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的历史: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反驳

[已注销]
2010-01-16 看过
希腊理性的开端确实可以被描述为自然与习俗的对立。然而,企图为习俗寻找自然基础的努力,或者企图彰显自然与习俗之张力的努力,并不等于建立自然法的努力。如果我们把城邦视做事行(action)的中心,那么古希腊的三大言辞(speech)对自然提出了三种稍微不同的理解:哲学家口中的人性、诗人口中的家庭和智者心里的力量。当然,实际上并不能做出如此清晰的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讨论而不得不牺牲情况的复杂性。无论是人性、家庭还是力量,都围绕着城邦政治,并且与之形成张力。

哲学家试图为城邦政治寻找人性的自然基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灵魂秩序类比城邦秩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城邦;诗人试图彰显自然与城邦的张力,在《安提戈涅》中,城邦法和更贴近亲情的神法之间发生了冲突;智者的教诲复杂且不可信,而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揭露了智者言辞背后的所思所想:自然就是力量,如果有“自然法”的话,那么它的条款就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我们发现,在这些言辞之中都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自然法概念。对柏拉图来说,习俗应该建立在超越习俗的自然之上,而哲学家实际上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也是一种法,毋宁说自然恰恰是法之外的规定性

...
显示全文
希腊理性的开端确实可以被描述为自然与习俗的对立。然而,企图为习俗寻找自然基础的努力,或者企图彰显自然与习俗之张力的努力,并不等于建立自然法的努力。如果我们把城邦视做事行(action)的中心,那么古希腊的三大言辞(speech)对自然提出了三种稍微不同的理解:哲学家口中的人性、诗人口中的家庭和智者心里的力量。当然,实际上并不能做出如此清晰的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讨论而不得不牺牲情况的复杂性。无论是人性、家庭还是力量,都围绕着城邦政治,并且与之形成张力。

哲学家试图为城邦政治寻找人性的自然基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灵魂秩序类比城邦秩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城邦;诗人试图彰显自然与城邦的张力,在《安提戈涅》中,城邦法和更贴近亲情的神法之间发生了冲突;智者的教诲复杂且不可信,而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揭露了智者言辞背后的所思所想:自然就是力量,如果有“自然法”的话,那么它的条款就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我们发现,在这些言辞之中都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自然法概念。对柏拉图来说,习俗应该建立在超越习俗的自然之上,而哲学家实际上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也是一种法,毋宁说自然恰恰是法之外的规定性和生活方式。法有自然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法;哲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也充满张力,现实政治至少没有完全按照自然运转。对索福克勒斯来说,安提戈涅诉诸神圣法,这并不意味着神圣法是一种与城邦法对抗的自然法,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神圣法比城邦法更贴近自然。智者心目中的自然法离我们的理解就更远了,而且《高尔吉亚篇》基本上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自然法这个词的,意在指明自然法的荒谬:“强者多得弱者少得”的法还是法吗?

我认为,古希腊思想确实应该放在习俗和自然的张力中加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有自然法概念。法属于习俗,不属于自然。自然之为自然,恰恰在于它不能完全与法结合起来而又不造成问题。柏拉图的结合只是言辞中的结合,哲学家自己也知道理想国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而在个人的层面上,按照自然生活的人恰恰最容易脱离法的习俗,反而要用最为专断的法律来防止这种脱离:城邦应该立法规定,哲学家必须出来统治,不能毫无责任感地按照自然过独善其身的沉思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不同意施特劳斯:古希腊并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然权利或者自然正确的东西,我们顶多能够说,在哲学家心目中,属于习俗的权利和正确应该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如果说政治哲学必须建立在自然权利或自然正确的基础之上,那么古希腊也没有政治哲学,有的只是政治与哲学的张力。

明确提出自然法概念的,应该是古代晚期的斯多亚学派和罗马法系统。但是,这时候的自然法仍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对现代进程起到巨大作用的自然法。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的希腊人失去了政治归属,越来越逃逸到纯粹的言辞中去,斯多亚学派是典型代表。他们的自然法和他们的世界主义都是哲人修生养性的手段,只有哲学意涵,没有政治意涵。罗马法系统的自然法是一种理论悬设,目的是论证万民法的有效性,而非实定法的高级法背景。这时候的高级法当然是罗马城邦法,而且罗马帝国解决跨习俗问题的方式也不是自然法自下而上的建立,而是罗马法自上而下的推广,把越来越多的非罗马人算作罗马公民。我并不是说斯多亚学派和罗马法系统并没有对后世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它们所造成的影响恰恰不在自然法这方面。就斯多亚学派而言,根据福柯,一种新的自我技术被基督教转化之后,成为中世纪禁欲伦理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现代治理术的一部分。就罗马法系统而言,对现代法律系统产生实质影响的部分既不是自然法,也不是万民法,而是罗马法。

不过,古代晚期发生的变化对于理解后来自然法的诞生是非常重要的。古希腊世界三种言辞与事行的张力,也就是哲学、诗歌、修辞与城邦政治的张力,是纯正的西方古典思想的基本背景,但主要的也是最尖锐的张力发生在哲学与城邦之间,诗歌、修辞与政治的关系相对而言是更加亲密的。我们先前谈到,哲学与城邦的张力就是自然与法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不允许自然法概念的存在。古代晚期城邦文明没落,希腊人退出了事行的舞台,罗马人继马其顿人之后建立了世界帝国,但是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的罗马人仍然是在城邦的意义理解政治的。古典式的理解(城邦)和已经不再古典的现实(帝国)之间的张力,是理解古代晚期思想的基本背景。希腊思想全面转入非政治的沉思,而罗马思想全神贯注于公民德性和政治实践,排斥希腊哲学的非政治性和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对古典晚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正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沉思生活和政治生活、思辨理性和思虑理性的明确区分。如果说古代晚期的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更多是沉思生活,那么罗马政治就是把思虑理性当作了最高的理想。你提到了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但是西塞罗恰恰是哲学和政治的双重生活的提倡者,早期西塞罗强调哲学思考服务于政治活动,后期西塞罗更关注哲学和德性本身。西塞罗的自然法学说,属于哲学生活的一面,也就是他作为斯多亚主义者而非罗马人的一面。在西塞罗的公开演说中,你可曾见到过自然法的踪影?演说的西塞罗是罗马执政官而不是哲学家。如果我们仍然用自然和法的框架来看这个时期,那么斯多亚学派所追求的是按照法之外的自然生活,罗马法虽然寻求“自然法”的帮助,以便解决不同习俗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问题,但是其根本精神却是绝对的城邦主导。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也经常套用身体和灵魂的自然秩序来理解政治与战争,但是我们发现,他所谓的高尚和德性与其说是身体服从灵魂,不如说是个人服从城邦,这是典型的罗马精神而非希腊精神。就言辞与事行的关系而言,罗马人排斥哲学,但诗歌和修辞却如日中天。我们知道,罗马人的诗歌和修辞基本上都是“主旋律的”。即便是批判,也是以城邦为主导。超越习俗的自然在罗马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最高的事物是罗马的光荣与自由。也许马克.奥勒留是最像哲学家的罗马人,正因为如此,他也是最不像罗马人的罗马人。他向日耳曼人妥协的政策为北方蛮族南下埋下了隐患,而西罗马最终毁于蛮族侵略。

正如我们所说,古代晚期的困境是古典式的理解(希腊式或罗马式)和已经不再古典的现实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最终在于:彻底抛弃古典式的理解。这正是奥古斯丁和基督教的工作。古典思想在习俗和自然的关系中展开,古希腊人诉诸自然(具体而言是人的自然中的理性),古罗马人诉诸城邦。不管是理性还是城邦,都是一种自然规定性。人的理想在于尽可能地贴近他的自然规定性。因此,理想的希腊人是哲学家,理性的罗马人是将军和政治家。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无论是希腊式的哲学生活,还是罗马式的政治生活,都不是实现幸福的途径,真正的幸福在于寻找自我。我认为,正是自我模式对自然规定性模式的根本颠覆使得自然法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简单的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其实已经没有古典意义上的自然了。所谓“自”“然”,就是某物自己就是这样。但是奥古斯丁这里,其实没有任何事物是自己就是这样,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上帝造成这样的。换句话说,自然法这个概念得以成立前提在于没有自然,只有法,自然也是上帝立的法。就自我而言,自我的法表现为比自我更深的自我(这一套如何运转,这里无法详论),就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言,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以既反习俗又超自然的方式出现,这就是上帝之城。虽然在奥古斯丁这里,无论是自我还是上帝之城,都没有明确在法的意义上得到描述和理解,但是只有在这一基本的基督教框架之下,托马斯的自然法概念才能够成立。尽管托马斯尽可能地吸收和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学说,但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仍然在于自然与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最终原因,但事物的形式和质料还是它自己的;而在托马斯那里,上帝不仅是最终的原因,而且是质料的创造者和形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的全部秩序都被理解为上帝所立的神圣法,自然法不过是神圣法在理性存在者身上的体现。

当然,上述自然法的诞生是就基督教最内在和最彻底的逻辑而言的,实际情况是奥古斯丁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保存了大量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而托马斯确实整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不管怎么说,奥古斯丁之后,古典式的自然与习俗对立的结构,以及言辞和事行的张力模式,都被根本改变了。基督教既不诉诸自然,也不付诸习俗,而是求诸恩典。古代晚期的言辞和事行都遭到了根本批判,其后果在于罗马的诗歌和修辞受到压制,而本来被挤到边缘地带的希腊哲学的地位反而上升了。一边是基督教恩典,一边是哲学理性,耶路撒冷和雅典以非常悖谬和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携手在尘世政治之中编织了一部上帝之城的神圣历史,这部历史的根本立足点在于以神圣的方式理解自然。至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上帝逐渐退场、把自然重新还给自然的过程,它的后果不是回到古代的自然而是进入现代的自然。在实质上,洛克的自然法已经不是上帝的法而是理性的法了,正如自然科学认为即便没有上帝,自然规律仍然成立。不过,究竟是上帝来立法,还是人类理性或宇宙必然性来立法,都不是古典式的以自然的方式理解自然,而是以法的方式理解自然。基督教以神圣的方式理解自然不过以法的方式理解自然的第一种模式,而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不过是以法的方式理解自然的第二种模式。所以,我认为基督教和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们的内在理路都允许有自然法这样的概念存在。
15 有用
5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5条

添加回应
广告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更多书评

推荐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豆列

提到这本书的日记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