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笔:娱乐时代,娱乐至死

灰烬拾零
2010-02-03 看过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并不空洞的“形式”

“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这是在本书开头,作者试图让我们确立的理念。在晦涩的文字后面,作者阐明了三个立足点:

首先,媒介限定了信息的复杂程度。“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其次,信息的价值因媒介不同而各异。“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有关。”例如,书面材料在当代相比口头通知更正式。

第三,每种媒介都有自身偏好的信息类型,并对受众提出不同的能力要求。对于没有文字或信息极难靠纸面传播的社会来说,口述作为它的主要媒介,偏好言简意赅的熟语。在这类社会中,记忆力由于最有助于保存、传播信息而受到重视;而对于印刷术社会而言,书面文字偏好深思熟虑,长时间稳定姿势、区分修辞语气和观点逻辑、透过字里行间接触一个抽象的世界是它对受众的要求。

这三点贯穿全书并反复为作者所强调。借助这个分析工具,我们不难对电视做出如下判断:

电视是一种以视觉形象表达主题见长的媒介,以视觉取悦观众为信仰,留下印象而非概念;传播而非保存、整理信息是它的强项。信息的及时、新奇远比分析重要。由于各个栏目必须滚动播出,它无法在一个主题上静止、深入,而是在各种无关的主题间保持着高度跳跃性;它面对的是情况未知的受众,因此必须降低“门槛”,以便使任何没有相关背景知识、没有辩证思维、没有政治素养的人都能无障碍收看——只要你不瞎就行;由于受众中可能包括各种知识层面、各种年龄段、各种观念的人群,它必须做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挖掘各种社会经验(从“三鹿,妈妈的选择”到“烦死了坏喜鹊”),以便全方位讨好观众。

所有这些综述起来,就是“美感、速度、不连续性”


成为“松鼠”的时代

屯粮越冬是松鼠的天性,它们会在冬日来临前埋藏大量核桃入土——即便它们在越冬时只吃掉了一小部分。电视文化下,人与信息的关系仿佛松鼠与核桃的关系。

“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关系。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假消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作者强调,在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中,人们主要留意、汲取那些影响自身决策、改变个人观念的信息。因此在这两个文化中,人的行动便与ta获取的信息量有稳定、明显的关系。然而正是光电信号——作为一种崭新媒介的冲击,使这一关系变得虚无缥缈。所获取信息中的多数很可能与行动关系甚微;以至于行动都不再是目的,获取信息本身自成动力,正如松鼠埋尽可能多的核桃。

“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自相矛盾的“严肃的电视”

在书中,作者引一新闻节目执行编辑兼主持人的话说,制作新闻节目的奥义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需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替代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

电视希望展示的是视听盛宴。它要充分调动人的感官:用音乐来把握煽情火候、用醒目的标题来吸引注意、用出镜者的美貌风度仪表博得好感,用不同的声调突出主题——总之不需要动太多脑筋,好让眼球盯在某个频道。当电视已经普及,强调视觉效果的表达方式便成为其他媒介的样板。排版复杂、封面花哨、插图繁多的书刊杂志,和以耸人听闻、耐人寻味的文字表达方式(标题党)不断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当印刷品以电视的方式组织起来时,也就意味着它所擅长的对某一特定主题的执着、深入为肤浅所替代。

以严肃话题为核心的电视节目能否替电视反驳“纯娱乐功能”的指控呢?在作者看来,恰恰相反。任何严肃讨论都必然允许各参与方有足够的沉默思考时间,并力求议题的充分展开,以及不同立场的完整呈现。但沉默的思考过程毫无看头,细致、深入、追问也与节目时间南辕北辙,更妄论被“节目尾声”中止的激辩会给观众带来不适、让嘉宾尴尬。于是在电视“视觉中心主义”的威胁下,再严肃的话题也得向表演艺术屈膝,再尖锐的立场对立也得尽量互不侵犯;表面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的主持人,实际上主要关心各位嘉宾表演时间的分配以及保证演出连贯,起了导演的作用。最后,这些使观众留下印象,观众为它们留下掌声,但恰恰没有反思没有观点——因为“收看”是视觉活动,本就不需要动脑筋。

即便搬出专家、教授、权威部门、在场目击证人也对罪名撤销无济于事。“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于是我们听到了不用论证的一言九鼎,看到了伪装典型的孤立样本,因为可信度=演出逼真。

所以,作者认为“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对大众化的反对吗?

通过上述,可能有人会以为作者是出于他那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对大众化普及嗤之以鼻,从而主张意见和知识必须艰深晦涩地传播表达以便“高不可攀”。对此,我援引作者观点以及我个人的看法,予以反驳:

首先,民众的注意广度与对复杂信息的接受程度并非天生,而是被媒介训练出来的。

作者专门花两章篇幅,来介绍印刷时代下美国普通民众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如何之高:“林肯时代的听众,以当今的标准来衡量,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贡献,听众无所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

与其用“大众化”形容电视文化,不如说我们默许了民众理解能力上的退化和知识传播方式的庸俗化。庸俗化与通俗化有云泥之别。庸俗化意味着浅尝辄止、走马观花、注意力的凌乱分散,而通俗化则恰恰相反,意味着激发兴趣、引人入胜和注意焦点的会聚。后者必然只能在印刷品上取得最大效果,好比阿西莫夫的作品远远胜于Discovery的节目(Discovery有浓重的视觉艺术包装,更不用说嘻嘻TV的《走进癔症》)。

其次,批评者在对电视的功能定位上存在偏差——而这一偏差恰恰正是“媒介训练”导致的。

在本书中,作者“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正如烟雾不能表现哲学,本文解释了强调视觉艺术的电视为什么不能表现深邃的主题——媒介的性质决定媒介的长处短处从而定位功能,这一决定论不因任何严肃、认真、诚恳的批评改良而变更。但电视毫无疑问可以通过视觉效果的感染力发挥动员力量、给孤独者带来慰藉,等等。我以为必须强调的只是,不应让电视越俎代庖。


仅存知情权

另外,我特别留心书中的一处。作者在描述当代(虚假的)“信息爆炸”现状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NATO、OPEC、CIA、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作者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景象:普罗大众的消息越来越灵通、但却越来越对现状无能为力。对此我的看法是,光电信号导致的“信息爆炸”恰恰将平民处于被支配摆布的境地进行了彻底的曝光;那导致“信息与行动的关系式微”的原因之一,正是民众对每天发生的、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毫无决策权——他们通常有的只是知道自身利益受损的“知情权”。如果产生智力成果的唯一充分条件是被重视,那么无权决策的民众自然也就回避于思考,满足于电视给定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便沦为统治者确立思想统治的媒介。“大众化”在这里便等价于统治者对自身统治手段的辩护、解释。在对于观点的态度上,“嗟,来食!”,这便是电视对观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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