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十年

2010-01-12 看过
美国图书业巨头亚马逊公司推出了一款被誉为是终结纸质书籍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在全球一度呈现卖空的火爆态势。可就是这样一款电子阅读器,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卷入了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风波。当时,亚马逊公司通过远程控制删除了所有用户机器上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两部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随即遭受用户的抗议,迫不得已之下亚马逊公司对用户做出道歉并承诺恢复机器上的图书。
是怎样的一个作者在死后那么多年依然会得到全球读者的欢迎?是怎样的两本书在删除之后竟会引发世界对言论自由的怀疑?
无独有偶的是,当我正准备开始读《一九八四》时,我又读到龙应台在1984年写的文章《欧威尔的台湾?》。在文章中,她大肆抨击当年台湾实行的言论控制的政策。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处处以奥威尔当年的所描述的“思想特务”作比,直指台湾当时的疮疤。在我读得酣畅淋漓之时,对《一九八四》这本神秘之书的好奇又加深一层。应该是怎样一本神奇的书,才可以被捧到如此高的地步,使众多名人都奉为圭臬?
带着这么多疑问,我阅读了《一九八四》。在整个书的阅读过程中,好似在观看一部瘆人的恐怖电影,那些令人颤抖的画面仿佛在我的眼前一幕幕上演。在合上书的那一刹那,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我自己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整齐划一的乌托邦感到庆幸。可突然,我又想起了什么。我不再觉得舒适,不再觉得释然。逼人的寒气侵蚀着我,一本小时候看过的书梦魇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无处可逃。
那本书叫《一百个人的十年》。当我读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十三岁。
在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存在过一种叫做“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在那之前不谙世事的我觉得蓝天绿树世界非常美好。
在那之后我变得敏感而早熟,觉得支撑我世界的东西在崩落。在那之后我不再无忧无虑,而是变得有一点神经质。
当我读到《一九八四》,在一片混沌中坚持清醒的温斯顿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那个时候的敏感多疑的自己。原来彷徨无措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庆幸着。
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可触碰的十年;那十年,是黑暗的难以回望的十年;那十年,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却也是属于一语成谶的奥威尔的十年。
这十年的集体无意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我并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当然,历史上他普遍被承认为是一个克里斯玛权威。有可能是我没有亲身处于那个年代。但至少从我现在往回望,我觉得他相貌平常,语言也并不具有像希特勒一般的煽动力,甚至还带有湖南口音。对比《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很是相似。老大哥几乎没有出镜,在背后默默地通观全局,操纵一切。而正是由于他自己营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每个人对他都心存敬畏。人们相信老大哥全能,正如当年全国人民相信毛全能。被神化的权威,甚至有了“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这样一种集体的盲信,是文革这场烈火之所以燃烧起来的一个火种。
其次,年轻人的力量不容忽视。相信这一点不容怀疑。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都是由年轻人组成。他们热血沸腾,容易被煽动,更易于被操纵。在八一八大串联时,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样的口号喊出来时,年轻的心灵扭曲变形,人性的恶逼仄地显现出来。《一九八四》里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且不说与红卫兵基本上相同性质的反性青年团,书中所描写的少年侦察队简直让我毛骨悚然。帕森斯年仅七岁的女儿竟然已经学会从各个方面监视自己的父母,还美名其曰监督一切有可能犯思想罪的人。最后帕森斯的被捕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扒钥匙孔偷听自己的梦话,揭发了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儿女,像间谍一样的安插在自己的身边。那样的社会,如何有亲情和人性可言?当年轻人的眼睛被蒙上,世界容易走向癫狂。
接着,有了癫狂的人还不够,得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被实行。书中的理论体系是老大哥建立的那一系列看似高深莫测实际使人毛骨悚然的道理。“正统即没有意识。”、“消灭独立思考!”、“战争的目的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受破坏!”。也有浅显易懂的:“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这让我想起照片里随处可见的红本本。一套自上而下贯彻的理论体系,不仅包括最基础的红本本,后来的两个凡是,还有在那期间出台的一系列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政策,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消灭人的独立思考,以简单的理论来进行洗脑教育。
最后,要有一系列运作良好的机构来运作。于是我们看到,在书中有和平、真理、友爱、富裕四个部门。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组织撒谎,爱护部负责拷打,富裕部制造饥荒。这是整篇文章中最使我震颤的一句话。奥威尔就用这简单的讽刺,把事实刺得鲜血淋漓。
《一九八四》里另一个让我震颤的桥段是思想特务的存在。1984年的伦敦,党和政府完全控制人民的行动。每个人的家里都装了电子眼和麦克风,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无法逃过思想特务的监视。人民只能发表受到政府认可的言论。
言论自由,一直以来都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可这通往理想的道路同样非常坎坷。文革前的中国就有在“反右”运动的先例。一句话不慎,一条甚至更多性命就被搭了进去。在文革中,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让人不忍卒视,更让人万念俱灰。
钳制言论自由难道就可以保证政权稳固么?难道就可以压制反对者的力量么?难道就可以保证全民思想的一致性么?
龙应台在《欧威尔的台湾?》中提到,在当年控制言论,封锁消息的台湾,出国的留学生并没有因为长期的管制言论而变得天真,恰恰相反,他们变得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消息,他们都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都认为是假的,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有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使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却在文革以后逐渐浮现。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实际上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疯狂的个人崇拜和集体狂热使1966-1976年的中国变成了一片过度发热的土地,人们没有独立思想,陷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少数清醒的人被同化。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仿佛看到奥威尔笔下的脸罪。每一张脸都是没有表情的,每一张脸都是一致的。思想一致,口号一致的脸组成了整个社会。在那里,跳脱的思想是犯罪,自由的言论是犯罪,出格的行为是犯罪,连不一样的表情也是一种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仿佛看到龙应台笔下八十年代的台湾,又仿佛看到冯骥才笔下文革时期的中国。
为什么这样的悲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为什么前人的教训讽喻性的小说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的未来会不会灾难重现?难道历史的作用就是要让我们再次走向歧途?
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到,研究表明太阳黑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集中爆发,有可能影响到了人的思想,于是人类在那个时期就显得特别狂热和无理性。细细想来那个时代的世界好像格外的失序,由此看了这种说法也未尝没有道理。只是,这蓝色星球上的几十亿人的生死节点,真的掌握在太阳上那几个小小的黑子身上么?这样想来,我们的人生仿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某种宿命性和悲剧性。这真让人感到沮丧。
我庆幸我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我庆幸我拥有着清醒的自由。悲剧的十年已经划下句号。只是我们,不应以麻木代替清醒。一个健康理性的民主社会始终需要奥威尔,如同警钟,时时长鸣在我们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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