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冯友兰先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阳极-半导体
2010-01-21 看过
冯友兰先生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同龄人。他于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活了9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大体是跟20世纪同龄的。而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特殊的时代,实际遇到了所谓“2000年未有之变局”,就是说从一个我们说的封建时代到1911年间建立的民国,即中华民国,那也是亚洲第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后来又经过反击日本侵略,再经过一个大的内战,最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里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时代。就说民国之后吧,碰到日本人的侵略,然后中国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最后赢得了独立。在历史上,这两件事情都很了不起:一是1911年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那就是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冯先生的青少年碰到了这个时代,所以他真是遇到“2000年未有之变局”啊;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中华帝国到 1911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这第一个变局。第二个变局是1937的抗战到1945日本人投降,这就是“八年抗战”,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他也碰到了。这个意义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中原的人士基本上都是“南渡”,即渡江到南方去躲避战乱,可是历史上的“南渡”基本上都没有能够回来。按冯先生讲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南渡”,第一次是魏晋南渡而没有回来,第二次是宋代南宋去了也没有回来,第三次是明朝,苟延残喘的明政权南渡之后也没有回来。冯先生说的第四次“南渡”就是日本人打来之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而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他认为这是第四次南渡;不同的是他坚信第四次南渡一定能回来。所以他有一本书,是抗战期间很多文章的集子,就取名为“南渡集”。而在这期间所写的整个哲学著作就应该呼应这个时代的意义。这个时代叫什么呢?哲学家有自己的讲法,就叫做“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之际”就是我们说四季分为“元、亨、利、贞”,就是春夏秋冬。一般人都喜欢说春秋这两个季节,一个是播种的季节,一个是秋收的季节,这可以象征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从经验的意义讲是有劳动就有收获;从思维逻辑讲是有因必有果。可是,“冬”和“春”这两个季节又怎么联系呢?英国人就按照中国人理解“春秋”的路子,他们另外有个说法,即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说就孕育着一个期待,一个对美好前景的期待。而冯先生也有这样一个期待,就是说虽然现在中国受日本侵略,迫不得已而南渡了,是不是又要重复历史上那三次南渡而回不来的民族危亡悲剧呢?冯先生坚信这一次不会演变为前三次南渡那样的历史悲剧,中国人一定能胜利回来。他在这个时期要用他的思想来表达他的爱国主义,表达他的坚定的获胜的信念,所以他就把他这段时期写的六本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书叫做《贞元六书》。
而到他95岁高寿时还自己撰写了预寿联,其一是“三史释今古”;其一是“六书纪贞元”。他自认为这是对自己一生哲学思想和学术使命的总结。当然,这两句话也作为墓志铭被镌刻在他墓碑上了。所谓“三史”是说他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所谓“六书”是代表他独创的哲学体系的一系列著作,但这“六本书” 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深思熟虑的书,是对民族复兴寄予希望的书。这个“贞元之际”就是他一生碰到的第二次大的历史变局。那么,他所碰到的第三次变局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成立的共和国最初还是让他感受到了“民族复兴”的前景,但很快他就碰到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是有些极左的思潮。所以,冯先生自然就成了一个反面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从此就开始了对他马拉松式的批判,一直批判到“文革”结束,冯先生所处的艰难环境才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段时期是冯先生一生中比较曲折的时期。因为他是最大的所谓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免不了遭到最严厉的批判,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如被迫检讨,向工农兵学习,批判自己所研究的儒家思想,当然也包括批判自己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但是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骨子里还有哲学家的本色,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还提出了比方说抽象继承法啊,还做一些哲学史的鉴别工作,还是在为他的新哲学史写作做材料和思想方面的准备,虽然他没有再创建新的哲学体系。就这样风风雨雨地挨到文革结束,此时冯先生已经八十一、二岁了。这个时候冯先生还是觉得要把中国哲学史重新写完,所以又开始重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又花了十几年,写到95岁,才把整个哲学史新编写完。所以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是与这三个时代巨变相关联的,这或许可以叫“知人论世”吧,要真正知道一个人的作品和思想,一定要议论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这样才能有陈寅恪先生讲的那种 “同情的理解”。对他来说这三个时代巨变都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在这三个时代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就在民国成立之后的那个时代他是在求学,然后到了美国。最初的高等教育是在北大读书,后来到了美国,而到了美国他的读书机遇也很好。他要去美国之前曾问胡适,说如果我要到美国,去哪个学校读书比较好,胡适反问他,“你要学新哲学,还是学旧哲学?”他说我当然学新哲学,因为旧哲学对这个新的时代意义不是很大,新哲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对新的时代有益处,所以他明确说自己要学习新哲学。那么胡适就说你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吧,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区别就在一新一旧。
哈佛大学是很有名气,但是当时那里并不是新哲学的重镇,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新哲学的重镇。当然那里也有冲突,就是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所谓“新实在论”就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冯友兰到那里读博士,老师中有像伍德布里奇,蒙太古这样的新实在主义大师,也有其对立面的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杜威。这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之间当然是有思想冲突的。尽管这样,但它们却代表了当时美国最新的哲学体系。所以冯先生要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去了之后,当然这两个对立面的老师对他都很看重他。我们知道胡适本人也是杜威的学生,我看杜威好像没有对读书时候的胡适有太高的评价,但是他却给冯友兰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材料”(Mr Fu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er)。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我在美国教书时才知道杜威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孔子这样的地位;美国人说杜威是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想想看这种话,大概文革中毛主席才被称为“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不过,毛主席自己说这些基本是假的,只有“伟大导师”跟教师相通才是对的,因为他早年是学师范的,所以勉强可以接受这个溢美之词,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杜威那样评论冯友兰,说明他对冯友兰有很高的期待。从民国到日本侵略这两个转折的巨变时期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冯先生是在美国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又有一个时期是在美国教书,这期间又面临国共之间的战争,这就要转入他回国之后遇到的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时期了。总之,在他所遭逢的这三个历史巨变的转折时期,他创立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即《贞元六书》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同样也写出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国哲学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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