德、席勒、海涅、尼采等人诗歌以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都出自钱先生的译笔。 如此译著等身的钱先生,难怪德国人慕名而来,纷纷邀请他去德国讲学、参加各类研讨会,还有的更加直截了当,去德国观光、度假,全都免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德国人民是应该好好感谢这位为德国文学的译介做出了如此杰出贡献的钱先生的。不过,钱先生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也就是说,钱先生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钱先生早已尝过没有身份的苦头了,去图书馆,你没有身份,就休想进去,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办理出国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若想出国,你就得开具单位证明信。一向天真的钱先生被搞得七荤八素,不得不败下阵来,“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连个护照也没有搞定。德国人倒是急了,急中生智,赶到钱先生家里,将钱先生的所有资料、邀请函一并带走,说:我们给您办。还有一次经历也很滑稽,钱先生和老伴要去探望在美国定居的儿子,结果,老伴的护照出来了,钱先生的护照却愣是因为他的“身份不明”而被卡住了。 钱先生很轻松地给我娓娓道来,很释然的样子。 当我询问钱先生最近在忙些什么时,钱先生显出一副苦笑说:“一辈子从事诗歌翻译,现在老了又转业搞起了散文翻译,咳,谁还看什么诗歌呢,出版社也不肯出了。”我又问起出版社的稿费,钱先生也颇有微词,他谈起他的老友侯俊吉翻译的一部小说在一家全国著名的出版社共印120余万册,为出版社至少赚了100万,然而译者得到的全部稿酬加起来不足6000元。 我一直在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为何丝毫没有让人变得聪明,却一再愚蠢地重蹈覆辙呢?不知不觉中,已近午夜时分,该是钱先生休息的时候了,想不到钱先生谈兴甚浓。“我没关系,你看,老伴去美国照顾孙儿了,我现在一个人,很自由。”钱先生爽朗地笑起来。得知长期困扰钱先生的生活问题已得到圆满解决时,我颇感欣慰。钱先生经好友的推荐,进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任职,每月可拿到一笔在钱先生看来非常可观的收入。“我过的是一种健康、朴素的生活,这点儿钱足够我花的了。”钱先生知足地如是说。和钱先生又聊了会儿,直到零点十五分我才依依不舍地向钱先生告辞,钱先生热情地说道:“我送你。”不及我开口,钱先生已利索地拿好钥匙,走到门口。 秋天的夜有点冷,我推着单车,钱先生毫无倦意地走在我前面,一直走到通往小区的大门口。到最后告别的时候,钱先生还不忘告诉我回家的路,并叮嘱我,他在电视上看到过报道,其中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要小心。 望着钱先生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在心中自语:祝好人一生平安。

如今,斯人已去,音容宛在,必将鞭策我在翻译的道路上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后记:这是1998年时写的一篇文章。昨天接到复旦大学法语系副教授袁莉博士短信,方知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去。钱先生出生于1921年12月,享年90岁。谨以此文祝老先生一路走好!)

(又及:根据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译路同行》(2016年4月第1版)一书中《走近钱春绮》一文修订于2018年5月3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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