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不幸——读《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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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的故事》是美籍华裔的人类学教授黄树民的代表作品。黄树民在1984年克服各种困难在厦门北郊的一个闽南村庄进行人类学调查,以期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弥补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资料的缺乏。
黄树民教授在调查的过程中结识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并得到叶文德对研究的大力支持。于是,黄教授在一次次与叶书记的访谈后,最终决定透过叶书记的视角,通过记录他从出生到80年代以来的整个生命史,来书写林村1949年以后的历史。黄树民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就从叶文德角度的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流畅,真实性和可读性都很高,黄教授通过合理的发挥,将一份人类学的民族志以类似小说的方式展现出来,比起传统的历史文献叙述更多了一种鲜活的、异样的冲击,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再现历史事件,引发无尽的思考。
我觉得《林村的故事》读起来像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活的一个切片。在这个切片上,历史上各种事件投射在这个村落的颜色和痕迹清晰可辨。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集体制解体、工业化与城市化......然而因为从林村这个角度切下去,每个事件又具有了林村独特的观感和经验,因而与通常的记录并不一致,它们的实际影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和宏观层面上的叙事不成比例,丰富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不时出乎读者的意料。
同时,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运动、变迁又最终是作用在乡村与村民的具体生活中,例如叶书记的一生之中。叶文德在本书中成为叙事脉络的主干,从这条主干衍生出去的与不同人物的联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乃至与整个国家的联系,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历史体系。从这个脉络体系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宏大叙事的空虚感,与微观叙事的片面性,走向对历史与当下的确切体悟。
黄树民在第一章的结尾写到“希望本书的付梓印行,不致危及叶文德书记和其他村民的福祉”,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叶文德作为一个乡村的党支部书记,虽然具有高中文凭,但是在本文中体现出的对政治历史问题的洞察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也许正是几十年的政治现实的浸染,以及自己一生的人生经验,使他能够看到当时的许多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叶文德在评价解放后打破原有的乡村统治结构,将贫农提拔为干部这个政策时曾说到:“不。出问题的不只是政策而已,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们的政府要将农民分为不同类别,要搞阶级斗争,到底是不是一种基本上的错误。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勤快。如果我们处罚那些工作勤快、积存财产的人,奖励无能或是懒惰的人,就等于在传递错误的信息给下一代......所以,你看,问题不止出在政策上,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更深:这关系到一个人怎样看待这个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社会不能建立在相互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相互仇恨。”(本书P42) ——在这里,叶文德已经看到建国史中那种不顾真实状况,搬弄共产主义革命逻辑对地主、乡民进行毫无人道的斗争和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仇恨。他明白煽动起这种相互的仇恨,事实上破坏了农村得以运行的正常秩序:惩罚付出和努力,并在政治斗争中不断颠覆农村政权,只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后来的灾难埋下隐患。他应该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革命逻辑是共产主义政党夺取权力的策略,也是其内部政治斗争的副产品。
又比如,在大跃进之前,经历政府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后,农民们进入人民公社工作和生活。大跃进到来后,通过土法大炼钢铁,农业生产荒废;政府又颁布规定推行“科学耕作”(实际上是不断增加种植密度),使收成大幅降低。大队和生产队受到上级压力,捏造不实数据呈报上去,公社和县政府根据这些数据下达无法完成的收购指标。叶文德对此评论到:“回顾这几年,我觉得真是好笑。顶层的人,欺骗群众、误导群众,群众再欺骗上级,上级再反过来,根据这些虚假报告来订定新政策,一旦些微事实刺穿这个涨满空气的政治神话,这个邪恶的循环随时都可能爆炸。”(本书P58)——叶文德看出了这个过程的虚伪,也说明农民和各级政权并非不知道这种虚伪,只是都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说破,只好等乡村出现大饥荒,终于为时已晚。叶文德甚至说到:“我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为疏失而起,接下来这二三十年,全国各地都饱受饥饿之苦,毛主席要对此负责。”
再比如,叶文德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本有机会调进城市成为国家干部,但文革中因为刘少奇被打倒,因此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遣送回村。叶文德感慨地说到:“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点燃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思,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于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从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思?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本书P95)——可以说,叶文德这段话代表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也折射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变化。人们在反复的政治运动中开始察觉这一切的荒谬性,虽然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高压下仍无法摆脱,不过内心已经开始厌倦,文革作为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顶点,已经在众人的怀疑中开始走向结束。从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已经可以体味到整个国家走向实用主义的前兆。
再比如,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那时的叶文德已经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顶住压力开始在大队进行改革,实施红利制度,提高效率;并且让村民自己选举生产队队长,结果选举后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变成了党外人士。此时,叶文德说到:“这样的结果,我并不觉得意外。事实上,这样的发展相当自然,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党在遴选新血之时,挑的是忠贞、听话而且没有想象力的人。这种人很安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个人野心,而且只知道小心地执行党的指示。但是,在遇到需要个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的情况时,他们便无法调适,所以这种人一定要换掉。”(本书P150)——叶文德的改革非常大胆且富有成效,是因为他知道农村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党的组织原则非常严密,一直深入到乡村基层政权,以确保党的意志和政策的贯彻,而这种组织原则,实际上使乡村政权充满了叶文德所描述的这一类人,他们的平庸难以保护农村不受政权的伤害,难以带领农村取得突破,难以改善农民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政权的传声筒和执行棍。叶书记敢于顶住压力进行改革,体现着他的经验,也体现着他的远见,因为他已经知道改革开放开始后,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后来的发展印证了他这一点,政治上的变化使他免于了闯祸的危险。
当我们重新思考叶文德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叶文德之所以能得到这些认识,是因为他是政权和乡村的过渡、媒介,一方面他受过系统教育,也有比较坚定的集体主义信仰,因而他能够理解制度和政策的含义。另一方面,他作为党的基层领导,非常清楚哪些制度和政策在农村中引发剧烈的冲突和严重后果,并且能在这个过程中明白问题的根本所在。他自觉地保持中立的态度,并能够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努力,这也是他能够广受支持的原因。
叶文德有惊人的勇敢,敢于创新和改变,不断推动着林村的进步。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利用自己曾经积累的社会关系带领大家开办工厂积累财富,为村里建立集体的医疗保健系统,协调村中利益冲突,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种无私。
然而叶文德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他在乡村中扮演着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角色,在他眼中普通村民是短视、无知且惯于忍耐的。因此,他的许多手段都带有强制和专断的色彩。他曾说到:“农民就像牛一样,一旦他认为事情无法避免而加以接受后,你就可以把开口束得一次比一次紧。他们一开始会抱怨,但后来便会向现实屈服。”(本书P198)这种权力并不是特例,书中写到“一般而言党支部书记在他的管辖区内,权力不受节制。如果干部没有良心又不廉明,要滥用权力贪污而不被知道并不是难事”,“说老实话这个镇的18个大队支部书记大部分都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将公款盗为己有”。(本书P214)
可以说,林村在这艰难的几十年中能够有叶文德来当领导者是幸运的,叶文德利用自己的能力为村民谋利,却没有用自己的权力来侵害乡村。本书结尾魏捷兹写的评论中说“无论中国经历多少荒谬的政治运动,政治狂热对人性造成多少伤害,造成多少人的自私、冷酷无情和倦怠,但仍有像叶文德般能够思想、反省,为着再创生机而努力的个人(无论为的是个人还是集体)。”(本书P261)——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这本以叶文德为主线的书最终展现了清晰的理智与可贵的人性。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理智和人性在那段历史中的作用有限,叶文德的特例并没有消解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们,特别是农村的人们被强加的苦难。同时,也无法许诺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下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法抵消同样由此带来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侵害,更何况前者还在不断瓦解。
弗里德曼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中国乡村都有一个“叶书记”,更不能期待这个体系不同权力层次上的“李书记”或“张书记”,根本的变革是寻求整个制度的改善以及每个个体的理性与人性的觉醒。
林村的故事讲述了林村的某种幸运,却折射着更多更大的不幸。我们注目这份不幸中的些许幸运,是希望从中发现一条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参考资料:
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
徐平、包路芳,2003,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 《广西民族研究》
石奕龙,2003,书写文化与真实——《林村的故事》读后 , 《民族研究》
周孜正,2003,当代中国研究里一只"冬日的烤红薯"——试读《林村的故事》 , 《社会科学论坛》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http://bbs.tsinghua.edu.cn/pc/pccon.php?id=3448&nid=71419&tid
黄树民教授在调查的过程中结识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并得到叶文德对研究的大力支持。于是,黄教授在一次次与叶书记的访谈后,最终决定透过叶书记的视角,通过记录他从出生到80年代以来的整个生命史,来书写林村1949年以后的历史。黄树民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就从叶文德角度的第一人称来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流畅,真实性和可读性都很高,黄教授通过合理的发挥,将一份人类学的民族志以类似小说的方式展现出来,比起传统的历史文献叙述更多了一种鲜活的、异样的冲击,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再现历史事件,引发无尽的思考。
我觉得《林村的故事》读起来像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活的一个切片。在这个切片上,历史上各种事件投射在这个村落的颜色和痕迹清晰可辨。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集体制解体、工业化与城市化......然而因为从林村这个角度切下去,每个事件又具有了林村独特的观感和经验,因而与通常的记录并不一致,它们的实际影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和宏观层面上的叙事不成比例,丰富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不时出乎读者的意料。
同时,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运动、变迁又最终是作用在乡村与村民的具体生活中,例如叶书记的一生之中。叶文德在本书中成为叙事脉络的主干,从这条主干衍生出去的与不同人物的联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乃至与整个国家的联系,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历史体系。从这个脉络体系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宏大叙事的空虚感,与微观叙事的片面性,走向对历史与当下的确切体悟。
黄树民在第一章的结尾写到“希望本书的付梓印行,不致危及叶文德书记和其他村民的福祉”,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叶文德作为一个乡村的党支部书记,虽然具有高中文凭,但是在本文中体现出的对政治历史问题的洞察能力是令人吃惊的。也许正是几十年的政治现实的浸染,以及自己一生的人生经验,使他能够看到当时的许多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叶文德在评价解放后打破原有的乡村统治结构,将贫农提拔为干部这个政策时曾说到:“不。出问题的不只是政策而已,有时候我会怀疑我们的政府要将农民分为不同类别,要搞阶级斗争,到底是不是一种基本上的错误。人本来就生而不平等: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勤快。如果我们处罚那些工作勤快、积存财产的人,奖励无能或是懒惰的人,就等于在传递错误的信息给下一代......所以,你看,问题不止出在政策上,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更深:这关系到一个人怎样看待这个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社会不能建立在相互仇恨的基础上。而强调阶级差异却正好鼓励大家相互仇恨。”(本书P42) ——在这里,叶文德已经看到建国史中那种不顾真实状况,搬弄共产主义革命逻辑对地主、乡民进行毫无人道的斗争和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仇恨。他明白煽动起这种相互的仇恨,事实上破坏了农村得以运行的正常秩序:惩罚付出和努力,并在政治斗争中不断颠覆农村政权,只会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后来的灾难埋下隐患。他应该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革命逻辑是共产主义政党夺取权力的策略,也是其内部政治斗争的副产品。
又比如,在大跃进之前,经历政府激进的集体化政策后,农民们进入人民公社工作和生活。大跃进到来后,通过土法大炼钢铁,农业生产荒废;政府又颁布规定推行“科学耕作”(实际上是不断增加种植密度),使收成大幅降低。大队和生产队受到上级压力,捏造不实数据呈报上去,公社和县政府根据这些数据下达无法完成的收购指标。叶文德对此评论到:“回顾这几年,我觉得真是好笑。顶层的人,欺骗群众、误导群众,群众再欺骗上级,上级再反过来,根据这些虚假报告来订定新政策,一旦些微事实刺穿这个涨满空气的政治神话,这个邪恶的循环随时都可能爆炸。”(本书P58)——叶文德看出了这个过程的虚伪,也说明农民和各级政权并非不知道这种虚伪,只是都迫于政治压力而不敢说破,只好等乡村出现大饥荒,终于为时已晚。叶文德甚至说到:“我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为疏失而起,接下来这二三十年,全国各地都饱受饥饿之苦,毛主席要对此负责。”
再比如,叶文德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本有机会调进城市成为国家干部,但文革中因为刘少奇被打倒,因此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遣送回村。叶文德感慨地说到:“作为旁观者,我开始了解并且欣赏中国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它总是以时兴、理想化,又简单明了的口号为包装,由几个政客点燃青年心中的热忱。那些空洞的目标不过是幌子。政治运动不过是贪婪的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而年轻人未经深思,被高层人士提出的理想化的幻影所迷惑,为了追求毫不实际的目的,青年人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于生命。我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和不可理喻,不禁怀疑自己从前参加运动时是否也未经深思?所以我开始自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本书P95)——可以说,叶文德这段话代表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也折射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变化。人们在反复的政治运动中开始察觉这一切的荒谬性,虽然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高压下仍无法摆脱,不过内心已经开始厌倦,文革作为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顶点,已经在众人的怀疑中开始走向结束。从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的变化,已经可以体味到整个国家走向实用主义的前兆。
再比如,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掌权,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那时的叶文德已经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顶住压力开始在大队进行改革,实施红利制度,提高效率;并且让村民自己选举生产队队长,结果选举后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变成了党外人士。此时,叶文德说到:“这样的结果,我并不觉得意外。事实上,这样的发展相当自然,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本身。党在遴选新血之时,挑的是忠贞、听话而且没有想象力的人。这种人很安全,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个人野心,而且只知道小心地执行党的指示。但是,在遇到需要个人的自发性和创造力的情况时,他们便无法调适,所以这种人一定要换掉。”(本书P150)——叶文德的改革非常大胆且富有成效,是因为他知道农村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党的组织原则非常严密,一直深入到乡村基层政权,以确保党的意志和政策的贯彻,而这种组织原则,实际上使乡村政权充满了叶文德所描述的这一类人,他们的平庸难以保护农村不受政权的伤害,难以带领农村取得突破,难以改善农民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政权的传声筒和执行棍。叶书记敢于顶住压力进行改革,体现着他的经验,也体现着他的远见,因为他已经知道改革开放开始后,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后来的发展印证了他这一点,政治上的变化使他免于了闯祸的危险。
当我们重新思考叶文德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叶文德之所以能得到这些认识,是因为他是政权和乡村的过渡、媒介,一方面他受过系统教育,也有比较坚定的集体主义信仰,因而他能够理解制度和政策的含义。另一方面,他作为党的基层领导,非常清楚哪些制度和政策在农村中引发剧烈的冲突和严重后果,并且能在这个过程中明白问题的根本所在。他自觉地保持中立的态度,并能够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努力,这也是他能够广受支持的原因。
叶文德有惊人的勇敢,敢于创新和改变,不断推动着林村的进步。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利用自己曾经积累的社会关系带领大家开办工厂积累财富,为村里建立集体的医疗保健系统,协调村中利益冲突,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种无私。
然而叶文德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他在乡村中扮演着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角色,在他眼中普通村民是短视、无知且惯于忍耐的。因此,他的许多手段都带有强制和专断的色彩。他曾说到:“农民就像牛一样,一旦他认为事情无法避免而加以接受后,你就可以把开口束得一次比一次紧。他们一开始会抱怨,但后来便会向现实屈服。”(本书P198)这种权力并不是特例,书中写到“一般而言党支部书记在他的管辖区内,权力不受节制。如果干部没有良心又不廉明,要滥用权力贪污而不被知道并不是难事”,“说老实话这个镇的18个大队支部书记大部分都贪污腐败,利用公权,将公款盗为己有”。(本书P214)
可以说,林村在这艰难的几十年中能够有叶文德来当领导者是幸运的,叶文德利用自己的能力为村民谋利,却没有用自己的权力来侵害乡村。本书结尾魏捷兹写的评论中说“无论中国经历多少荒谬的政治运动,政治狂热对人性造成多少伤害,造成多少人的自私、冷酷无情和倦怠,但仍有像叶文德般能够思想、反省,为着再创生机而努力的个人(无论为的是个人还是集体)。”(本书P261)——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这本以叶文德为主线的书最终展现了清晰的理智与可贵的人性。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理智和人性在那段历史中的作用有限,叶文德的特例并没有消解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们,特别是农村的人们被强加的苦难。同时,也无法许诺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下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法抵消同样由此带来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侵害,更何况前者还在不断瓦解。
弗里德曼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中国乡村都有一个“叶书记”,更不能期待这个体系不同权力层次上的“李书记”或“张书记”,根本的变革是寻求整个制度的改善以及每个个体的理性与人性的觉醒。
林村的故事讲述了林村的某种幸运,却折射着更多更大的不幸。我们注目这份不幸中的些许幸运,是希望从中发现一条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参考资料:
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
徐平、包路芳,2003,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 《广西民族研究》
石奕龙,2003,书写文化与真实——《林村的故事》读后 , 《民族研究》
周孜正,2003,当代中国研究里一只"冬日的烤红薯"——试读《林村的故事》 , 《社会科学论坛》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http://bbs.tsinghua.edu.cn/pc/pccon.php?id=3448&nid=71419&tid